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敏雯

在新加坡参加2018AVPN（亚洲公益创投网络）的年会时，听到且聊到最多的就是“Impact Investment”（影响力投资），不仅NGO、NPO、基金会，还有四大、银行、全球顶级投行的代表都在谈论。一时间，Impact（影响力）和Business for good（立业为善）无处不在。

如果说社会问题都能用商业和金融的方式来解决，那大部分问题就不再存在。这时，你肯定会问，怎么用商业和金融的方式来解决公益范畴的问题？所以，我想专门讲一讲公益金融（Philanthropy Finance）里的影响力投资。

什么是影响力投资？

公益金融包括影响力投资、影响力债券、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社会企业、普惠金融等方面，是全球范围内公益慈善的最新观念和创新。公益金融的产生是和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关，也是公益发展的必然现象。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于2007年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影响力投资，简单来讲就是对社会做了贡献的同时又赚到了钱，所谓义利并举。它是一种对社会有正向影响，同时又获得收益的投资方式。

另外一个容易类比的概念是责任投资，对于许多投资机构，如何在投资行为中融入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的管理和标准，是责任投资的体现。这也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和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联合成立的PRI（负责任投资原则）所推广的。如果说商业是贪婪的，唯利是图的；公益是纯粹向善的，正念为先的。那影响力投资就是介于两者之间。有人会说这不是很鸡肋么？即没有符合商业机构赚取利润的目的，又逼迫充满爱心的公益使者去考虑赤裸裸的财务回报。

我想说，这是现实的世界，影响力投资是符合中庸之道的产物，它弥补商业社会还不愿触达，而慈善事业还没有能力解决的差距空间。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和商业向善的趋势，谁说这块鸡肋不能以加速度发展呢？谁说利义并举，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呢？

誰“炒热”了影响力投资？

大家都在谈影响力投资，我觉得这里面要把人群分一分，不同的群体对影响力投资的推动愿景和诉求都是不同的。大致可分为三波，Believer-Advocator-Maker：

1.最早提出和关注影响力投资的是一批欧美基金会。从基金会的角度来看，通过一种商业的手段可以扶持具有社会正向效益的企业壮大与发展，可以更永续且直接地推动社会痛点和问题的解决。所以，基金会可以说是影响力投资的“Believer”（信仰者），也是最坚定不移的支持和推动者。

2.在基金会和NGO的推动下，慢慢的有不少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关注到影响力投资这个课题。企业与社会的共生是共享价值的存在。如何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合作与竞争、发展与预防之间谋求平衡，一直是企业面临的问题。

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投入部分盈利来开展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去回馈社群、弥补从社会所获的资源。随着CSR（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发展，不少企业也关注到“Business for Good”的概念：将社会效应和公益纳入到整个企业的经营与业务中，以商业运作的模式来运营公益项目，以经营获取的利润来继续投入解决社会问题。企业的立业目的和愿景是为了促进社会福祉的发展，而企业利润的谋求是实现愿景的手段。这也弥补了常规NGO组织的痛“关注创造社会价值，却忽视了资金供给的循环和基础”，常常会面临募资的困难和永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企业可以作为影响力投资的“Advocator”（倡导者），是它们将这个概念推广到众人皆知。

3.还有一波群体可以叫做影响力投资的“Maker”（造势者）- 投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投行是为高净值人群服务的。这次AVPN的大会上也有许多华尔街的精英投资人士转型到基金会。

他们提到金融危机以来，华尔街被描述为戴着巨大面具的乌贼，品牌和声誉都深受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是一群有态度、注重社会影响的投资者。如果华尔街不改变它们的形象，必将逐渐失去这些客户。这也是越来越多的投行、四大设立了企业责任部、可持续发展部还有ESG部门。在塑造金融向善的形象同时，它们也嗅到了社会向善发展过程中涌起的潜力和价值。

影响力投资有前景么？

影响力投资从提出到现在才十一年，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欧美市场仍旧是比较前沿的课题，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影响力投资市场的总额为250 亿～400 亿美元。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出席AVPN大会时，对影响力投资提出了他的观点：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长中的烦恼，这种烦恼包括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的加大、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增多，这些事很头疼，也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制定了到2030年解决这些问题的议程（SDGs）。要解决这些问题，每年需要3.9万亿美元的资金，现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包括公益慈善部门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只有1.4万亿，不到1.5万亿。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巨大的市场，光靠传统的慈善不行，我们要从根上去想，不能一边堵缺口，缺口越来越大。假如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投资都能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好的话（也就是影响力投资），那这个缺口可能越来越小。”

我很赞同马行长的观点，企业通过“影响力投资”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正向的回报和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企业踏入这个圈内，形成正向循环，不断推动资源向贫乏领域倾斜。金融的责任是为创新匹配资本，使得创始人、初创企业和各类公司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战胜自我，这也是最大的成功。”千禧一代希望通过做有道德的事业获得财富，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赚钱。金融是工具，它可以保持繁荣的继续。影响力投资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得重新认知获利和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并不相互排斥。

中国谁在做影响力投资？

在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发展更是跳跃性的。三年前我在参加行业峰会时，感兴趣一起聊影响力投资的还只有国家研究所的研究员和高等学府的教授。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基金会都已经参与进来。

比如前不久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作为投资人出资5000万元参与设立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禹禾基金”，致力于推动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比如红杉资本投资中和农信，向贫困地区提供普惠金融的服务；比如复星基金会，通过投资公司参与了健康领域社企阳光鹿童的投资。阳光鹿童专注儿童发育迟缓及功能障碍（脑瘫儿童）的康复教育。通过投资和协同帮助好的治疗方式可以快速复制，覆盖到更多的地区，辐射到需求人群。在乡村振兴、环保、节能减排、绿色能源、污染预防与治理等领域都存在大量的影响力投资机会，比如复星近几年投资的博中环境、中荷环保、恒通环境，主打的都是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

这些不仅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是为城市治理提供了高科技含量的硬技术，更高效地解决污染问题。当然，在投资的同时做好衡量指标的跟踪和记录，也是影响力投资的必备功课。这就是用资本的方式撬动公益的杠杆效应。

金融创新和变革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其他行业。如果我们可以明确金融的道德边界，那改善世界的现状、推动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向善发展将是一个更为容易达成的目标。

影响力投资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影响力评估标准，包括投资回报、社会效应、跟踪体系和影响力指数的设计。和许多在投行、联合国做研究的与会代表聊搭建影响力的投资模型和评估体系时，他们也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标准。当然，专家们说联合国花费了很多年、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在做跟踪评估的工具与模版，但怕是不够接地气。如果企业不能立马看到中短期的成效，没有驱动力继续往下做。所以，对于参与影响力投资的议定和标准建设，还有很大的空间和话语权。如果有那么一套可以帮助基金会、企业、家族基金来有效、快速评估投资回报和社会价值的标准体系，必将趋之若鹜。

绿色可持续、社会企业、慈善金融的产品及定向扶持基金。当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和家族基金看明白这套逻辑，资本市场也会关注到这块蓝海市场。不管资本和金融衍生产品涌入的初心是什么，相信它终将带来更多的是正向效应。所以，对專业的、有口碑的、有成熟表现的影响力基金和定向投资团队的诉求会涌现。

家族基金和慈善家的投资转型。家族传承和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转型为社会学家、慈善家，对于其个人财富的打理和结合社会角色做的投资及理财产品，会向社企和影响力投资倾斜。这对于全球或本地投行和财富管理公司是个信号，对律所和个人顾问也提出了了解国际慈善和影响力事业的要求。这是挑战，也是机会。

政府牵头的扶贫或消除不平等基金会会逐步涌现，而政府更需要民营机构来高效地运转这些基金。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很多国际大企业的市值已经超过了部分西方国家的财政，比如苹果、微软等。且民营企业不受主权边界和政治任期的限制，可以迅速分配资源和评估项目，更有效率地实现项目运作。所以，在影响力投资，改变市场经济创造繁荣且提升社会发展的课题上，政企合作的空间巨大。

编辑|李蔷薇 qiangwei.li@wtoguid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