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波

摘 要：反分裂是国际社会中各主权国家维护主权和領土完整的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也是当前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课题。全球化使得维护国家安全的可能性日益丰富，为此，中国应奉行开放的原则，致力于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更为有效构建中国反分裂国家战略体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反分裂反恐怖；合作；国际组织

有关全球化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已经深入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诸多层面。全球化的发展对反分裂的影响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冷战后，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建立的相互合作国家间共同体不断问世，有关国际合作机制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国际合作是国际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指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基于相互利益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国家利益关系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国家之间的利益既有对立和冲突的一面，也有协调和重合的一面。相关国家之间具有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的利益，构成了反分裂国际合作的现实基础。反分裂国际合作的实质是国际行为主体在一定的问题领域中所进行的政策协调行为。各个国家都以自身的利益为依据来制定对外政策。由于相互利益的不完全一致，国家所制定的对外政策之间往往出现差异和碰撞，从而使国家间关系陷入纷争状态。为了保障共同利益的实现，国家需要对本国制定的对外政策进行调整，以使自身的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兼容。

1 国际合作视域下的民族国家与地区

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产物。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出现之前，国家就已存在。国家体制首先从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崛起，通常是早于民族主义以及今天的许多民族，虽然其核心族群可以被排除在外。从18世纪开始，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蓬勃发展。“民族产生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而不是现实中。”18世纪晚期，国家和民族整合为一体。民族—国家和民族在时空上的错位是今天许多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使世界趋于整体化和结构化，在国际社会的所有层面上不断进行大规模重组的开放性进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体系与地区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更为显著，极力追求主权至上几乎将民族国家带入绝地。

地缘政治是由人类政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两者互动决定地缘政治的基本形式，其中人类政治是主动因素，地理环境相对被动。人类作为世界政治的缔造者和主体，是政治-地理互动关系中的主动因素，具有主动的选择能力，它可以通过对政治行为与政治模式的选择、对政治进程的改变，主动改变地缘政治。日本人、韩国人对独岛（或称竹岛）的争端导致了该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东南亚诸民族对南沙群岛的争端，导致了该地区成为了大国争霸的角斗场。对美国来说，经济上，东南亚是新兴的市场，潜力较大，前景广阔。政治上，随着亚太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为防止中、日任何一方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利益和亚太战略构成威胁，美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扩大经济、政治甚至安全方面的援助与合作。与静态的地理环境相比，活跃的人类政治自身的运动更能塑造出动感的世界地缘政治现实。地理环境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决定或改变地缘政治，主要通过对人类政治行为的反作用影响地缘政治。

2 我国反民族分裂的境外影响和干预势力

早自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分化瓦解中国的努力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把清朝下辖的各部族称为“民族”（nation）开始，他们在各少数族群精英人物上的投入和分裂中国的行动从未间断。对于那些尚未全面普及现代公民意识、传统部族观念依然流行的第三世界国家，利用部族利益来挑动这些国家内部的部族-民族矛盾，是西方国家惯用的策略。他们通过学术交流和经济活动物色代理人，提供资金建立发展与政府对抗的“民间组织”，为中国的“异见分子”提供国际活动舞台。在正式外交场合，西方政府的官员们通常是“台上握手，台下使绊”。他们热心扶植和发展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境内外民族主义组织，以“维护人权”、“关心少数群体”、“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宗教自由”等为旗帜支持和鼓励中国民间“草根组织”的活动，这些在近几年都成为流行作法。而相当“意识形态化”的西方主流媒体，历来是以丑化和颠覆“共产党国家”为己任，在对中国的报道中长期是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应当说，“维护人权”、“保护传统文化”这些口号本身都是对的，也是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和大力改善的，但是如果这些口号出自美国等西方国家或西方媒体之口，特别是考虑到苏联解体前他们的表演，建议我们中国人还是多一份警惕为好。

在改革开放后，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国内的渗透和影响力确实明显增强，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如果我们把各民族的认同牢固地凝聚在“中华民族”这个单元，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也难成气候，就好像一块坚固的石头，温度高了并不会像鸡蛋那样孵出小鸡来。而如果本来就是一窝鸡蛋，温度低时保持安静，而温度一旦适宜，小鸡就会破壳而出。在我们这个比喻中，鸡蛋和石头应当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去“点化”它。

我们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立足点既不是仅仅要维护中央政府和“汉人”国家的利益，也不是仅仅要维护在行政结构中处在弱势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我们需要跳出56个“民族”群体利益的立场，不偏不袒地站在全体13亿中国国民共同利益的立场上来思考和提出问题。如果说有“国家”立场的话，那就是要珍视和维护包括56个民族的全体中国人的幸福和安宁，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立场。在这个由56个兄弟姐妹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任何一个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都会削弱这个群体与整体的团结与协作，这样也必然损害其他全体家庭成员的利益。我们在处理国内的族际关系时，既不能短视地“损人利己”，同时要特别警惕外部势力的挑拨离间。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对于几千年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手足情谊，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应格外珍惜。

3 反分裂国际合作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近年来，受世界范圍内民族分裂主义浪潮的刺激，以及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和其他反华势力的挑唆，激发了我国境内跨界民族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加之中亚五国独立建国昭显的示范作用及“双泛”思潮的传播，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出于民族分裂的目的，借机利用同一民族天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挑起各民族间的怀疑和不信任，离间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实现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险恶用心。

3.1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谈反恐合作机制运行之虞

3.1.1.成员国对组织的利益诉求的差异可能导致机制失灵。

就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讲，其发展前景首先与该组织是否能基本或者完全实现各个成员国对该组织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该组织的利益诉求各有侧重。上海合作组织是我国主导建立的第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它的成立是我国现代外交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外交由过去的被动时期进入了主动时期。同时，上海合作组织也是我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具体实践。另外，上海合作组织所覆盖的区域是我国新的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对我国来说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实际意义。俄罗斯虽然与我国一样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倡导国，但俄罗斯并不能像我国一样全力投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各项建设工作，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俄罗斯在未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其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二是俄罗斯对我国一直心存戒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今后会减少或放弃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这里也有两个战略考虑：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渗透，减缓一些中亚国家离心的步伐；二是俄罗斯也存在着以上海合作组织牵制我国的利益诉求。俄罗斯目前在表面上虽然与我国是战略伙伴关系，但其内心对我国的戒备却很深。面对我国日渐崛起的历史事实，俄罗斯明智地选择了积极与我国接近的路径，在接近的过程中，用一个我国喜欢的方式来牵制住我国，以减少因我国的崛起而可能引起的对俄罗斯的负面压力，上海合作组织正好为俄罗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3.1.2.成员国间的矛盾冲突。

上海合作组织的6个最初原始成员国中，既有世界性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又有欲成为次区域强国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有处境相对艰难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情况复杂，差异明显。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这也是上合组织首次扩员。

其中中俄关系目前虽然正处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但这都只是暂时的，原因有二：一是中俄目前的合作只是一种战略合作。两国在现存国际格局下都面临着巨大的外部生存压力，合作有助于减小各自的压力。一旦两国都发展起来，或一强一弱（尤其是我国强，俄罗斯弱），或国际格局出现大变动，两围的合作基础就可能会消失，隐藏的矛盾就会自然上升。二是上海合作组织目前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其地区和国际影响力都十分有限。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该组织的发展和影响力上升，俄罗斯必定会争夺该组织的主导权。

吉、塔、哈、乌四国与我国的矛盾主要存在于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如何分配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四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关注重点各不相同：吉尔吉斯斯坦关注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塔吉克斯坦强调的是该组织在协调成员国关系方面的工具性；哈萨克斯坦提出应该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把鼓励投资，改变贸易的商品结构作为突破口，并提出应以中、俄、哈为核心；而乌兹别克斯坦则认为该组织应首先保障地区安全，应对“三股势力”，同时不能损害各国利益，危及与他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它们普遍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必须更多地照顾小国的利益，中国和俄罗斯是大国，在组织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应该做出一些牺牲来帮助它们发展经济。中国有经济优势，应该首先单方面向中亚国家开放市场。

从以上分析可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对该组织所抱有的期望程度也存在差异，一旦利益诉求的实现过分偏离于预期，则在合作的意愿与态度上必将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

3.1.3.现有机制下反恐合作的细节尚不明朗。

任何机制，如果细节不明确，在实际运作中就难免失灵。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就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程度较高的反恐领域的合作而言，细节性的合作事宜仍显磋商不够。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斯米尔诺夫一方面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正逐渐成为该组织成员国共同应对当今世界威胁与挑战的有效合作机制，同时也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工作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成员国在制定共同应对恐怖事件的行动机制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成员国对于地区反恐机构制定的一些多边法律文件的审批时间过长等。

4 当代反分裂的国际合作路径

冷战后霸权主义在其扩张欲望的驱动下，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安全空间。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某些大国已把国家安全的空间边界延伸到外层空间，企图单方面谋取外空军事和战略优势。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正是这种内外互动促使我国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付诸实践，并将之延伸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之中。

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

首先，参与合作的各族人需将认同层次中的合作共同体作为认同对象。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合作共同体利益观念的变化与扩展，可使共同体认同的出现成为可能。国家认同是以传统文化符号做工具，通过国家的组织和制度化建立起来，可通过国家政策加以引导和塑造。反分裂国际合作的形成过程也是共同体认同的形成过程。民族国家之间共有观念的形成，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相互合作、互动的结果。换言之，反分裂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促进国家利益的手段，合作共同认同也是民族国家利益的建构结果，在国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共同利益观念建构着共同体认同。

最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和民族国家实现认同层次内容的更新，需对可行性的途径做出理性的思考。认同层次内容的更新、转变是理性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给予人民一套符号，使狭小和局部的认同归属于一个更大的认同”。而地位与文化是这种集体认同构建的基本因素。对致力于地区建构的地区民族与民族国家而言，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践上述原则：

其一，兼顾和协调个人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从本质上说，地区民族和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向地区认同、共同体认同的转变过程，是民族集团、主权国家政府协调个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过程。集团越大，个体获得集体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任何个体或集团子集从集体物中获得的收益很可能不足以抵消其为此所支出的成本，而获得集体物所要跨越的障碍却要增多。当这些利益抵触时，民族集团、主权国家政府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尽可能兼顾和协调三类利益。在确实难以充分兼顾和协调的场合，其应有的轻重缓急次序当依据具体情况而非抽象原则来确定。

其二，民族国家和地区政策需关注改善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地位及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建立能够容纳不同民族利益观念的文化体系。包括营造适应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收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承认少数民族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和合法性等措施，使少数人群体客观认识和解决自身发展的困难，正确对待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以此增加有关群体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消除不同地位集团之间的壁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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