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有着极大的流动性：当沃尔玛称雄于零售业时，亚马逊的贝索斯大学还没毕业；当美国政府指控微软搞垄断时，脸书还没有问世。

姚晨

1928年末，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写了一篇短文，题为“经济发展为我们的后代创造的可能性”。在这篇展望未来的文章中他大胆地预测，一百年后，即2028年，欧洲和美国的生活水平将有大幅提升，以至于大家不必再疲于奔命地去赚钱。凯恩斯还预测“我们的后代”每天工作的时间大约在三小时左右，而即使这么短的工作时间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劳动力的供应仍会超过实际的需求。

今天，我们离凯恩斯预测的2028年只有10年之隔，但只要稍稍回顾一下近90年的发展，几乎无人胆敢做出像凯恩斯那样的大胆的预测。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不仅没有在向“闲着没事做”的方向迈进，而是越来越疲于奔命。

在现代社会，标榜自己很忙早已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Ann Burnett是北达科他州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她通过分析自己收集的50年来美国人在过节时给亲朋好友的信件发现，信中彼此祝福的文字越来越少，而谈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是多么地忙碌的文字有增无减。“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忙故我在”。

有几位经济学家在书中指出凯恩斯对人的本性把握不准：他假设人在物质和体验上的追求是有上限的，而事实证明人的欲望是节节上涨的。在经济学家Gary Becker和Luis Rayo看来，人天生无法得到满足，在新的目标达到后，他们又会去追求新的刺激。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看来，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在1970年代，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每年平均的工作时间差不多，但后来，欧洲人开始更注重享受闲暇，以至于到今天，美国人每年平均比英国人多工作140小时，比法国人多300小时。

美国人类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David Graeber也注意到了凯恩斯对未来的预测与实际相差甚远，但他认为，现代人比以前更忙是因为一大批没有意义的工作被源源不断地创造了出来，他称此类工作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他充满怜悯地写道，欧洲与北美越来越多的人每天都在非常痛苦地干着这种可有可无的工作。

在Graeber的眼里，在田里和工厂里劳作的人干的不是狗屁工作；像他那样在大学里教书的教授干的也不是狗屁工作。真正的狗屁工作是在二十世纪兴起的那些与日常事务管理有关的工作。他写道：“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服务业的膨胀，不如说是日常事务管理人员的急剧上升。这些人从事的行业既包括诸如金融服务和电话推销等全新的产业，也包括了公司法律事务、教学和医疗管理、人力资源、公关等行业史无前例的扩张。”

因为这些工作的收入并不低，Graeber发现自己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以利润和效率至上的私人公司会创造这些让人无所事事的岗位？他写道，虽然公司每次裁员都会涉及一线员工，“但不知什么原因，那些按月拿工资的文员们却是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虽然表面上是每周在干40-50小时的活，但实际的工作时间就像凯恩斯预测的那样只有15小时左右，因为他们其余的时间是浪费在参加励志的讲座、更新自己的脸书简介和下载娱乐视频上。”

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互利的自由交换的话，那么Graeber则认为左右目前社会的是掌握1%财富的那些人：他们尽量压榨出卖体力的社会底层，而同时养了一大批向自己看齐的中层管理人员，目的是保持现有的金融和社会体系。

但Graeber笔下的欧美社会只不过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所做的隔靴搔痒般的观察。他描述的那种固化的商界与以加速度变化的实际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有着极大的流动性：当沃尔玛称雄于零售业时，亚马逊的贝索斯大学还没毕业；当美国政府指控微软搞垄断时，脸书还没有问世。其次，就像财富的顶层缺乏稳定性一样，公司白领早就抛弃了自己能有一份干到退休的工作的幻想。我接触的商界人士都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每个人都是可被替换的”，随时为自己被裁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一点，在科技发达的社会，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还敢号称自己有着前途无量的未来，这也意味着每一个当下的职位都有着被未来消除的危机。即使一个公司派你去参加励志的讲座，其动机并不是为了填满你的空余时间，让你不去造反，而是让你在工作上更有效。

Graeber在谈“狗屁工作”时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公司律师。我们其实不必花篇幅讨论公司律师有没有用，我们也不必讨论是不是所有的公司律师都是像他描述的那样痛苦无比。我们只要问假如没有公司法律师，一切会怎样，答案就自己揭晓了。他说自己一位朋友因为讨厌做公司法律师而辞职了，为的是能自组乐队，专心玩音乐。但几年后，这位前律师抱怨没有人花钱买票听他的乐队创作的音乐。我想问，这位前律师是否意识到他的最大乐趣不仅是玩音乐，而是让自己的音乐加入市场交换。别人付费打赏不仅表示欣赏，也是他继续玩音乐的经济基础。也许他的乐队需要推广，这意味着他应该聘请一位干“狗屁工作”的公关能手？

（作者系耶鲁大学社会学硕士、杜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