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锦茹　许昕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申报·自由谈》所刊登的民国词作进行整理研究，结合该副刊的编辑群体和作者群体，试论其风格流变原因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 《申报·自由谈》 民国词 编辑

在谈论近代中国文学时，《申报·自由谈》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资料，有一大批重要的进步作家以《自由谈》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创作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品。谈到民国时期传播进步思想的刊物，最先提及的往往是《新青年》，但是我们应认识到，《自由谈》是《申报》的文艺副刊，《申报》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报纸，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传播范围还是影响力度都是远远大于其他报纸刊物的。本文旨在研究《自由谈》上选刊的民国词作，探寻此种旧文体在“新”社会所体现的时代意义及局限性。

1.《申报·自由谈》刊登词作的题材类别

《自由谈》中刊登的词作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的词作类别，送别、山水田园、怀古（咏史）、咏物、和闺怨等古代词作中主要的类别都有涉及。

咏史作品包括《和王彦卿吊战场原韵》、《菩萨蛮·扬州怀古二闵》等，但是可以发现，咏史怀古之作在《自由谈》所占的比重是少之又少的，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此类作品在《自由谈》中几乎绝迹。与之相对的是，送别、山水田园、咏物、悼亡、行旅之作则数见不鲜。《自由谈》中刊登的送别诗有《前调白门送别》、《玉树后庭花·秋江送别》等，咏物咏怀词作在《自由谈》中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浣溪沙·思秋》、《浣溪沙·怀人》等大量词作都为这一类作品。

此外，闺怨、艳情等主题的词作在《自由谈》中也多次出现，但是创作闺怨词的主力军并非是女性作者，例如《清平乐·闺情》和《虞美人·闺怨》就分别是由蝶仙、金诵闻所作，这与词作大盛的宋代初期，由男性词人代女性立言倒是一脉相承的。艳情词在《自由谈》中也十分常见，《洞仙歌艳情三首》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自由谈》中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品类型，其中包括赠别词，如《选冠子赠韦伯学使》；大量的唱和之作，如《洞仙歌和友人纪恨三阙》；还有一类较为独特的词作是集前人词句所得，例如《清平乐集成句》、《破阵子集成句》等。在《自由谈》所刊登的词作中，数量极多的就是题词，或是题图画如1917年一连刊登的12首《题画屏秋思图》，或是题扇面如《洞仙歌题小翠画扇》。作为一个营利性报刊的文艺副刊，《自由谈》中刊登的词作还有相当的部分是拟定题材或词牌并面向社会的征稿，往往是几首连载的用韵相同或内容一致的词作。

在《自由谈》中，因为早期的编辑人员大力提倡，关注现实民生、吟咏时事的词作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王钝根时期此类作品有所表现，到了后期就销声匿迹了，当时中国处在大变革时期，关注时事的作品如此之少的原因也是可以推测的。

2.编辑群体的变动与选刊词作的风格转变

总体归纳划分，民国词坛主要出现诸如社团型、期刊型、地域型、学院型、阵营型等词人群体。其中期刊型词人是以各种文学期刊为中心聚集起来的词人群体，这种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以词社的社刊为中心者，另一种则没有具体的组织，而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邮寄词作、刊刻作品的形式汇集词人，此种类型的群体通常分为编辑群体与作者群体两部分。

我们不妨用这个划分标准对《自由谈》中涉及的词人群体进行简易的归纳划分：这类词人群体属于期刊型词人群体，没有具体的组织，而是以刊物为中心匯集，例如瘦蝶、东园等长期供稿的专栏作家。《自由谈》中编辑群体多为当时的文化名人，例如王钝根、周瘦鹃、黎烈文、王任叔等主编、编辑，他们或为书法家或为小说家，在文艺思想倾向上都具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与社会色彩，这对《自由谈》历年是否选刊词作、选刊的词作数量风格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编辑群体中，主笔王钝根在任期内使得1912年-1915年的《申报·自由谈》所刊登的各式文体都充满了对道德名利与政治局势的思索探究，从词作上来看不乏政治隐喻的题材。在王钝根所著的民国三部奇书之一《百弊放言》前言中他如是说道：“予一介贫士，恨不能转移时势，然有掬诚忠告之言，愿为洁身自好之士进一商榷。”他追求的“转移时势”对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先兆。在1912年1月2日发行的13967-0期中词人铁耕的《和王彦卿北伐军行原韵》中写有“寰宇唱共和”“蕴蓄自由魂”等词句，这都体现了当时政治形势在文艺作品内容与思想上的映射。

自1920年起，周瘦鹃始担任《自由谈》编辑，此后直到1932年《申报》革新版面，《自由谈》编辑由黎烈文接任时止，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周瘦鹃全面负责《自由谈》编务。这十二年间词作刊登数量较于一十年代大大减少，保持着低数量，但是在周瘦鹃的任期内，《申报》里充满了自由的风气，报刊品质较以前有一定提升。周瘦鹃作为当时的文化名人请到一些在词学研究上颇有资历的老先生来做有关于古典词的论说，填补了词学评论的空白。例如晚清著名词人况蕙风于1924年-1926年间在《申报》上辟有专栏“餐樱庑漫笔”，并断断续续在《自由谈》上刊载词学问题与词学理论。

在《自由谈》历任主编中1932年上任的黎烈文成就尤为显著，他以激进的编辑方针，团结了鲁迅、茅盾等一大批进步作家，《自由谈》面貌焕然一新，其选刊内容偏重杂文、短评等民主、自由言论，因此，在黎烈文的任期内，《自由谈》几乎没有刊登古典词作，只是在1933年有两篇关于“词的解放”的评论文章，迎合了当时全面解放的社会潮流。

3.《申报·自由谈》刊登词作与新文体作品的比较

民国时期用于传播先进思想的往往是杂文、小说、散文、新体诗、外国文学推介和文艺问题论著，诗词则是典型的传统文体。但是文体的新旧与其价值意义没有必然的关联，为了进一步弄清《自由谈》所刊登词作在当时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现将其中的词作与其他的新文体作品进行比较。

首先从宏观上来看，《自由谈》词作者中况周颐（蕙风）有较大的影响，与大多词作者使用笔名以致至今作者不详的情况相比较，《自由谈》中新文体作者的阵容可谓星光熠熠，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老舍、巴金、臧克家等都在《自由谈》中发表过优秀作品。其中鲁迅和茅盾两位先生的杂文更是一举奠定了《自由谈》的重要地位。

从题材类别上来看，正如前文谈及的，虽然早期有主编的大力提倡，但《自由谈》所刊登的词作中关注时事的作品并不多见，最重要的词作者蕙风以题画、咏物、赠酬为主。新文体作家，尤其是着力于小说、杂文创作的作家更是切中时事加以抨击，1932年鲁迅先生为揭露民国政府对日妥协在《自由谈》上发表的第一篇杂文《逃的辩护》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郁达夫于1933年发表的《一文一武的教训》更是鞭辟入里。词作虽然已经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了革新，但与新文体相比，在“新时代、新思想”方面始终有不足。此外，刊登词作中较为常见的咏物咏怀主题抒发的多是细微纤巧的情愫，与新文体文学作品关注和表现的主题相去甚远。

当然，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不能仅仅局限于主题和思想，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自由谈》所刊登的词作中，艺术上成就较高的就是况周颐所创作的三十几首词，格律严谨，在创作手法上堪称炉火纯青。除此以外，只有少数一些词作在艺术成就上值得称道。新文体在民国时期其实也只是草创阶段，有相当多的创作方法和思想都是正宗的“舶来品”，很多新文体作品仍有稚嫩和生涩之处，但是在《自由谈》所刊登的新文体作品中仍有大量作品可堪传世。以1932年林语堂所创作的散文《秋天的况味》为例，其细微动人之处不下于强调“炼字”的古典诗词。

4.结语

4.1词作风格流变的原因

唐弢在代序《谈谈〈申报〉的自由谈》中提出：“每个副刊都有自己的倾向，有倾向便有立场；为了团结作家，照顾《申报》的历史渊源，只要不违背这个起码的立场，文章便很容易在《自由谈》刊出。”这个道理不仅在于杂文，在词作领域也可见一斑。编辑主体在把控整本杂志倾向时，不仅仅考虑社会与政治，《自由谈》上刊登的民国词在一十年代得到了蓬勃旺盛的发展，而在之后杂文占据主流视线后，词作被编辑群体与创作主体不约而同地削弱了其传播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载体能力。

《自由谈》刊登词作数量在二十年代的锐减的确受到编辑群体的影响，但其中夹杂着社会、文化、思想多方面的冲击，这些冲击使得词要“解放”，人要“解放”词，词作风格也经历了从“寰宇唱共和”到“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相当快而迅速的，这不仅是由于编辑群体与作者群体的个人取向转变，与当时社会的思想控制与思想改造也密不可分。

4.2词作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及其局限性

《自由谈》选刊的大部分词作集中在王钝根任期内，当时正处于文学革命之前，进步人士纷纷通过革新已成熟的旧文体，表达对社会变革的呼唤，将政治隐喻融入诗词创作中，这样词这种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崭新的形象，一改先前纯表情达意的风气，展现了民国初期文坛积极求新的风貌和当时进步文人致力于将文学作品與时代要求相结合的创作原则。

《自由谈》虽然在近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但《申报》毕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报刊，所择取的文人、刊登的作品范围比较狭窄，吕碧城、胡先瑢、南社诸子等重要的民国词作者的作品并没有被包含在内，导致《自由谈》的词作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民国词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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