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进

企业家的价值究竟该如何衡量？如何更好地从制度上促进企业的发展？这考验着管理层和“婆家”双方的智慧，事关企业的长远大计。

没有人能想到，围绕着伊利股份（SH 600877）的一场恩怨会持续十几年之久，且尚未看到终局的迹象。

2018年10月底，伊利股份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等渠道发布文章，实名举报前任董事长郑俊怀。在这篇万字长文里，伊利股份梳理了十余年来双方的恩怨，让外界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原来在公司业绩高速发展的同时，还有这么多暗流涌动;原来郑俊怀自2004年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刑后（2008年出狱），至今仍在与公司纠缠不断。

在这份公开信面世的当天，与伊利股份相关的一个案件也做出了一审判决，涉案人员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都表示将上诉）。该案件的起因是上半年在市场上广泛流传的“潘刚被调查”传言。潘刚是伊利股份现任董事长兼总裁，也是郑俊怀曾经的副手与继任者。据上述公开信的内容指称，该案与郑俊怀脱不了干系，郑是背后的操控者。

虽然有当事方的披露，但这些恩怨所涉及的层面及包含的信息都相当丰富，是非曲直外界很难进行简单的判断，相信自有法律会对此做出公正的裁决。而无论上述纠纷的最终结果怎样，“伊利事件”都是引人深思的。本文无意于进行有倾向性的评判，更愿意探究：为何伊利股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例？

市场化国企面对的共同难题

从目前的股本结构来看，伊利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为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仅8.95%，因此被认定为“无实际控制人”。不过，外界还是普遍将伊利股份视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地方政府在其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公司起步之初的状态是比较符合的。

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类似伊利股份这样开始逐步市场化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逐渐增多，成为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上的一股重要力量。相对于传统的国有企业，它们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更灵敏，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家电领域里的多家代表性企业——四川长虹（SH 600839）、TCL集团（SZ 000100）、海尔集团、春兰集团等，以及IT领域的龙头企业联想控股（HK 03396）等。

这些企业有个特点，除了像联想控股等少数几家位于核心大城市，其他更多则处在绵阳、惠州、青岛等这样并不太为人关注的地区，伊利股份也是如此。这些企业之所以在当时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市场上的明星，除了赶上大众消费需求逐步爆发的趋势外，自身有一个锐意进取的领导人也是很关键的因素。所以，倪润峰、李东生、张瑞敏、柳传志、陶建幸等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企业家，是无法回避的时代标志。

这些企业家虽然是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管理者，当初并不拥有相关企业的产权，但他们也不是简单的职业经理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企业的创始人。没有股权的创始人——由此身份也凸显出潜在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带领一家企业不断创造更好业绩而产生的精神层面的收获，对企业家来说同样是一种激励，但产权上的激励是更为基础的、也更有效的激励。

在市场意识不断觉醒后，很多企业家都意识到了产权相关的问题，并纷纷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尝试解决。在此过程中，这些企业呈现出了不同的走向，这些企业家也因是否具有所谓的“智慧”而被外界品评。联想控股的柳传志以及TCL集团的李东生是成功进行产权改革的代表人物;而包括郑俊怀、倪润峰等在内的多人，则没能完成相关的计划，最终倪润峰黯然去职，郑俊怀更是触犯了法律，成为阶下囚。相关的产权改革问题，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热点，经常引发激烈的争论。

在如今更为多元的市场结构里，企业家的选择空间更大了，比如可以独立创业，似乎谈论产权改革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不过，上述这些企业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这些企业家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所产生的经验或教训，都会引发对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企业家的价值究竟该如何衡量？如何更好地从制度上促进这些企业的发展？

“赢家”和“输家”的差别在哪里

脱胎于军工企业的四川长虹在九十年代是极为辉煌的，是当时股市上沪深双雄之一，而倪润峰被认为是缔造这一市场奇迹的关键人物。据说，倪润峰从2000年前后便开始筹划产权改革事宜，但最终却于2004年中被宣布免职，之后就从公众面前消失了，至今也未能从他口中传出对相关事情的第一手解读。倪润峰的接任者是其副手之一赵勇，虽然一直勉力支撑着企业发展，但再也没能重现四川长虹之前的辉煌。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家电行业的技术迭代密切相关。必须要指出的是，包括赵勇在内的管理层至今都未通过股权激励机制而持有公司的股权（总经理李伟个人从二级市场买入过少量股票）。

而伊利股份的“上半场”与四川长虹有类似之处，作为行业里的龙头早在九十年代就成功上市，虽然在1998年发生了牛根生出走事件，也未影响到郑俊怀在公司的地位。而同样在2004年，郑俊怀也被免职，同样与产权改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其在借道金信信托进行MBO（管理层收购）时挪用了伊利股份的巨额资金，最终因此被判刑。不过，伊利股份的“下半场”呈现出了与四川长虹不同的走势。虽然后来遭遇到蒙牛乳业的激烈竞争，但伊利股份一直屹立于市场，在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上都居于领先。而以潘刚为首的管理层也通过激励机制持有了大量股权，比如潘刚个人目前持有2.36亿股，市值超过50亿元，而有多位副总裁也分别持有数千万股股票。郑俊怀当年所追求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被潘刚实现了，从常理推测，这很容易会让人心理失衡。

不过，更具代表性的产权改革成功案例当属联想控股与TCL集团，这其中的种种曲折都折射出市场的不断进步。

联想控股本身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下属企业，以柳传志为首的创办人并没有股权。从1993年开始，柳传志就在琢磨如何解决产权问题，并上报了相关方案，但最终没能获批，只取得了35%股权的分红权。而柳传志并没有强行推进，只是在此基础上继续优化方案，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2001年时，相关部门同意，联想控股由中科院旗下国科控股和职工持股会分别持有65%、35%股权，产权改革的第一步总算落实了。而后，柳传志继续推动股权结构多元化，引入中国泛海成为股东，并将职工持股会的股权明晰到个人名下。在联想控股于2015年上市后，国科控股仍是单一第一大股东，但所持股权已降到了30%以下;而两家员工持股机构联持志远和联恒永信，以及柳传志等多位高管个人所持股权合计超过了30%，已成为事实上的當家人。

TCL集团则处于广东惠州，早期地方政府为控股股东。而李东生在产权改革上并没有像柳传志这样曲折，但同样采取了层层推进的策略：早期通过引入包括飞利浦在内的外部股东，使得股权结构多元化，降低了国有股的比例;之后又陆续通过激励机制、定向增发、二级市场增持等措施，让管理层得以持有相当股权，李东生本人持有4.71%股权，与地方国资代表惠州投控所持比例6.48%已较为接近，再加上管理层持股平台，也是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

其实，在联想控股和TCL集团成功进行产权改革的整个过程里，有柳传志和李东生这样极富智慧的当家人自然很关键，但同样离不开较为开明的“婆家”。像是中科院，早在1993年时，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就很支持柳传志的改革方案，而后联想控股的每一步产权改革都离不开中科院的支持和推动。而惠州由于地处改革前沿广东省，更得风气之先，地方政府也支持李东生的相关改革，并且从未干预过企业经营。TCL集团近年来在产业上的升级，与四川长虹的相对落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能不说激励机制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

由此，再回看伊利股份的相关过程，如果郑俊怀当年能够从联想控股、TCL集团的身上学到一些不可或缺的经验，是否能够避免触犯法律、从而改变之后的事件走向呢？其实，在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当下，管理层持股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对竞争性的地方国企来说。如果管理层和“婆家”都能从之前的案例中借鉴一些有价值的做法，或许可以让伊利股份这样的恩怨不再发生。

虽然带领一家企业不断创造更好业绩而产生的精神层面的收获，对企业家来说同样是一种激励，但产权上的激励是更为基础的、也更有效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