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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广东汕尾516600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咸阳712100）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企业在市场中面临的竞争态势更加复杂，面对的竞争范围亦日渐扩大。由此会导致相当一部分的企业经营绩效不佳、利润率较低，进而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税后收入不足以弥补其生产成本，即企业亏损（程惠芳、张孔宇，2006）。在市场经济中，亏损将会导致企业破产或退出市场。亏损企业摆脱自身的亏损状态通常有两种手段：一是来自于企业自身不断优化其内部的配置效率，二是来自基于外部条件的企业并购决策。从企业的发展过程来看，与企业自身依靠内部积累来发展进而摆脱亏损相比较，采用企业并购，无疑具有更快更强的作用力。同时，随着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通过企业并购不仅可以摆脱亏损，也可以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李善民、周小春，2009）。因此，并购决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企业并购的意愿作为并购决策的前提性条件，无疑会对企业并购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亏损企业试图通过并购来获得新的技术、市场及管理方法，从而摆脱亏损，增加企业利润。但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司并购的成绩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好，并购的成功率在下降。归其原因，并购的意愿是企业并购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亏损企业对并购活动所存在的风险以及影响因素认识不足，在未加认真分析评估的基础上便进行并购，不仅有可能会导致并购活动的失败，甚至会出现企业业绩下滑、乃至使公司破产的后果（李双燕、汪晓宇，2012）。在企业进行并购过程中，企业基于不同的并购意愿，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运作成本及合法性挑战，另一方面也为并购企业进行协作和战略互补性资源的获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李春梅，2011）。那么，并购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如何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基于并购意愿做出科学合理的战略决策，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取先机，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困扰决策者的实际问题。因此，适时展开企业并购意愿研究显得较为迫切。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并购的风险、并购财务融资以及企业并购的空间效应等领域，对于企业并购意愿的探讨较为欠缺。钱一梅（2017）从薪酬动机的角度，分析CEO的年龄对企业并购的影响进行分析，表明越年轻的CEO并购倾向越大，并且这种关系是由并购带来的薪酬增长所驱动的。侯军岐等（2018）构建了种业企业快速并购战略速度影响因素模型，从而归纳和分析了快速战略决策的影响因素。赖黎等（2017）发现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更偏好并购，并购支出更多，所在企业的并购风险更高，并购绩效更好；相比非国有企业，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对国有企业并购影响更明显。吴加伟（2017）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综上，本文重点综述企业并购意愿的研究背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具体分析亏损企业并购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在激励因素的影响下哪些因素会影响管理者的并购意愿，据此得出研究结论，旨在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企业并购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二、研究方法

（一）计划行为理论

本文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对亏损企业并购决策的意愿问题进行研究，以确定一个企业的并购意愿以及影响其意愿的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加入其他构成维度和变量，以提高理论模型的解释力（段文婷、江光荣，2008）。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我们假定并购是亏损企业用来处理其亏损问题的主要选择。与该理论相一致的是，那些面临亏损问题并有扩张经营规模意愿的企业将试图改变其内部流程或者组织环境以摆脱亏损。同时，这些企业在扩张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并购意愿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并购意愿，进而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

图1 计划行为理论结构图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人们通常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相关的行为决策。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愿的重要因素。首先，对于并购的态度是影响企业并购意愿最重要因素之一。态度试图解释企业管理者对于并购的观点或看法，而观点与个人的经验和知识有关，通常受执行者的个人（如性别、情商、智力、经验、年龄、学历、能力等）以及社会文化（机会、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这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属于内部因素。其次，诸如政府政策、朋友影响、行业参与者的观点以及家庭成员的影响都是主观规范的体现，这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属于外部因素。再次，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受众感知到的控制结果或结果被称为“知觉行为控制”。即知觉行为控制表明企业管理层对企业自身实力的信心，进而达到其预期的并购效果，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因此它可作为实际控制条件的替代变量指标，直接预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如图1所示）。此外，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出企业并购意愿的影响因素，一些能促使并购行为发生的激励因素也被考虑在内，并有可能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与企业并购意愿之间产生影响。如更高的并购价格、企业现金流以及增加销售量以提高公司的竞争能力等因素，这可能会为并购双方提供更多有用的并购信息。图1表示了计划行为理论各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多元回归模型

多元回归模型能够检验影响管理者并购决策的各个因素的显著水平（STIEBALE J，REIZE F，2011）。除此之外，该模型提供了并购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系数估计。因此，多元回归模型被用来估计变量对企业并购意愿的影响。Y是企业并购意愿，在本研究中，向量Xi由以下变量类别组成：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激励因素。具体而言，多元回归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Y=β0+B1…n行为态度1…n+C1…n主观规范1…n+D1…n知觉行为控制1…n+M1…n激励因素1…n+ei

式中，β0代表常数，B、C、D、M 代表Xi的系数。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一）调研对象选择与问卷设计

依据广州市税务部门的统计数据，2016年广州共有65000家企业，其中约6 000家处于亏损状态。本文的样本来自于广州市税务部门登记的处于亏损的企业发放的调查问卷，调研对象主要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市场部门的经理、技术部门的经理、其他核心业务部门的经理或资深员工。本文的问卷数据收集从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共持续了5个月。这次问卷的收集方式主要是通过纳税现场填写问卷。最终发送问卷数量为500份，回收的问卷324份，有效问卷数量为310份。

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公司的规模以及所属行业的调查，第二部分是变量的设定，要求被访者对给出的变量做出相应判断。量表问卷部分选用李科特五级量表，即对于给出的每个陈述，要求被调查者从“强烈反对、反对、不清楚、同意、强烈同意”5个判断中进行单项选择（王砚羽、谢伟、乔元波等，2014；DENG P.，2009）。在数据处理时，采用了5分模糊打分法。由于问卷采用的是正向提问的方式，因此答案的设计则是从“强烈反对”到“强烈同意”，如果选择强烈反对，则为1分，反对为2分，依此类推，强烈同意为5分。问项设计主要依据细化的操作变量指标，结合以前的学者已经进行过检验的量表而形成。

（二）研究假设

为了准确预测哪些类型的企业或公司需要重点关注，因此在确定影响并购意愿的变量与企业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之前，首先要了解不同类型或者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并购的不同“意愿”。基于此，我们进行了卡方分析，以检验企业并购意愿与不同的组织规模和行业类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基于调查对象，主要被分为三个不同的行业：制造业、贸易业和服务业，用卡方分析验证以下假设：

假设1a：并购意愿与企业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假设1b：并购意愿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在确定了企业并购意愿是否受到不同的企业规模以及企业类型的影响之后，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测量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激励因素）与企业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以下假设：

假设2a：各行为态度与并购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假设2b：各主观规范与并购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假设2c：各知觉行为控制与并购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假设2d：各激励因素与并购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然而，多元回归分析只能衡量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它不能提供自变量（35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所有的变量是否具有相同的模式，或相反的模式，或者它们之间不互相影响。为了了解独立变量交叉的影响，并将其与相似的模式分组进行分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这些自变量的交叉影响结果进行分析，并将所有具有相似运动模式的变量集合到同一组中。

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我们能更简单地检验变量对并购意愿的影响。例如，考察因变量之间现有关系的程度，加入激励因素后，通过解析总量的增加或减少关系来看是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激励因素对并购意愿与行为态度之间关系影响显著。

假设3b：激励因素对并购意愿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关系影响显著。

假设3c：激励因素对并购意愿与主观规范因素之间关系影响显著。

四、实证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多元回归模型、因子分析以及层次回归分析来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描述性分析用于描述本文的统计样本。卡方分析用于分析不同企业规模与不同的企业类型的并购意愿，同时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来衡量因变量（企业并购意愿）与自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激励因素）之间的关系（Palmatier，R.W.，Miao，C.F.，Fang，E.，2007）。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具有相似模式的不同因素进行分组，计算Cronbach alpha值以评估内部一致性。层次回归分析用于检验激励因素对企业并购意愿的适应能力。

（一）描述性统计

在这310家公司中，63.2%的受访者是制造商（196家公司），18.7%（58家公司）是贸易商，16.8%（52家公司）是服务提供商。其中204家公司（占65.8%）的员工少于100名，90家公司（占29%）拥有100—249名员工，15家公司（4.8%）拥有250—499名员工，500名以上的公司仅记录1家（详见表1）。

表1 企业所属行业及规模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文的重点是探索影响企业并购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了准确预测哪些类型的企业或公司需要重点关注，因此在确定影响并购意愿的变量与企业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之前，首先要了解不同类型或者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并购的不同“意愿”。基于此，我们进行了卡方分析，以检验企业并购意愿与不同的组织规模和行业类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基于调查对象，主要被分为三个不同的行业：制造业、贸易业和服务业。

企业规模、企业类型是企业并购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小企业相比，规模优势为大中企业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并购是公司规模扩展强、多元化经营、获取新技术以及提升品牌价值的捷径。相比内部积累，并购是企业规模迅速扩张的首选方式。卡方分析表明，企业规模与并购意愿显著相关，而企业类型与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见表2、表3、下页表4）。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并购意愿与企业类型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假设1a没有通过验证（见表3）。并购意向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假设1b通过验证（见表2）。

表2 卡方分析并购意愿与公司规模

表3 卡方分析并购意愿与企业类型

表4 并购意愿、企业类型、企业规模

（二）并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管理者的并购意愿，问卷一共设置了35个问题涵盖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激励因素。如表5所示，有11个重要的因素对企业并购意愿呈现出显著影响，解释了31%的并购管理意愿（R2=0.31），影响并购因素的多元回归公式为:

Y=0.568+（0.92）B2+（0.68）B3+（0.107）B9+（0.068）B11+（0.590）B12+（0.073）C2+（0.094）D1+（0.074）D3+（0.118）D9+（0.600）M3+（0.119）M4+ei

对企业并购意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竞争情况。在一个行业竞争越激烈，越会导致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考虑并购来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生存能力与竞争能力。一般情况下，竞争优势可以通过企业合并后的相互促进来实现。除此之外，影响企业管理层并购意愿的因素是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FACCIO M，MASULIS RW，2005）。事实上，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汽车的成功案例证明，通过企业并购可以获得或者“购买”到研发能力。而研究和开发能力正是企业并购的自然战略资产之一。通常情况下，企业追求并购的主导因素即是追求利润。而企业并购将涉及两家公司的销售渠道，在此整合两个公司的销售渠道将提高销售能力，进而在长期增加销量。因此，随着销售的增加，公司的管理层也期望利润会增加。尽管我们的调查对象大多是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福利也相对较低。然而，大部分公司的管理人员都很感谢员工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并购，可以为员工增加福利。通常情况下，企业领导作为一个企业中的“主角”，在公司政策制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发现领导魅力强的亏损企业有更强的并购意愿。政府政策对企业的并购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徐海量，陈亚宁，李卫红，2003）。与此同时，公司所处的位置往往也成为并购双方关注的焦点。处于市中心或者商圈的企业，在发展中会面临更好的机会，因此，并购意愿也往往较强。其他并购企业并购成功的案例往往会增强并购者执行相同操作的信心，进而影响着企业并购意愿。在激励因素中，并购公司成为金融机构贷款的担保人，可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尤其是现金收购后的并购，通过资本或贷款注入提供现金。由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面临着亏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需要通过贷款或资金来进行货币投入。此外，一些公司可能面临严重的资金问题，因此并购价格变得至关重要，这也影响了企业并购意愿。

表5 企业并购意愿主要影响因素

（三）因子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激励因素”是否影响企业并购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我们需要把影响因素简化并归纳成相似一致的群体，排除不一致的因素,才能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FACCIO M，MASULIS RW，2005）。这种归类方法称为“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通过分析相关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以解释和理解变量间的关系（Palmatier，R.W.，Miao，C.F.，Fang，E，2007）。因子分析将 35 个变量归纳为4个主要的因素，各代表行为态度（6个因素呈一致性）、主观规范（4个因素呈一致性）、知觉行为控制（5个因素呈一致性）和激励因素（2个因素呈一致性）。其中，因变量是企业并购意愿，自变量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而激励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因子分析结果详见表6。

表6 因子分析归类的结果

在进行层次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因子进行分析，对归类数据的可靠性进行测量。利用Cronbach′s Alpha可靠性测试，确定了因子分析里4个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CORNU P，ISAKOV D，2000）。超过 0.7 的 Cronbach′s Alpha值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而超过0.9的分数则被认为是优秀的。如表7所示，Cronbach′s Alpha分数都超过0.7，其中行为态度和激励因素的得分超过0.9。因此，因子分析归类中的变量之间存在一致性。

表7 因子归类数据可靠性检验

用因子分析归类后，我们用层次回归，验证激励因素对并购意愿的影响。首先，我们检验激励因素对企业并购意愿与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的影响。

表8层次回归结果显示，在第1阶段，行为态度显著地影响着企业并购意愿，并解释了企业并购意愿的1.9%（R2=0.019，sig=0.016）。第2阶段，激励因素被引入模型中，它解释了一个额外的0.6%的行为态度的变化，但激励因素与企业并购意愿呈现不显著的关系（R2=0.025，Sig.=0.184）。第3阶段，将行为态度、激励因素以及行为态度和激励因素交互纳入方程，结果表明：激励因素额外贡献0.7%的企业并购意愿，但第三阶段的方程式关系不显著并无统计学意义（R2=0.032，Sig.=0.133）。分析结果表明，激励因素不能调节行为态度与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

表8 基于激励因素的企业并购意愿与行为态度的层次回归结果

表9 基于激励因素的企业并购意愿与知觉行为控制的层次回归结果

表9层次回归我们检测激励因素对企业并购意愿与知觉行为控制的调节能力。如表9所示，在第1阶段，知觉行为控制变量解释了企业并购意愿的1.3%，且具有统计学意义（R2=0.019，Sig.=0.048）。第2阶段，激励因素被引入模型中，它解释了一个额外的0.5%的变化，但是激励因素在此呈现不显著的关系（R2=0.018，Sig.=0.191）。第3阶段，将知觉行为控制、激励因素以及知觉行为控制和激励因素交互纳入方程，结果表明：激励因素额外贡献2.3%的企业并购意愿，且具有统计学意义（R2=0.041，Sig.=0.008）。分析结果表明，激励因素能够调节知觉行为控制与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

表10 基于激励因素的主观规范与并购意愿的层次回归结果

第三个层次回归用以检测激励因素对主观规范与并购意愿的调节能力。上页表10回归显示，在第1阶段，主观规范变量解释了企业并购意愿的10.8%，且具有统计学意义（R2=0.108，调整后的 R2=0.105，p＜0.01；Sig.=0.000）。第2 阶段，激励因素被引入模型中，它解释了一个额外的0.5%的变化，但呈现不显著的关系（R2=0.113，调整后的R2=0.107，Sig.=0.171）。第3阶段，将主观规范变量、激励因素以及主观规范和激励因素交互纳入方程，结果表明：在解释它给额外贡献0.8%的企业并购意愿意，且无统计学意义（R2=0.121，调整后的 R2=0.112，Sig.=0.110）。分析结果表明，激励因素不能调节主观规范与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

由此表明，激励因素在知觉行为控制与企业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这意味着，一方面如果收购人愿意向被收购公司注入资金，并成为收购公司的贷款担保人，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可能会有更大的并购意愿。从另一个角度看，本文的这些公司在2016年面临着亏损，他们渴望寻求资金来扩张或摆脱亏损。因此，收购方在评估并购效益时应注意被收购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企业责任问题和经营问题的威胁。

通过层次回归我们得到如下结论：（1）激励因素对并购意愿与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不显著，假设3a没有通过验证。（2）激励因素对并购意愿与主观规范之间的关系有调节影响，假设3b通过验证。（3）激励因素对并购意愿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不显著，假设3c没有通过验证。

五、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企业并购意愿对企业并购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文分析了2016年广州市310户亏损企业的并购意愿，较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影响企业并购意愿的因素以及内在机理。通过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卡方检验、回归分析和因子数据归类，进一步以多元回归分析对影响企业并购意愿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亏损企业并购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实证关系，探讨企业并购意愿是否对企业的并购行为产生影响以及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这种影响的区别，并且探究企业并购意愿主要是由何种因素所导致的。首先，实证研究表明态度与企业的并购意愿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其次，主观规范与企业并购之间的相关性更加明显。然后实证检验了激励因素对于知觉行为控制并购意愿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体上看企业类型与并购意愿影响不大，企业规模与并购意愿相关性较强。相比内部积累，并购是企业规模迅速扩张的首选方式。规模优势通常为大中企业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并购是公司规模扩展、多元化经营、获取新技术以及提升品牌价值的捷径。因此，规模越大的企业，并购意愿更强。

2.影响企业并购意愿的因素很多，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自身状况、政府的政策以及企业所处地区均显著影响企业的并购意愿。对企业并购意愿的进一步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激励因素显著调节知觉行为控制与并购意愿之间的关系，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投入的资金激励越大，企业间的竞争力越强，从而影响并购意愿；另一方面市场环境好则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如借贷等金融支持）更为容易，并购更容易发生。

（二）本文创新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是：（1）有别于以往研究中大多分析影响并购行为的单方面内部因素，本文考虑到影响并购意愿的因素来自多方面，尤其关注了外部的宏观制度环境，因此从管理者和员工的双重视角出发来探究企业内部的自身资源条件、发展能力，以及外部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政策对企业并购意愿的影响。这不仅有别于以往重点关注单方面内部因素的研究，也将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的重要制度因素如政府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等纳入研究范围，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2）这样的双重视角不仅有助于解释企业并购意愿的多重影响因素，而且在理论上将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时将自身资源与政府政策结合起来，基于“解决企业成长战略问题应基于政府整合的视角”观点，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企业资源和能力的衡量目前属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和前沿问题，本文虽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未来的研究还应积极探索更多的企业资源和能力的多种问项。此外，除了企业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制度因素外，还应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可能对企业并购意愿产生影响，如产业环境和竞争对手等。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寻找这些可能的其他重要因素，丰富和深化对企业并购的理论机制研究，并给我国企业的并购实践提供更多更好的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