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凯豪

(中国地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自然资源作为地区经济发展重要要素,自然资源的储量往往会影响地区的经济水平高低,但是实际中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符合这一观点。例如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德国与日本,其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自然资源丰富的苏丹、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国要发达得多。富饶的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到底是“福音”还是“诅咒”？经济学家们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证地研究。自然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拥有丰裕矿产资源的国家或者地区便具备了带动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但是从20世纪开始,一些自然资源富足的国家和地区纷纷陷入“资源诅咒”的陷阱。这些矿产资源十分丰裕的地区,经济发展却较为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资源富集地区资源丰裕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的到底是“福音”还是“诅咒”,还需进一步地研究。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合理的产权安排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保障,如果一种资源的产权制度安排不完善,将会导致大量来自资源的收益投入到公共领域支出中,从而转化为资源租,产生租值的耗散以及寻租腐败的风险。在中国特定的资源产权制度下,法律明确规定矿产资源的产权归国家所有。但在现实中却存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包括国家的所有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使用权缺乏严格的规制等问题。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产权多元化程度较低导致了相关利益主体的寻租腐败行为和租值的耗散,从而阻碍了区域的经济发展。这种制度上的弱化正是引致“资源诅咒”效应的关键要素。因此,本文认为产权制度的弱化是影响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机制,重点从产权制度的视角来研究资源富集地区资源丰裕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实证检验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诅咒”效应。

1 文献综述

1993年,Auty在研究矿产资源富集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一概念。此后,许多学者也纷纷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资源诅咒”的存在[1]。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Sachs和Warner(1995),他们发现那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资源匮乏的国家[2]。国内学者徐康宁(2006)以中国省际层面的数据为样本,也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省域层面也同样成立,多数省份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增长[3]。

一些学者开始从制度的视角研究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Eastely和Levine(2002)以前殖民地国家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得出在制度的间接影响下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间呈现负相关关系[4]。Atkinson和Hamilton(2003)认为是制度的弱化导致了政府部门对自然资源税收管理的失效,从而引发“资源诅咒”[5]。Torvik(2009)认为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可以阻止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应该消失[6]。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资源诅咒”效应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前提,主要取决于该地区制度质量的高低。张景华(2008)以制度为变量构建了门槛模型,并计算出制度变量的门槛值为53.87,当制度质量大于该值时,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当其小于该值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7]。汪戎、朱翠萍(2008)通过资源攫取和增加产出的模型对资源丰裕程度与制度质量进行分析,认为丰裕的资源和有利于攫取者的制度安排会使经济产出减少,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相反,对生产者有利的制度则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增加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8]。孙大超、司明(2012)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和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9]。

一些学者从权力寻租与腐败等方面来研究“资源诅咒”效应。Leite &Weidmann(1999)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为寻租行为创造了机会,同时也加深了资源富裕地区制度的不良发展,唯有提高制度质量才能减少自然资源丰裕带来的寻租腐败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10]。在Isham(2003)看来,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其制度安排往往是低水平的,国家会根据资源种类差异等因素形成特有的制度形式[11]。Sonin(2003)认为由于产权不明晰和相关法律的缺失,私人或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源性收入,这些既得利益者们会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等途径来维护资源性收益,确保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经济增长也因此缺乏充分的制度保障[12]。Robinson (2006)认为“资源诅咒”或“资源福音”的关键是由自然资源禀赋而产生的政治动机,一个能力较强的政府能够压制政治家的不良动机,从而充分发挥丰裕资源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势[13]。

还有一些研究选择从资源租的角度研究其对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影响。Arezki和Bruckner(2011)研究了1992年—2005年期间31个石油出口国的石油租赁对腐败和国家稳定的影响。他们发现,石油租金的提高大大增加了一国的腐败指数与政治风险服务[14]。Atkinson(2003)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只有将资源租用于进行公共投资而不是消费,才能摆脱“资源诅咒”的困境[15]。Libman(2013)研究了俄罗斯内部不同区域民主政治制度的差异对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认为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越高,腐败程度越低,那么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就越容易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16]。Sala-i-Martin和Subermanian(2003)从尼日利亚的经验中看出,矿产资源通过弱化一国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7]。Tsani(2013)指出将资源租金的使用与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相结合,方可矫正丰裕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恶性影响[18]。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多是从贸易条件、荷兰病效应、人力资本、制度的弱化这四个传导机制的角度研究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资源诅咒”效应,在这四种传导机制中对制度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也较少有学者单独针对矿产资源丰裕地区进行研究。而对于制度的弱化,学者们也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制度,如资源租、寻租腐败等,鲜有从产权制度的角度来研究“资源诅咒”现象。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全面的产权制度视角,进一步的研究矿产资源富集区的资源丰裕度是否会影响地区经济的增长,以及不完善的产权制度来影响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增长,以检验“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并针对实证结果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为有关部门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

2 研究方法与模型

2.1 研究方法

从理论上讲,自然资源禀赋更倾向于阻碍而不是促进经济的增长,形成“资源诅咒”现象。目前学术界大部分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陷入“资源诅咒”的陷阱,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制度的弱化阻碍地区经济的增长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基于“资源诅咒”理论,本文推测矿产资源富集地区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资源丰裕度越高的地区,经济经济增长越缓慢,存在“资源诅咒”效应。

假设2 产权制度的不完善,较低的产权多元化程度抑制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资源诅咒”效应的发生。

2.2 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以上两个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方程模型:

lnYit=α1+β1Ait+λ1nKit+θ1lnLit+δ1ESit+τ1MOit+η1lnHNit+ϑ1FAit+εit

式中:i、t分别表示为第i个地区、第t年;A表示资源丰裕程度;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存量;ES表示产权多元化程度;MO表示市场开放程度;HN表示高等教育在校人数;FA表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α1为常数项;β1,λ1,θ1,δ1,τ1,η1,ϑ1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关于各解释变量选取的原因见下文;ε为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3 变量与数据

3.1 变量选择及测度

借鉴先前学者们的指标构造方法,本文所使用的变量主要涉及核心变量界定如下:

(1) 实际产出(Y)。实际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各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以2004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年鉴》。

(2) 物质资本存量(K)。物质资本即经济活动中存在的生产资料,在产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此物质资本存量是反映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本文物质资本存量指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省的资本折旧率均为 10.96,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年鉴》。

(3) 劳动存量(L)。经济活动离不开劳动力的参与,劳动存量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其构造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表示,单位为万人,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4) 高等教育在校人数(HN)。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高水平劳动力以及科研创新能力,该指标采用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学校在校人数表示,单位为万人,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5) 资源丰裕程度(A)。资源丰裕度采用各地区年产矿量(原矿)占全国年产矿量(原矿)的比重来表示,数据来源《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6) 产权多元化程度(ES)。产权的多元化可以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本指标采用国有经济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产权多元化的代理指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7) 市场开放程度(MO)。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必然允许外商资本的流入,外商投资水平的高低就反映了其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市场开放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该地区 GDP 的比值来衡量市场开放程度。

(8)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FA)。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能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能力。该指标采用各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各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数据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由于数据的取值范围较大,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各项指标进行了对数处理。

3.2 变量统计性描述

从数据上来看,VIF方法下各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均<10。因此,可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方差膨胀因子Table 1 Data description and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4 实证分析与结果说明

4.1 模型估计

由于模型所涉及数据为面板数据,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是确定所建模型是否科学的重要依据,能避免模型回归时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最后采用豪斯曼检验来决定模型的选择。

对变量实际产出、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存量、资源丰裕程度、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产权多元化程度、市场开放程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其数据趋势平稳,协整检验显示模型中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文用Stata14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

4.2 结果说明

根据表2的实证结果,笔者发现模型(1)-模型(5)中,lnA的系数值均为负数,并且在前4个模型中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推断出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诅咒”在中国省域范围内是成立的,即资源富集地区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存在“资源诅咒”效应。模型(2)-模型(5)中依次添加了高校在校人数、产权多元化程度、市场开放程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来测算这些变量对地区经济活动的影响。表中显示lnES的系数均为负值,表明较低的产权多元化程度遏制了地区经济的增长,lnHN的系数为正值,这说明高等教育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lnMO在回归结果中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在资源富集地区,对外的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lnFA的系数为负,说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与

表2 模型的检验和估计结果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and test of models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

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在模型(2)-模型(5)中,在逐渐添加变量之后,资源丰裕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小,由-0.037降至-0.023。这说明“资源诅咒”效应可以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教育投入的加大以及社会固定投资的加强来减缓。产权制度的弱化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机制。在中国特定的资源产权制度下,法律明确规定矿产资源的产权归国家所有。但在现实中却存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包括国家的所有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使用权缺乏严格的规制等问题。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产权多元化程度较低导致了相关利益主体的寻租腐败行为和租值的耗散,从而阻碍了区域的经济发展。这种制度上的弱化正是引致“资源诅咒”效应的关键要素。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缓解“资源诅咒”效应。人力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较大的贡献。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资源丰裕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并对资源丰裕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资源丰裕度越高的地区,经济经济增长缓慢,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资源诅咒”的命题在中国省域层面上是成立的;②产权制度的不完善、较低的产权多元化程度是引致“资源诅咒”效应的关键因素,而提高教育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可以减缓“资源诅咒”效应。

为了缓解中国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困境,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相关政策建议:

(1) 适当减少政府部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保证矿业权市场的充分竞争,防止垄断,提高市场活力。

(2) 提高中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的开放程度,充分吸纳国际上资金与技术的优点,同时也注重提升中国矿产资源生产与利用的效率,加强污染治理投入,提高生态保护的效益。

(3) 应该提高产权的多元化程度,界定清晰的产权边界,使各类产权主体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矿产资源开发行业的生产和分配的透明化程度,从而减少寻租腐败等负外部性行为。

(4) 自然资源富集地区的产业结构往往失衡,资源富集地区产业集中于采矿业周边,其轻工业、第三产业以及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欠发达。为缓解“资源诅咒”效应需要促进产业转型,加强城市发展创新驱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人才资本上下功夫。引入更多的高水平人才,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加强教育科研投入,从而更好地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