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经武

一、生活终于安定了

人类的历史太漫长，能够被人们记住的，只是一些具有关键性转折的标志点。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而言，占世界总人口 22%的中国人，其整个生活發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标志点，是1978年。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新时期”的曙光。作为标志性节点的1978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此，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国家开始进入正常运行和谋求发展的轨道，每个国人也开始安定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两年，“两个凡是”仍紧紧束缚着国人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多年来主宰中国一切的极左思想还有极大市场，“始终不渝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依然调高，国家发展的方向尚暗昧不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广大底层民众的温饱生存的渴求，倒逼着执政高层必须做出合乎历史规律的应对之策。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况是，城镇人口的居住面积人均不足6平米，即“40多平米，一家三代人居住”，且一年到头很难添置一套新衣服；城镇家庭的子女大多远在他乡农村苦苦挣扎，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迫切愿望还不是“致富”而是“脱贫”……终结“文革”的新一届领导人如果不能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就很难获得广大国人的认可，“文革”余孽与极左群体，真的就会“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要收拾“超英赶美”“亩产万斤”特别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留下的烂摊子，结束“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极度混乱，从而凝聚全国各界齐心协力搞建设，就需要来一次“解放思想”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随即，《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作祟于中国社会多年的“阶级矛盾”被化解了，“四类分子”摘帽，对“人民”的重新解释等，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者几乎可以说“全体中国人”，不再担心天天被“运动”，不再彼此仇恨。闭关锁国，以及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全社会的极度贫穷等，都于此走向终结。正是由于国民经济崩溃边缘对民众带来的灾难，导致国人对“文革”产生原因以及发生背景进行反思，开始真正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谬误，认识到闭关锁国的严重危害，因而才有“痛定思痛”的改革开放要求。

改革起步于农村。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好”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从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包产到户，到让农民自主地安排生产，再到乡镇企业群体性崛起……改革逐渐推演到城市，工厂可以承包。三资企业和承包制吸收资本、技术和管理，贡献税收、外汇和就业，这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继后，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和发展企业集团试点的决议；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十九届三中全会（2018年2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议联翩而至。1992年关于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姓“社”姓“资”不争论——那个智慧老人的四川口音响亮地回荡在中国大地：“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尤其是“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告诫，让中国高扬起奋发的风帆。党的十四大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二、享受改革红利的国人

1949年以来，由于极左路线的折腾，中国农民大多辛苦劳动一年，却常常成为欠债“倒补户”。四川作家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就较为真实地表现了中国农民1949年以来的艰难历程以及各种运动对人格的扭曲状况。

可还是在这块土地上，还是这群黄皮肤黑眼睛人，却创造出让世界震惊也让自己震惊的发展神话。不知不觉间，粮票消失了，人们有肉吃了，大街上人群的衣着服饰开始变得靓丽光鲜了。国人不再纠结于基本温饱的生计问题。富裕起来的民众，有了更多的余暇和经济实力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例如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中国大妈和大爷们组团旅游的身影。4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的民生和国民经济跃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再争来斗去，多年来被“阶级斗争”搞乱了的人际关系，开始回归正常。绝大多数国人一心一意搞建设，专心致志谋发展。回眸昨天，正是基于珍惜今天，展望明天。改革开放最大的红利，谁在享受或者说谁享受更多？

有人说，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是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获得者。被普遍性的贫困问题所倒逼，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起步，亿万农民只听从一两个官员口令进行生产的荒谬结束了。从中国农村雨后春笋般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包产到户开始，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使农民生活大变样，农村面貌大改观。继后，农民获得土地的产权，有了自行支配土地的权利。更可喜者，农民们不再向国家缴纳“农业税”，真正获得“改革红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看看今天中国农村的新建房屋，反观40年前的社会困窘乱象，农村人口的吃穿住等生活条件变化之大，可谓是翻天覆地。

也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最大的受益者。1978年的“改正右派”，知识分子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再时时处处地“接受改造”。他们从此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在阳光下。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10月10日-11月4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等。这又让我们想起1966年“文革”开始之际，梁漱溟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的感慨：“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咏“臭老九”》）待到1978年2月至3月，作为恢复高考和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后的首批幸运者，即“77级”共计27.3万新生走进了大学校园；78级的学生则在同年7月考试，9至10月入学。这一年中国大学呈现的新貌，其意义在于，自1949年以来“政治第一”和“家庭出身决定”的高校招生录取标准，被更公正公平更文明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取代。可以说，中国社会的飞跃发展以及今天在科技和经济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得益于40年前高考制度的改革！

人类历史漫长的进程中，能够被记录下来而不被淹没的，必然是蕴涵着巨大历史容量或人类历史转折的节点标志，如秦始皇的统一、大汉帝国、盛唐、隆宋，还有大清康乾盛世、辛亥革命终结中国封建王朝政体等。俱往矣，“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今天正焕发出迷人的光彩。40年前，四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可以从20世纪与21世纪最重要的能源领域看。

1978年，四川石油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川东石油（天然气）会战，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最大的整装气田，四川天然气年产量突破70亿立方米。相国寺石炭系孔隙型气藏的发现，是四川盆地勘探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威远气田是当时国内储量最大的气田；四川油气田天然气产量再上一个新台阶，顺利实现向两湖地区供气的“天然气东输”，“川气出川”终成现实。2006年12月3日，四川油气田天然气产量达到125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2013年11月，探明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藏储量4403.83亿立方米，为迄今国内最大的海相碳酸盐岩整装气藏；首次发现四川盆地龙马溪组、筇竹寺组是最有利的页岩气储集层，建立了页岩气的国家技术标准体系。四川石油工人远征中亚，代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合同区块内进行合作勘探开发，并实现2012年建成输气。

1991年11月17日，中国灭火队在科威特扑灭10口油井大火之后凯旋，受到国务院总理的亲切接见。海湾战争后，科威特全国950口油井中有727口着火燃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环境污染。短短的两个月里，中国灭火队在科威特扑灭了10口万吨油井大火，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石油工人顽强的工作精神和过硬的技术水平。“为中国石油工人争了光，为祖国争了光。”这支中国灭火队，由四川石油局精选出的62人组成。2006年10月，土库曼斯坦油井突然发生强烈井喷。在强大气流的作用下，长达400多米的42根钻杆从井内飞出。大火冲天而起，迅速吞噬了钻机，一名井架工躲闪不及，当即死亡。11月1日，土库曼斯坦国家地质总公司向中国石油总公司驻土库曼斯坦办事处求援。由四川石油管理局组织专家和灭火队队员赶赴土库曼斯坦灭火，张扬了国威。1994年9月，中国第一支进入东南亚钻井劳务市场的石油钻井队，即四川省石油管理局的长城钻井队赴泰国钻井。

再说精神文化领域的创造性贡献。四川文学界在小说创作领域，成为大省和强省，斩获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5项，即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首届，1979年）、王火的《战争和人》（第4届，1994年）、阿来的《尘埃落定》（第5届，2000年）、柳建伟的《英雄时代》（第6届，2005年）、麦家的《暗算》（第7届，2008年）；另外还有小学时期出蜀的安岳县人刘心武的《钟鼓楼》（第2届，1985年），以及18岁时升学离蜀的巫山（今属重庆）人谌容（原名德容），都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成就卓著，声名显赫。

在诗歌领域，四川一直是中国诗坛的重镇。以获奖诗集《故园六咏》为复出标志的流沙河，其《就是那一只蟋蟀》，是诗人在全国耳熟能详的佳作。吉狄马加、叶延滨、杨牧、骆耕野、张新泉、李亚伟、柏桦、欧阳江河、万夏、翟永明、周伦佑、孙文波、雨田等一大批优秀的四川诗人，在中国诗坛留下鲜明的印记。可以说，诗歌已经成为四川的荣誉与骄傲。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四川民间现代诗潮”中涌现的“第三代诗”如“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中国实验诗歌”“整体主义”“巴蜀现代诗群”“四川七君”“大学生诗派”“新传统主义”“女子诗报”等，重要民刊《莽汉》《非非》《中国实验诗歌》《二十世纪现代诗编年史》《大学生诗报》等在中国文坛产生着巨大影响。《非非》走过它20年的历程。《存在》《独立》已经继续办了10年。《人行道》坚持了5年，《终点》停刊7年后再次复刊。四川石油诗人曾涵复、张新泉、张用生等人的石油诗，在全国石油诗歌领域有较大影响。

“川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包括凤歌、方白羽、庹政、时未寒、碎石、苏镜、夏洛，以及月斜影清、斑竹枝、雪舟子、云中羽衣子、周翔等人，还可以包括步非烟、沈璎璎、晴空等，构成中国当代文坛一道鲜亮的风景。其文化背景是四川自古是侠风豪迈之处，从四川走出来的陈子昂、李白、苏轼、郭沫若，都有浓厚的崇侠情结。而就武侠创作来说，民国武侠的巨擘还珠楼主，之后以改编《玉娇龙》首先掀起武侠热潮的聂云岚，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由于四川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巴蜀以它相对独立于中原和江南的轨迹自行运转，形成了‘独立中的多样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这也同样表现在川派武侠的文化轨迹之中。”“青春文学”郭敬明和儿童文学杨红樱等的创作，有着极为巨大的社会受众。中国文学理论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年轮里，从“无地彷徨”走向“话语重建”。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对中国文艺理论现代化重构的贡献，在世界比较文学理论界张扬起“中国学派”的大旗。

三、世浊则逆，道清斯顺的川人

“文革”中期，四川广泛流传一件事：一位新任主政四川的刘姓司令员，赴任之前晋京，请示如何管理四川，获得的“最高指示”是：去成都武侯祠看对联！那副对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伟人”用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所撰的此联，警示刘司令员要特别注意：四川难管！确实，早有人概括过四川大盆地的民风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但也有对此说不服气的，如西晋张载的《剑阁铭》，提出川人性格是“世浊则逆，道清斯顺”——其因为被北魏邢峦的《请增兵粮图蜀表》引用而广为人知。在“文革”中，四川武斗天下闻名，可以为此做一注脚。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飞跃发展中，“四川元素”曾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多个阶段性标志而被历史记住，如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曾引领全国等；又如“财富全球（成都）论坛”、G20財长峰会、西博会、科博会等国际性会议会展等，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四川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不同领域对中华文明的辉煌作出过多种贡献。1978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繁荣生产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四川省在1978年2月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共12条），主要内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实行生产责任制，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坚持按劳分配，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开展多种经营；慎重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并很快在全国推广且收到明显效果。6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指示》，9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加速发展社队企业的决定》等，都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良好实验。1980年6月18日，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挂起中共向阳乡委员会、乡人民政府、乡农工商联合公司的牌子，可谓震惊天下。中国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于此改变。中国农村从此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的新体制的乡镇建制，并由此揭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到1985年6月，全国共有56000多个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掉。继后，全国统筹城乡、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两权抵押改革等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成都市“温江模式”，土地“三权分置”、农业共营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职业农民培养等改革试点走在全国前列。包产到户、企业改制、公推直选等无一不是冒着政治风险而启动的。改革使共和国走出绝境，实现振兴；而给广大民众以实惠，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则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成都等地分别从2003年和2008年开始的统筹城乡、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试点使农民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资产，有了较大幅度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可能。

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确定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1月，成都人民商场、重庆百货商店和重庆饭店开始进行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6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金融机构——重庆渝中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1月16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集团——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在重庆成立。1991年1月，重庆市国营明月皮鞋厂公开拍卖，这是中国首次采取关闭、拍卖方式处理具有一定规模的国营企业。1993年3月12日，四川省第一种上市股票四川峨眉山盐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如此种种，都较早地在全国拉开城市经济改革开放的序幕。如2007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外派劳务新签合同额49.67亿美元，同比增长3.2倍，居全国第3位；又如2017年统计，在川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321家，其中境外的世界500强企业有232家。

又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落实政策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当前应抓紧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落实农村基层干部的政策。6月19日，中共中央将此通知批转全国各地参照执行。又如，1987年，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在成都诞生，从此典当业重新成为服务大众的一种经营方式，对解决个人和中小企业融资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有，2007年，成都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城乡一体化、简政放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对农村产权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集体林权改革，成都等地土地流转、“拆院并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置换等，以及退耕还林、天保工程等，四川都走在全国前列。四川是中国改革开放打开突破口的地方，如郫县农科村实验的农村经济的转移发展、成都三圣乡“五朵金花”的乡村旅游业样板、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建筑业“百万川军闯天下”的格局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是让改革开放的“大门常打开”。因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还有五大空间：城乡结构转换空间、所有制结构调整空间、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区域结构转换空间和中小企业发展空间。中国加入WTO，重启了新一轮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增速要换挡，经济正处于新常态。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得到极大提升，2015年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最后，笔者还想强调的的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即1978—1988年，是最充满阳光和蓬勃朝气的十年。“四类分子”摘帽了，“右派分子”平反了，知识分子不再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执政党不再有面临群体性“敌对势力”的忧虑。要改变“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状况，需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造福民众也是获得民众拥护的关键。国家的正常秩序，就是民众幸福的保障。这期间，广大国人也开始为营造自己的正常人生而努力进取。人心思变，百废待兴，拨乱反正，革故鼎新，“重新收拾旧山河”。虽有阴风乍起、浊流暗涌等，却难以抵挡国人回归正常社会秩序的步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40年，在思想上是彻底否定“文革”，在實践上则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广大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意愿、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理想社会的思想探索，与执政高层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政治努力，完全契合。这40年，中国上下一心，社会多方努力，共同营造出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而“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曾经翘盼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中国40年前那段坎坷曲折的社会历程，已经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4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今后亦“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新思维的宏伟目标而同舟共济，砥砺前行。

作者：成都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