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维，吕叻加，刘欣，刘朋

收稿日期：2017-12-26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界2016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生育政策调整中的公众心理阻碍因素研究”（2016Z067）

作者简介：罗 维（1984-），女，陕西武功人，工程师，国家注册心理师，主要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临床心理咨询研究.

摘 要：调查我国全面两孩政策落实后，生育效用估计对于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积极促进作用。文中通过设计“二孩生育效用问卷”对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及对生育效用进行调查，并选取高生育意愿群体的调查数据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进行统计分析。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的公众占比33.15%；主成分分析发现二孩生育的估计主要包括经济、保险、享乐、繁衍、社会效用；影响公众生育意愿的回归因素为繁衍效用、理想孩子的数量、享乐效用、性别、已生育情况、经济效用。全面二孩政策刺激了公众生育意愿，公众注重享乐效用和保险效用；二孩生育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男性生育意愿高；不同生活环境公众生育目的不同，社会责任感可以增强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从管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有效提高公众二孩生育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生育效用；社会公众；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C 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12（2018）04-0486-05The Fertility Management on the Effect of Utility Estimating for

Second Child under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LUO Wei1，LV Lejia1，LIU Xin2，LIU Peng1

（1.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710054，China；

2.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710072，China）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stimation of reproductive function on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public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in China.This paper designed the “twochild birth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publics desire for fertility and its effects on fertility，and selected the survey data of high fertility groups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variance analysis，and regression analysis.The proportion of the public who clearly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give birth to two children was 33.15%.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estimates of second childbirth mainly included economy，insurance，hedonism，reproduction，and social utility；the regressi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ublics desire for fertility were reproductive effects，the number of ideal children，hedonic utility，gender，birth status，and economic utility.The twochild policy has stimulated the publics desire for fertility，the public has focused on hedonic utility and insurance effectiveness；The public have obvious preference of gender in the second child birth，and males have higher reproductive desire；The purposes of fertility intention of the public are different，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enhance fertility desire.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ed，this paper offered some effective suggestions about public intention on the second childbirth.

Key words：fertility utility；the public；twochild policy；fertility intention

1 研究背景

生育行為受到法律、政策、宗规族训、民间惯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有直接抑制或直接鼓励的作用。纵观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历史条件下不断酝酿乃至形成的产物，实施了30多年，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使得总和生育率降低，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提早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1]。“单独两孩”政策提出后，社会公众的二孩生育并未出现扎堆和井喷现象。时隔两年，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全面两孩”政策，提出适龄夫妻均可以生育2个孩子，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国家人口均衡发展。2016年各省份取消“晚婚晚育”假，增加60天产假，鼓励适龄人口生育二孩。现行政策鼓励生育两孩，但公众的生育行为不高，表现出与国外类似的发展趋势[2]。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63.16%～86.85%的公众理想子女数为2个[35]。但是为什么在二孩政策全面落实之际，新增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呢？国外研究表明，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中，虽然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稳定地保持在2个孩子左右，但实际生育行为却在急剧下降接近1的水平[6]。生育二孩取决于家庭的生育意愿。西方经济学模型假设夫妻是理性经济人，采用“效用最大化”原则决策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边际孩子理性选择模型认为理性夫妻会通过对孩子为家庭带来的成本和效用进行权衡，判断是否生育[7]。全面两孩政策提出后，部分家庭具有较高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在同样的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拥有较高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文中从生育效用着手，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数据，研究高生育意愿群体二孩生育的效用动机，从管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促进社会公众二孩生育的有效意见和建议。

2 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在省内分层随机抽样2 000名已婚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 876份，占比93.8%.

2）数据分析。采用SPSS 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调查问卷。参照修订的成本—效用理论，谭雪萍2015年对于徐州市单独家庭的调查问卷[6]，编制“二孩生育效用量表”，共计18道题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

发放100份问卷进行预调查，回收并进行信效度检验发现效用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40，保留相关性在0.540～0.856之间的18个题目。通过因子分析法检验量表的效度，结果表明测量条目具有良好的收敛性：KMO指数为0.840，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结果p=0.000.

使用SPSS统计软件的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组成项目进行处理，提取公因子，获得5个基本构成因素，5个因素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697～0.879.累计方差贡献率解释总变异量62685%.采取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量表各构成项目所属因素及因素负载见表1.

根据表1中每个因素构成项目的情况，具体分解如下

因素一：经济效用，3个项目，指公众认为生育两孩可以在未来获得收益增加家庭收入，缓解养老压力，发挥人力资源扩大家庭事业发展。

因素二：保险效用，3个项目，指公众认为生育2个孩子可以减少失独、空巢风险，两孩相互促进和帮助，并避免家长过于溺爱。

因素三：繁衍效用，3个项目，指公众生育多孩主要是因为自身对孩子的喜欢，希望家庭人丁兴旺，生育男孩继承家族并完成繁衍。

因素四：享乐效用，5个项目，指公众认为多孩可以互相陪伴，避免孤独，孩子满足父母亲密感、陪伴等情感需要，并且增强抚养孩子的效率。

因素五：社会效用，4个项目，指公众认为二孩生育可以缓解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增强国力，但会加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3 研究结果

3.1 人口统计学信息

统计回收的有效问卷，社会公众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的问卷数量共计622份，占比33.15%，具体构成情况见表2.

3.2 效用量表的描述统计

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的公众在效用量表各因子上的得分情况见表3.享乐效用各项目得分为（353～4.07）；保险效用得分为（3.31～3.63）；社会效用得分為（2.80～3.47）；经济效用得分为（299～3.39）；繁衍效用得分为（2.75～3.26）。

3.3 不同群体对生育效用的认知对比

不同性别对比：女性在保险效用（t=5.769，p=0.018）；享乐效用（t=10.161，p=0.002）；社会效用（t=5.352，p=0.023）中显著高于男性。

独生子女对比：独生子女在享乐效用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t=6.609，p=0.012）。

不同学历：研究生学历在保险效用（ps<0.01）上显著高于其他学历；在享乐效用上显著高于本科以下群体（ps<0.03）。

不同生育情况对比：不同生育情况在繁衍效用、社会效用上存在显著差异（F1=3.746，p=0.005；F2=2.646，p=0.033）。在繁衍效用上，有女孩家庭显著高于有男孩家庭（p=0.001）、无孩群体（p=0025）。在社会效用上两孩家庭显著高于无孩群体（p=0.011）。

不同家庭所在地情况对比：不同家庭所在地在经济效用（F=4.944，p=0.002）、保险效用（F=2905，p=0.034）、享乐效用（F=2.646，p=0.048）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发现，省会城市的公众经济效用得分最低（ps<0.01），保险效应显著高于小城市公众（p=0.006）；城镇公众的享乐效用得分最高（p=0.009）。

理想孩子数量的对比：愿意生育的公众中只有15人的理想孩子数是1个，占比2.4%.理想孩子数量不同的民众在保险效用、繁衍效用、享乐效用、社会效用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理想孩子数1个的民众在保险效用、上显著较低（ps<0.05）。理想孩子数越多，繁衍效用得分越高，存在显著差异（ps<0.01）。

不同事业心情况对比：事业心强的群体在经济效用上显著高于弱的群体（t=2.319，p=0.046）。

3.4 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

以生育意愿为因变量，效用量表各因子及公众的人口学变量信息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6个因素进入回归模型，具体情况见表4.

4 讨 论

4.1 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增高，注重享乐效用和保险效用 通过此次对于社会公众的随机分层抽样调查发现，全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落实对于公众二孩生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效果，主要表现为

1）1/3的社会公众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落实前，我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呈逐步下降趋势，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专家预测生育意愿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2015年针对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不到30%的人愿意生育二孩[5]。此次调查结果发现愿意生育的比例继续提升。这可能是因为取样不同带来的偏差，也可能是因为政策背景不同，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公众的二孩生育意愿。

2）公众注重生育带来的享乐效用。此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在享乐效用因子上得分最高3.87分，并表现出独生子女家庭显著高于非独家庭的差异。我国在制定独生子女政策前曾经倡导家庭多生育，家庭成员拥有多位兄弟姐妹，独生子女政策的严格落实使得家庭孩子数量骤减，祖辈对于孩子的溺爱和过度保护影响个体的人格独立。全面二孩政策使得公众重新看待多个孩子相互陪伴对成长的作用。

3）保险效用是公众二孩生育的主要考虑因素。2013年数据预测，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中国未来的失独家庭会达到一千万[8]。独生子女家庭需要面对和承担的风险较大，面对天灾人祸疾病较难有抵抗能力。家庭中2个孩子可以增加家庭保险，遏制由于失独家庭数量飙升带来的安全隐患，降低家庭的空巢风险，缓解养老压力。

4.2 公众二孩生育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男性生育意愿较高 生育意愿高的社会公众对于二孩具有明确的生育期望，由此可能会对人口的性别结构组成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

1）繁衍效用是导致二孩生育的首要回归因素。中国自古讲究多子多福，对于人口生育的无控制期导致国家总人口数剧增。此观念深入人心并影响公众的社会生育行为和集体潜意识。促进国家经济快递发展制定的独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数量的飙升，并带动中国增强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小康水平。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给予了公众生育繁衍的机会，激发了公众的生育愿望，但并非生育愿望一定会产生生育行为[9]。研究发现当公众的理想孩子数量越多时，个体越可能生育二孩。

2）二孩生育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此次的调查数据显示，女孩家庭繁衍效用显著高于男孩家庭和未生育家庭。说明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虽然公众认可男孩女孩都一样都自己的继承者，但对于生育男孩依然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全面二孩政策更容易影响到这部分公众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特别是当现有孩子的性别不能达到家庭的理想时，育龄夫妻拥有较高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3）男性和女性的生育目的不同，男性生育意愿更高。调查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主要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体验亲密感的获得和自我成长的心理需求，所以在生育一个孩子后即可以得到满足，加上女性对工作和事业的追求，对于二孩的生育意愿明显降低。男性则希望通过生育多个孩子扩大繁衍，兴旺家族，而且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中对于工作和事业没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对于生育数量有较高的要求。

4.3 不同生活环境公众生育目的不同，社会责任感增强二孩生育 社会环境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公众的生活追求和心理需要，并在统计学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

1）城镇公众二孩生育注重享乐效用。城镇居民生活节奏较慢，生活必要的刚性需求等经济压力较小，体验到的生活幸福感高[10]。国家二孩政策的制定对于这部分公众来说生育二孩是一种享乐效用，享受养育孩子的过程，体验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形成，所以当他们认为多个孩子可以在成长中相互影响和帮助，避免长辈的过分关注与溺爱便会产生较高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2）省会城市公众注重保险效用。国家独生子女政策制定后依然有部分地区民众由于无法约束，较难监管采用各种方法增加生育，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较好[1]，同时城市公众也是失独家庭的主要组成成员。由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中人口密集，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城市公众对于独生子女的安全问题较为看重，所以他们生育二孩的主要动机在于规避可能存在的空巢风险。但由于城市公众一般拥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而且在孩子成年后依然需要家庭的经济支持，所以他们对于孩子所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用的估计最低。

3）二孩家庭的社会效用较高。随着全球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社会公众对于个人生活品质更加注重，把自身的价值从家庭中转移到社会上，发展事业以实现自我价值，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意愿降低。由于人口基数过大，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使得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11]。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落实能够增加新生人口延缓老龄化问题，此次调查发现已经生育二孩的社会公众在社会效应因子上得分最高，可能是由于这些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更强，愿意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身力量，也有可能是对他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合理化的结果。

5 建 议

1）公众二孩生育注重享乐效用和保险效用，国家可以制定政策减轻公众在生育和抚养孩子方面的压力，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使得公众增加二孩生育行为。

2）社会公众存在显著的性别偏好，建议国家在提倡二孩生育的同时严格把控非医学用途的胎儿性别鉴定，防止新生人口的性别比增大。

3）强化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有助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落实，将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提升到2.1左右，缓解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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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