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依农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及收藏界对清凉寺汝窑面貌的认知经历了清晰——模糊——重建——新发现的几个阶段。

今天来看，北宋清凉寺汝窑的整体面貌大体清晰，金代清凉寺汝窑的面貌也在逐步清晰之中，这是自清凉寺汝窑遗址发掘后数十年来，无数文物学者辛苦劳动和不懈探索的结果。然而仍有一些海外藏器，因相关信息过少而被“张冠李戴”，明珠蒙尘。在信息发达的当下，有必要对于一些海外藏器重新审视，重新判断其窑场归属。

本文拟列三例尚被判断为或耀州或高丽的青瓷器，两例来源于玫茵堂收藏，一例来自于大英博物馆的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旧藏。依据清凉寺汝窑遗址所发掘得的资料，从造型、胎釉、纹饰与烧制工艺等多方面详加探讨，求明其性。另列一例被判断为汝窑但其身份可疑的青瓷器，来自于中国嘉德香港的拍卖，亦做详细讨论。

一、拨云见日

1.玫茵堂藏器

玫茵堂藏两例灰蓝釉器，收录于《玫茵堂中国陶瓷》（《Chinese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CoLlection》）第三卷第二册，皆被德国学者康蕊君先生（Regi_na Krahl）断为五代耀州作品。一例圆口钵（图一），图号1469[1]，购于巴黎东方青铜器公司（Oriental BronzesLtd.），其土脉薄，钵口修尖，口沿釉微下流，隐露灰黑胎色。器壁下斜收，底部满釉支烧，釉质乳浊，釉色灰蓝，全器光素无纹，口径18.6、高6.7厘米。

另例为莲瓣碗（图二），图号l470[2]，购于纽约蓝捷理古董行（J.J.Lally&Co.;），此碗口外敞，底部卷足支烧。碗壁薄韧，外刻莲瓣，莲瓣较为宽肥，刻划整齐富有张力。碗身施灰蓝釉，釉层相较前述钵例较薄，口沿与莲瓣纹饰轮廓处釉层略有流散，以致显露棕褐胎色，口径17.9、高7.5厘米。

纵观此两例，器物状态较为一致。总的来说，其釉质、修坯、足部的处理与烧造方式以及造型、纹饰风格，皆不同于五代耀州窑产品，而具有北宋清凉寺汝窑风格。康蕊君先生虽将其定为五代耀州，但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各自的相关讨论中提出，如前者圆口钵被认为：

“它的釉因为埋藏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沁损，但部分风采仍存，质地光滑明亮，并令人联想到‘汝窑。”[3]

而对后者莲瓣碗的风格问题指出更具体：

“开片釉，器足的起源和烧造方法都使人非常直观的想到‘汝窑。”[4]

总而言之，两者所展现出的形制与風格皆与五代耀州窑作品相去甚远，各方面都十分倾向于北宋清凉寺汝窑。然而检阅世界范围内的公开传世汝窑作品，并无同类器可资比对，那么，在清凉寺汝窑遗址中是否出土过同类器呢？

答案是肯定的。查阅2008年出版的清凉寺汝窑遗址发掘报告《宝丰清凉寺汝窑》，内有相关线索。该书较为全面地梳理、展示了清凉寺汝窑遗址第五次至第八次的发掘成果，其中在第四章《遗物》内关于“钵”的一节，展示了共两型九种汝窑瓷钵，并有如下介绍： “钵，占汝窑出土瓷器中的2%左右，皆模制，弧腹，隐圈足，满釉支烧。器表常见的有莲瓣纹和水波纹，器底内绝大多数模印有龙形图案，也有器内外素面的，依据口沿的不同，分为二型。”[5]

两型分别是A型敞口钵与B型敛口钵，其敞口钵型中有一种素钵与玫茵堂例相类： “标本C2：845，腹较浅，底面上残存2个支钉痕。内沿下饰两周凸线纹，器内外素面，从局部看应为天青釉，无开片。口径19.8厘米，底径9厘米，高7.4厘米。（图六七，5）”[6]

对照相应线图（图三），可发现二者的器物造型基本吻合，且通过文字描述可知烧造方式也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提到的“内沿下饰两周凸线纹”，玫茵堂藏钵的内口下亦有线纹，因釉层覆盖而显得不甚清楚（图四）。这些细节性的对比，说明无论是从器物造型、烧造方式还是具体的器物装饰上，二者都基本一致，只是在尺寸上相较更小一点。

此外，玫茵堂藏莲瓣碗的同类器亦在清凉寺汝窑遗址中有所发现，出土量较少，被编为F型敞口浅腹碗中的f亚型： “Ff型：模制，出土数量较少。标本C2：876，残。裹足，满釉支烧，圈足底面上有5个支钉痕。器表模印双层仰莲，淡天青釉，有开片，不明显。口径16.8厘米，底径6.8厘米，复原高6.6厘米。（图五0，5）”[7]

对照线图（图五）可知两碗的形制与纹饰基本吻合，莲瓣的宽肥风格统一，双层莲瓣的布局与莲瓣之间的构图比例也基本一致。只标本C2：876相较玫茵堂藏碗少莲瓣内部的中心线，且莲瓣为单层轮廓线，其尺寸较小于玫茵堂藏碗。另在报告彩版中有同一地点出土的同一器形标本，因信息量相对较小而未绘线图，编号C2：877，为莲瓣纹的底足。对比发现两者的底足特征、支钉痕形态也基本一致（图六）。

通过这些细节上的比照，可知玫茵堂所藏两例青蓝釉器的造型、修坯、装饰和装烧手法、支钉形态与汝窑产品基本一致。

器物造型的问题解决了，再来看胎釉的情况。为何玫茵堂藏器的釉质与普通汝窑器有着明显的直观差别？实际上这是由于釉料配方与烧造温度、埋藏情况三方面所共同决定的。

玫茵堂器的烧成温度较低，使得釉质较混浊，结构相对松散，且应曾经掩埋地下，受到沁蚀。但这种沁蚀情况相对少见，推测是水沁所致，保留了一定釉光并改变了釉色，最终形成了这样蓝灰泛白的状态。这在清凉寺汝窑遗址采集的标本中也有发现。如发掘报告彩版九二所示汝窑洗，编号Y5：5（图七），其釉质釉色就出现了灰蓝泛白，质地较软的情况。

北京泓社藏一例汝窑碗标本（图八），亦是如此面貌，其口沿的流釉与灰线与玫茵堂藏钵情况一致，釉的面貌也很相似。其胎体棕褐色，此是因为烧造温度较低，胎土中的铁氧化所致。这也就解释了同样情况的玫茵堂藏碗缘何出现棕褐色的口沿与莲瓣轮廓。

历史上汝窑整器的出土绝非罕事，实际上今日所谓“传世汝窑”也应有一部分器物是历史出土而后流传的，但现在多数已经难以分辨。如见明人王雄修、承天贵纂《汝州志》卷二“古迹”汝窑条：“汝窑，创世无考。……窑已就废，但居民间于地中偶尔掘得，颇以为珍玩焉。”[8]

另见清人孙灏（曾任河南督学）咏汝窑的诗中有“皿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烂泥土求精好”[9]两句，也说明了历史上汝窑的出土。

综上所述，玫茵堂所藏两例灰蓝釉器从造型、胎釉、装烧方式以及装饰风格等多方面，都符合清凉寺汝窑，应属该窑作品，时间在北宋，并非是五代耀州窑产制。2.大维德基金会旧藏器

大英博物馆藏一例青蓝釉器，编号PDF.59（图九）。该器被认为是12世纪高丽青瓷作品，其原属大维德基金会旧藏，据希丽雅（Sheila YorkeHardy）在1953年的记录，此洗原属约翰·普拉特（John Platt）旧藏。

实际上此洗从造型、胎釉、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是十分典型的清凉寺汝窑器物，釉色青蓝开冰裂片纹，釉面有灰黑色的土沁痕迹，这在河南出土的清凉寺汝窑瓷器上经常见到。圈足部分有缩釉，器口不平整。卷足支烧，是标准的清凉寺汝窑风格。

虽然支钉色白且支钉痕迹较大（图十），但这并非是高丽青瓷所使用的硅石支具。清凉寺汝窑的支钉痕迹多数较小，部分质量较重者则痕迹较大。但也有部分盘、碗类的作品有着较大的支钉痕，这是在摘取瓷器的过程中，支钉断位较低或支钉偏斜的原因。大英藏洗共五枚支钉痕，黑色编号右上方处的支钉痕较为细小，是正常尺寸，这就足以说明该洗的支钉使用并无特殊，只是在支烧或者摘取的过程有些技术意外。而支钉色白的情况在清凉寺汝瓷中是极为寻常的现象，如见发掘报告之彩版九五所录残洗，编号IT65③：27（图十一），即为白色支钉。至于支钉痕较大的情况，则可见报告之彩版六四（C2：788）汝瓷葵口碗（图十二）、彩版六九（T29③：104）汝瓷撇口碗与彩版一四O （C2：888）汝瓷敛口盏（图十三）。

该洗釉质尚可，但烧造不平且有釉面瑕疵，可能曾经是选退品，后被掩埋。这与1986年由宝丰县陶瓷工艺厂王留现先生在清凉寺采集到的一件汝瓷洗（图十四）情况相似。此洗亦是烧造不平，釉质颜色不均匀，冰裂纹，足部有缩釉。釉质表面沁蚀痕迹明显，余下釉面较光亮。

对比两洗（图十五）可以发现两者面貌基本一致，判断为同类器，即清凉寺汝窑作品。

二、水落石现

那么，即有身为汝窑而未被识者，又是否有并非汝窑而冠为汝窑者呢？

2013年4月5日的中国嘉德（香港）公司推出的“观古瓷器工艺品”专场中，释出一例青瓷盏托（图十六），Lot：414。该例盏托原自日本藏家，附日式木箱，箱盖上书名“高丽青瓷”，拍卖方承袭了这一说法，在专场图录中标为“12世纪高丽翡色青瓷五瓣花形盏托”。但在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淡含蓄 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展中的“传世汝瓷一览表”内，该盏托被断为汝窑瓷器，并随后收录于《汝瓷雅集 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窑瓷器荟萃》一书。2015年11月号的《紫禁城》杂志也刊登了汝瓷一览表，录在《“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导读》 -文中（图十七）。

此盏托为典型宋式盏托样式，清凉寺汝窑有同类作品，今存世三例。两例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其中一例为哈里·戛纳爵士（Sir HarryM Garner）旧藏，编号1971，0921.1（图十八）。另一例原为大维德基金会旧藏，编号PDF. 81（图十九）；又一例藏于美国弗瑞尔艺术画廊，编号F1937.17a-b（图二十）。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发掘中也出土过此种盏托，相关情况记录在第四章《遗物》内之“盏托”条，被编为C型“花盘型盏托”：

“C型：花盘型盏托。出土数量极少。有垫烧的，也有五支钉支烧。标本C2：889，花式盘上翘，盘正背面分别凸起五条曲线纹将盘面等分，上呈托腹与C型直口盏接近，底部和圈足相通。高圈足外撇，圈足着地面上有5个支钉痕。青绿釉，通体布满细密开片。托口径7.3厘米，盘径16.4厘米，圈足径7.2厘米，通高6.8厘米。（图六六，10；彩版一四七）”[10]

此盏托制作相对精细，釉色青碧，直观上确实具有浓厚的汝窑风格，但将其与存世三例汝窑花式盏托仔细比照，则可发现诸多区别。

首先，三例馆藏汝窑盏托的造型基本一致，皆是高圈足，托盘边沿上翘，托腹与托盘相接处些许内陷。而比对嘉德拍卖一例则可发现在造型上主要有6处不同：

1.香港嘉德拍卖一例圈足较馆藏三例矮些。

2.托盘宽平硬板，口沿无上翘，不若馆藏三例之微翘曲劲。

3.托盘上每瓣花瓣的外曲线内凹曲度相比馆藏三例及清凉寺出土品的内凹曲度更大。

4.托腹与托盘相接处也更为直接，腹底内收度更小。

5.托腹与托盘的比例亦与馆藏三例不同，其托腹相对更宽，托盘显得更窄一些。

另外，香港嘉德拍卖一例在制坯上也相对粗率，造型把握较汝窑器稍差。在花口曲線纹的制作上，也有不同，馆藏三例及清凉寺窑址出土品的曲线纹俱为模制，等分匀称，曲度一致，所模线纹凸起饱满，宽窄均匀一致。而香港嘉德拍卖一例则疑似以工具剔刻而出，曲度有变化，线纹凸起亦不够饱满有力，曲纹制作上也稍显粗糙，同一前后宽窄有少许差异（图二十一）。总而言之，香港嘉德拍卖一例青瓷盏托的曲线纹制作比较馆藏三例汝窑盏托显得柔弱粗疏一些。足部刮釉支烧，控釉稍显不稳，馆藏例中弗瑞尔美术馆藏例及大英博物馆戛纳藏例二者为刮釉垫烧，相比之下，香港嘉德拍卖一例控釉较差，足部处理也不够细腻。

再看青釉。香港嘉德拍卖一例釉质清透，颜色浅碧，釉内气泡密集，玻质感较强，与传统清凉寺汝窑釉质不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清凉寺汝窑也有部分产品具有前述香港嘉德拍卖一例的特征，但总体质地不同，两者仍具有较大差异。这一点上文字无法准确完备的表述，但观察对比便可得知。

笔者认为，香港嘉德拍卖一例盏托应是高丽青瓷中与清凉寺汝窑器最为相近的一类，无论是造型、釉质还是在烧造方式上，都与清凉寺汝窑十分相类，是高丽青瓷学习清凉寺汝窑的集中体现。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四例高丽青瓷，其中长颈瓶一例（N0.00186：图二十二）、纸槌瓶一例（N0.00213：图二十三）及莲花温碗一对（编号：N0.02594，图二十四），皆极类汝，与嘉德拍卖一例盏托的釉质相近。尤其一对莲花温碗，与嘉德拍卖一例高度类同。

这种极度类汝的高丽青瓷在高丽青瓷中属于最精细的一类，主要以造型和釉色取胜，是学习汝窑最成熟的品种，并在其上有一定的原产国风格。虽然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总体制作次于清凉寺汝窑，但仍具有极高的美学和文物价值。康蕊君先生在2017年发表的《传世汝官瓷通考》一文中也持相同观点，将此例盏托定为高丽青瓷而剔出《现存传世汝官窑器名录》：

“北京故宫博物院近期出版专著（北京，2015年，页260-305），以上列著录为基础，增添多件馆藏汝瓷，其中多数于1923年大火中受损，因而早年未曾著录出版。此名单共录全球90件汝瓷，但其中四例应可剔除：北京故宫2001年购藏之一件鹦鹉形残片（北京，2015年，图41）；一件采集自宝丰清凉寺后捐赠予上海博物馆之笔洗，该洗为汝官窑遗址地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促成了后来的发掘（北京，2015年，图42）；广东省博物馆藏一件浅盘，乃破片重建而来（北京，2015年，图54）；还有一件盏托，著录为高丽青磁，而非汝瓷（香港嘉德2013年4月5日，编号414；北京，2015年，图90）。”[11]

三、撷珠入匣

除却上述四例“汝窑的误判”外，本文拟再补两例身份已得广泛认同却未列于北京故宫“传世汝瓷一览表”及康氏《现存传世汝官窑器名录》中的汝官窑器。

其一为前文曾引之美国弗瑞尔艺术画廊藏汝窑青釉花口盏托，高6.7、直径16.6厘米。该盏托为查尔斯·朗·弗瑞尔（Charles LangFreer）捐赠于1937年，原购自卢芹斋的古玩公司（C.T. Loo&Co.;），可能曾经属于清官旧藏。

该器与其他传世汝窑瓷器较为不同，通体为青绿色釉，这在今天的存世汝窑器中是十分少见的。但在清凉寺汝窑的生产中，青绿色釉并非罕物，录于发掘报告的即可见多例，如发掘所得同造型盏托C2：889即为青绿釉，录于彩版一四七（图二十五）。另外如彩版一一六（T28③：37）汝瓷龙纹盒盖（图二十六）、彩版一四五（C2：824）汝瓷板沿盏托（图二十七）及彩版一四六（C2：954）汝瓷圆盘盏托（图二十八）皆为青绿色之样貌。

其原因除却釉料配方上的差异外，主要是因为烧成温度相对较高且熄火降温速度过快所导致的。汝窑青绿釉有着十分繁多的面貌，弗瑞尔馆藏器的釉质清润，呈半乳浊结构，有开片，釉面不平，多橘皮痕，侧光而观，若波光潋滟，与前引C2：824的釉质观感较为相似。

此外，该盏托与大英所藏两例花口盏托在造型上十分一致，几无差别。刮釉垫烧，与大英博物馆戛纳爵士藏例相同，釉质上亦与戛纳爵士藏例有近似之处。总而言之，其汝窑特征极为显著，汝窑身份毋庸置疑。

另一例为英国布里斯托城市艺术博物馆所藏汝窑天青釉碗，馆藏编号N2535（图二十九），来自于席勒（F.P.M.Schiller） 1946年的遗赠。其曾经参加过1935年在英国伦敦的中国艺术博览会，展览号952。薄口，弧腹，矮圈足，刮釉垫烧。通体施天青釉，有细碎开片，开片较浅。釉色十分纯正，颜色均匀，其净若如洗蓝空，雨后天青。釉光莹润滋媚，温蔼动人，令人难忘。

惜有局部土沁，土沁层保留未清洗。此说明该碗或是民国时期出土品，故是否能算入传世汝窑器之中尚需商榷，仅拟暂补于此。清凉寺汝窑遗址曾出数型此类敞口浅腹碗，编为F型，下分六个亚型。布里斯托馆藏例器壁较薄，圈足较小，或与Fd型相类，惜因缺乏具体参数，而暂时难以确定，但基本可以肯定在Fb、Fc、Fd三种形制中。彩版七五（T9Jl：9，图三十）及彩版七六（C2：747，图三十一）汝瓷Fb型瓷碗、彩版七七（T29③B：133，图三十二）及彩版七八（T29④：18，图三十三）汝瓷Fc型瓷碗与彩版七八（C2：727，图三十四）汝瓷Fd型瓷碗五例窑址出土器可兹参照。该碗的汝窑身份显而易见，同样毋庸置疑。

此两例尚待增入汝瓷统计表之中。

四、一个延伸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一例青瓷平底盘，编号TG-2923（图三十五），高2.0厘米，口径13.5厘米。该盘长期被视作为五代耀州窑产品，曾录于1997年日本出版《耀州窑：中国中原c二辜U与L、允名窑>（图三十六）一书，图号17[12]。

此器满釉支烧，支钉痕色白且做细小圆形，不同于寻常五代耀州风格。此外器物造型与釉质效果也于五代耀州有所不同。这种造型盛行于宋金时期，是作为宴席中放置在主客面前盛放果品点心类的器皿。清凉寺汝窑曾生产过一定数量的此类平底盘，如见发掘报告彩版八八所录两例标本残件C2：673（图三十七）及C2：184（图三十八）。然东京馆例的修坯与造型较清凉寺汝窑有些不同，但更不同于五代耀州窑作品。

汝州张公巷汝窑亦生产过类似平底盘，如见《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中所录一例[3]（图三十九）。虽然造型上也有很大不同，但张公巷汝窑部分产品的釉质与东京藏例相近，且支钉形制接近，故此处暂否去其五代耀州身份，拟推测为汝州张公巷汝窑产品，然缺少更多坚实的证据。

2017年汝州张公巷汝窑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掘，据相关人员称其成果丰富，极大的扩充了对于张公巷釉质种类和造型品种的认知。是以应待此次发掘结束，发布发掘成果后，再行比较验看，以确定其究竟是何窑产制。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玫茵堂藏两例灰蓝釉器及大英博物馆藏例青蓝釉器皆应属宝丰清凉寺汝窑作品；而嘉德拍卖所释青瓷花口盏托应确属高丽青瓷作品；美国弗瑞尔艺术画廊及英国布里斯托城市艺术博物馆藏两例汝窑器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一例青瓷浅碟的窑口身份需重新认识，推测为汝州张公巷汝窑作品，尚待更新的考古资料来验证。

而清凉寺遗址所发掘出的汝瓷遗物，正是最为坚实的判断材料与依据。通过详细比对，即可对一些曾经身份暧昧的器物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极大量的材料，获取了极丰富的信息，这是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所得來的珍贵成果。在此，向相关考古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3]康蕊君（Regina Krahl，德）：《玫茵堂中国陶瓷》（《（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Meiyintang Collection》）第三卷第二册，第467页，图号1 469，伦敦，1 994 201 0年。

[2][4]同注[1]，第468 469页，图号1 470。

[5][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第四章《遗物》，第1 01页；线图，第102页，图67，大象出版社，2008年。

[7]同注[5]，第77页；线图第78页，图50，大象出版社，2008年。

[8]（明）王雄、（明）承天贵：《汝州志》，卷二“古迹”，宁波填一个藏明正德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 983年。

[9]（清）白明义、（清）赵株成：《汝州全志》，卷九“古迹”，清道光二十年刻本.1 840年。

[10]同注[5]，第99页；线图第1 00页，图66，大象出版社，2008年。

[11]康蕊君（Regina Krahl，德）：《传世汝官瓷通考》（《The Worldwide Patrimonyof Heirloom Ru Official Wares》），录于香港苏富比，《俊雅清凝 乐从堂藏宋瓷粹珍》.201 7年。

[12]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耀州窑：中国中原汇辜U与L、允名窑》，第19页，图17，1997年。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第1 22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