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萍

[摘要]鲍德里亚在分析消费社会，提出需要体系与消费力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础概念之需要与使用价值都提出了批判。他指出，需要的自然化与使用价值的拜物教性质使马克思非但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是对马克思的曲解和误读。鲍德里亚并未看出马克思的需要概念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也未理解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的历史性，而把它们当做了一般性的抽象概念。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放弃了对社会根本决定因素的批判和论证，并没有超越马克思。

[关键词]鲍德里亚；马克思；需要；使用价值

需要和使用价值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都是基础性的概念，但二者对需要和使用价值的理解截然不同。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逻辑的批判也把矛头指向这两个概念。鲍德里亚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他在深入分析消费社会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提出批判。但是，他似乎没有看到马克思在这两个概念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而将其视为一般性的抽象概念。

一、鲍德里亚提出抽象需要与消费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被理论家们贴上了各种标签，如“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等，以标识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消费社会”这一标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即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心也放在扩大消费上，以加快资本流通的速度。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

因此，资本主义体制需要不断地培育消费者，生产并控制需要，同时消费者的需要和满足也都成为一种生产力。这个体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作为消费者而存在，消费的真相不是享受，而是生产。然而，“‘消费大众是没有的，基层消费者也不会自发地产生任何需求”，所以，体制需要不断地使用各种策略引导并培育人的需要。可以说，在消费社会中，单个人的需要既不存在，也不重要，体制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需要体系，而这个需要体系就是最大的消费力量，也是最大的生产力量。

鲍德里亚指出，工业体系的目标就是把大众培养成消费力。消费社会对大众进行消费驯化，使他们成为消费力大军，就如同工业社会中对大众进行生产驯化，使之成为生产力大军一样。由于消费力就是生产力，所以，二者对大众的精神驯化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是后者的对等和延伸。因此，在消费社会中真正的消费自由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需要的强迫和消费的强迫。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也许有一天会出现必须两年更换一次汽车的法律强制。个体的消费自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计算中的，就如同无产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一样无奈，背后都是体制的强制。需要也一样，在资本主义体制控制下，人从来没有直接面对过他的需要，人的需要是被作为消费力生产出来的，需要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这里的需要已不与具体的物相关，不与具体的人相关，而是一个抽象的需要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化阶段，资本的发展是靠直接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关注点是劳动和劳动力，并未把需要和消费力看作如此重要。由于资本主义过度生产与经济危机的出现，为了解决矛盾，资本发现了新的力量与新的宝藏，那就是个体作為消费者的秘密，“个体不再仅仅是拥有劳动力的奴隶”，他更是拥有“无限”需要的消费力的奴隶。

二、鲍德里亚对马克思需要概念与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需要就是体制的产物，完全由体制决定，“需要的存在只是因为体系本身必需它们存在”。鲍德里亚进而认为，甚至连人的存在本身都是这个体系的产物，人只是作为一个对体系有用的生产力的幸存者而被再生产出来。因此，鲍德里亚认为，人并不曾拥有基本需要，他对马克思需要概念的批判也是从基本需要问题开始的。

（一）基本需要的神话

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有一种基于生物一人类学的假设，认为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次级需要，基本需要是一个不可再还原的领域，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因为一个人总要吃、喝、住、繁衍、居住等，总要满足这些基本的自然需要。次级需要则是超越了人的生存的“社会性”的需要，这些需要是被异化、被操控的需要。因此，一方面人受控于社会与文化；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主的本性，因为在基本需要的领域，个体能够自己选择，“在生存的基本需要的背后，存在着人的本质：这种本质的基础就在自然之中”。可见，基本需要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关。

鲍德里亚将如此理解的基本需要称为“基本需要的神话”。他认为，这是唯灵主义的或理性主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作为基本需要的人类学底线并不存在，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鲍德里亚介入了“稀缺社会”与“丰盛社会”的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认为，绝对的稀缺社会或绝对的丰盛社会都是不存在的，因为稀缺与丰盛都是相对而言的，不论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有多少，都只存在结构性过剩或结构性匮乏。因此，不能武断对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比原始社会有多丰盛。原始社会的人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也不为物所困，他们凭“兴趣”狩猎与采集，并共同分享，为了更好地迁移，他们会选择将物丢弃，没有经济上的考虑。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浪费可能是真正丰盛的象征。而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受物所扰，货币与资本似乎成为人们的基本需要和唯一需要。鲍德里亚认为：“孤立出一个抽象的、‘自然的穷困的阶段，或者确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是不可能的。”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拥有的不是原始社会式的浪费背后的丰盛，而是消费社会式的消费背后的困乏，而这个匮乏就是我们自己社会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这种结构性匮乏引发的结果就是基本需要的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相同的是都是这个体系的产物。如果这个体系靠原始的野蛮剥削来保障生存，那么也就没有什么需要的问题了。鲍德里亚断言：“任何时候，人都不曾拥有基本的需要”，因为人不可能逃出体系的控制。

但是，鲍德里亚认为，“基本需要”这个人类学假设却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类学依据。鲍氏认为，人有基本的生存需要，并在需要的驱动下进行某种生产活动，进而实现人的本性，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人为了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因此，每天都要进行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识形态”。由此，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把需要自然化了，而这种“自然化”的需要恰巧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撑物。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正是需求概念自身的一般形式中生产出了商品体系。”因此，马克思同样掉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并对资本主义起到了“维护”的作用，正是这种需要及满足的人类学依据，赋予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合法性，从而遮蔽了生产中的社会与政治的逻辑，人们受控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是无意识的。

（二）使用价值拜物教

鲍德里亚不但质疑马克思的需要概念，而且质疑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的概念。使用价值与需要概念直接相关，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对需要概念的“误解”使其对使用价值赋予过高的期望，甚至认为使用价值的解放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的逻辑，从而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但他认为，马克思在理论上并未成功，因为使用价值并不是具体的、不可比的，而是在等价逻辑之外的。鲍德里亚指出：“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它是需求体系的抽象，掩盖在商品和产品所拥有的具体目的及其内在特性这一虚假外表之下。”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也难逃等价逻辑，只不过为需要和商品的具体性所掩盖。

鲍德里亚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人被同时当作一种生产力和一个拥有需要的人。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生产力是抽象的，用同样抽象的社会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而人作为一个拥有需要的人是具体的，他的需要也是具体的。所以，人与满足其需要的作为使用价值的物的关系是具体的、客观的、自然的，与人与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抽象的、异化的关系是对立的。所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使用价值并没有被卷入到交换价值的特殊逻辑，即等同逻辑之中，而且，还可能存在着没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这就如同在市场之外存在的劳动和产品）”。由于马克思把需要、有用性的问题视为自然的、客观的、透明的、超历史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的神秘性并不在于使用价值，商品拜物教是交换价值的拜物教，即人与人的关系披上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衣。

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拜物教，因为它同样是一种抽象的体系，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与交换价值拜物教不同的是，前者是抽象的勞动体系，使用价值拜物教是抽象的需要体系，二者共同构成商品拜物教。鲍德里亚认为，这正是他比马克思更富逻辑性、也更激进的地方。资本主义体系中根本不存在具体的需要，而只有抽象的需要体系。它是生产体系的产物，并为生产体系提供支撑。使用价值拜物教是一种更深层次也更为神秘的拜物教，“因为它根植于人类学之中，根植于一个自然化的过程之中”，这种有用性与人的需要直接相关，并被赋予永恒性。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这几个概念都不能表达主体的目的，体现主体的个性。拥有需要的人也从来不是作为表达个人目的的主体而存在，“而总是作为抽象的社会需求力而存在”。个体与其需要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颗棋子，不是个体及其需要引导着经济生产，展现并满足他的需要，而是相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控制和计算着人的需要。

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看作超脱等价逻辑之外的一个“不可比”的范畴，没有看到使用价值的抽象体系和抽象社会关系，认为人们在使用价值和需要中可以回到他自身，成为他自己。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成就了一个理性主义者的神话，但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当作拯救人类的解药并未奏效，反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人类学依据，使资本主义体系更具合法性。因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也没能逃脱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都没有走出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实际上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比作一种幻象，就如同儿童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幻象并把这个幻象当作真实的自我一样，马克思也把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产生的幻象当作真实的。

三、鲍德里亚对马克思需要概念与使用价值概念的误读

可见，鲍德里亚对马克思需要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直接危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都提出挑战。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是否真如鲍德里亚所分析的那样：第一，马克思认为，人类存在一个基本需要，这个基本需要是自然化的超历史的需要。第二，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能够逃脱等价逻辑实现人的解放。人的生产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有其存在的人类学基础的，是具有自然合法性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去理解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一些相关问题，从而回应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

（一）鲍德里亚并未看出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必须肯定的是马克思理解的“需要”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而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包括基本需要。关于是否存在普遍客观的人类需要这个问题，在现代思潮中的确有争议，但关于人类是否存在基本的生存需要这一问题并没有争议。也就是说，问题的争议不在于人类是否拥有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这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不是抽象的、不变的。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基于生物一人类学的假设，将基本需要自然化、客观化、抽象化，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唯物史观时强调，这种历史观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其前提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并批评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可见，马克思已明确表示并不存在一般化的、抽象化的、自然化的人，当然也就并不存在一般化的、抽象化的、自然化的人的需要。而这种抽象化的人本学的需要观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经济学必须建立在有需要的主体，即经济人的既定存在的基础上，所以，古典经济学只能与“天真的”人本学联系在一起，把人的需要看作人的自然属性，并把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永恒的生产方式。阿尔都塞进而指出，马克思不但抛弃了关于经济人（有需要的主体）的意识形态人本学，而且批判并超越了作为古典经济学基础的意识形态人本学。

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目的在于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第二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目的在于生产个人消费的物品。这一划分可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全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生产，进一步说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从本质上说，第二部类的生产也就是个人消费物品那部分的生产之目的也不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而在于实现交换价值，进而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一句话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增殖，人本学的需要观只是其幌子，打着为了人类需要的旗号掩盖其真实目的，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秘密。

马克思非但没有如鲍德里亚所说将需要做自然化的理解，陷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明确指出了需要的现实性与历史性，“动摇了人本学的理论要求”。马克思认为，需要不是一个纯粹自然、抽象的范畴，而是要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的现实性是指需要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否则只是幻想的需要、不能实现的需要、对资本主义没有任何意义的需要，即使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基本需要，也是如此。需要的历史性是指需要不是既定不变的，而是随历史变化发展的，就连必要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必要需要来表述工人的基本需要）也是如此，“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著有《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赫勒也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必要需要是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在不同时代对于不同阶级，必要需要的程度和内容也不同。对于一个今天的美国工人，其必要需要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工人或者今天的一个印第安工人”。因此，马克思无论是谈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是必要需要，都是将其放在社会历史中分析，而不是孤立出一个自然抽象的基本需要的领域和范畴。

因此，在需要问题上，马克思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认为，人的需要（包括基本需要）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没有什么抽象神秘的地方，因为连人本身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一个逐渐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而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同时所表现出的他对需要和基本需要问题的立场，正是他所反对的抽象的人本主义的立场。鲍德里亚认为，人的需要应该与生产无关，想要超脱出生产体系，回到象征交换与赠与的远古时代，这是抽象神秘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二）鲍德里亚并未理解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的历史性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认为，使用价值的内涵及真实意义在政治经济学中并未被揭示出来，并批评瓦格纳像德国的教授们一样，“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馬克思在接下来分析商品和使用价值的概念时又指出：“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可见，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看作与交换价值对立的并能够超脱等价逻辑，进而使用价值的解放能够打破生产与交换的逻辑，超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这却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我们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要做具体的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大体来说，使用价值可以分为两大类：另一类是作为商品二因素之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一类是作为不是价值的非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又包括不以劳动为中介的天然物的使用价值，“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和不是商品的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分析商品二因素时，就已明确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而商品就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同时存在于商品中，并且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不可能独立出来。所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存在没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观点的批判显然站不住脚。

第一，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可能与交换价值分割开来，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第二，作为非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确存在没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但它是与经济的形式规定无关的使用价值，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它“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此，鲍德里亚把马克思的非商品中的使用价值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析，显然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这是鲍德里亚的偷换概念，此“使用价值”非彼“使用价值”，鲍德里亚却把二者混淆在一起。

究其原因，鲍德里亚同马克思所批判的瓦格纳一样，并未理解使用价值的历史性。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商品生产还未普遍的时候，生产的目的主要在于物的使用价值，这时的使用价值是与满足人的需要直接相关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已经普遍化，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与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交换价值与满足资本的需要。而且资本主义生产要打破的第一个限制就是要改变单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方式，“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大行其道的今天，单纯地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已成为不可能。当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与交换价值一同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那一时刻起，使用价值就已经作为资本的实体存在。“资本的实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资本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任何一种商品”。可见，马克思早已洞察到在资本逻辑的运演下，没有什么能逃脱等价逻辑和交换逻辑，而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和有用性当作可以逃脱历史决定性、逃脱等价逻辑的观点显然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使用价值发展到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形式，并不是它的永久形式，也不是不可改变的。使用价值作为财富的物质内容就应该归社会的全体成员所有，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如马克思所设想的自有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产品作为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这时，无论是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人们同劳动产品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简单明了，也就不存在任何的拜物教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价值获得解放的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形态的更替，而不是相反，使用价值无力改变任何事情。因此，马克思从未把使用价值独立出来并且把它作为反对资本的抽象权力。这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又一曲解。

四、结语

综上所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并没有超出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域，而他对马克思的种种批判都源于他对马克思的曲解和误读。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需要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一种当代效应”，明明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当代继承和发展，却将其当成是与马克思截然对立的观点。但是，鲍德里亚的眼界并没有超越马克思，而马克思却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超越了鲍德里亚。

第一，对资本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创造有用性体系这个问题上，鲍德里亚只看到了否定悲观的一面，而马克思基于辩证法的立场，看到的不仅是否定悲观的一面，还有肯定积极的一面。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对资本的认识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也有其伟大文明的一面，正是因为资本的创造力量和生产力量，它会克服一切限制，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这就是资本巨大的创造力，当资本充分发展其自身并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也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第二，对社会批判与解放的理解。鲍德里亚基于文化逻辑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选择了文化和符號的批判，而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放弃了生产关系的批判。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建立一种反经济、反生产型的文化，如原始社会的浪费、游戏、象征性赠礼等。而这样一种避开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基础，倒退回一种乌托邦式的历史虚无主义，正体现了后现代理论对资本主义抗争的无奈状态，反而正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正如《后现代理论》一书所指出的：“正当资本积累的逻辑在建构一个新的社会阶段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后现代理论家却将他们的著作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割裂开来，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今天的社会中，经济与生产仍然是当前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与人类解放理论并没有过时，仍有其当代意义，不应被随意抛弃。

因此，鲍德里亚对马克思需要理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与批判，都是源于对马克思的曲解和误读，但鲍德里亚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主要论题的理论敏感性却与马克思有类似之处。这也表明，一方面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是对马克思需要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理论回应，足见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又与马克思的需要、资本、社会批判、人类解放等理论有根本分歧，放弃了对社会根本决定因素的批判和论证，并没有超越马克思。

目前，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就是说人类要有共同的需要和目标，谋求共同的发展，建立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而人类的共同需要并不是抽象不变的，而是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提出的源于现实生活的现实的需要，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这种现实的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等全面的需要。只有立足于共同的现实而全面的需要，人们才会有共同的动力去谋求共同的发展，建立新的文明，这是马克思需要理论带给我们的重要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