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燕　温兆阳　许星

摘要： 织绣工艺源远流长，不仅是西方人眼中的非物质文化财富，东方人也对其情有独钟。19世纪下半叶，开埠之初的申城因地理位置优势首先接受到世界风潮，形成了开风气之先的时尚都市文化。上海手工业和工艺美术业在形成之初就孕诞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海派个性。文章以上海特色的绒线绣、十字绣、钩针编结三类主要织绣工艺为研究对象，运用对比、实例分析研究方法，从题材选择、画面布局、用色分析、功能性分类，来探究在海派文化背景下上海本土织绣工艺的演变。

关键词： 织绣；海派文化；工艺美术；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TS941.64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18）04008205引用页码： 041301

Abstract： Tapestry embroidery has a long history， which is the wealth of handicraft in the eyes of both Westerners and the Oriental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hanghai was first influenced by the world fashion trend due to its geographic position advantage， and thus urban fashion culture formed. Shanghai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arts and crafts industry were pregna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Shanghai style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form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of Shanghai local embroidery craf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anghai culture by taking Shanghai wool embroidery， cross stitch knitting and crochet lace as the objects of study and applying comparison and case study method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me selection， picture layout， color and function.

Key words： tapestry embroidery； Shanghai culture； arts and crafts； Gu embroide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手工織绣作为传统服装工艺的重要环节，在中国传统农耕手作经济特点的背景下，在服装历史长河中体现着不同的特点，自成一家的同时，在外来文化影响下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与融合。欧洲手工织绣以花边制作的形式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在往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率先在上海地区与传统的编结、顾绣、绒绣等工艺结合，制作出精致的女性服饰、台布、床上用品、窗帘等室内陈设的配套装饰品，丰富了传统的织绣手工艺。

上海坐落在得天独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既拥有江南文化的底蕴与自信，又坐拥西风劲吹的前沿之便利[1]，遂逐步形成了与中国腹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截然相反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深深影响了上海人服饰语言的表达，能够更得心应手地融汇中西方审美和工艺，从而在海派文化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海派织绣工艺。

1上海的海派文化

1.1海派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海派”一词最初起源于清代晚期的上海“海上画派”，后来指称戏剧、文学等。但是“海派文化”的真正崛起与发展，则出现在上海开埠之后[2]。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深层次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与社会观念，又值西方物质文明涌入中国沿海城市，西方代表性的洛可可和巴洛克装饰纹样给中国经历千年的传统装饰艺术以直面冲击，中西文明在上海这片沃土上进行碰撞、交汇，最终融为一体，自成一家。此时，作为思想外化的服装在这股新文化的历史潮流中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开风气之先的文化思潮成为“变服”的依据，推动这股潮流的是一股“西风”，故“西服东用”也就顺理成章了[3]。

1.2海派文化的服饰语言

20世纪初期，新兴起的海派书画、戏剧曲艺、影视、文学，糅合了清末民初上海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人艺术、民间习俗、大众心理及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对素来居于上等地位的皇家文化和官僚文化形成不可抗拒的冲击，甚至颠覆了根深蒂固的大众传统审美与文化观念。由此可以理解，海派文化是一种寻常巷陌的文化诉求，在洞悉潮流的同时，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感和广谱性，其包容性能够达到雅俗共赏。

上海手工业与工艺美术业在海派文化的新浪潮中孕育诞生，与生俱来地携带着有时代印迹的海派风格。而海派服饰注重仪表的时尚感与文化品位的体现，在带动服装与织绣业生产及消费的同时，促进了都市文化的创造力和活力。其服饰观念体现了上海人包容与开放、追求时尚与个性、展现自我魅力的心态。

2织绣工艺在海派文化中的发展

早在明代晚期，上海地区的顾绣作为“画绣”开始得到广泛认可和追捧。《顾绣考》称：“其擘丝细过于发，而针如毫，配色则也有秘传，故能染点成文，不仅翎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顾绣借鉴书画笔法形成一套独特针法，画面完善，保留了书画气质，绣制形象富有鲜活之气，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使得民间织绣亦能达到高雅之境。顾绣经历繁盛至清末趋于湮没，却始终以其细腻灵巧而传神的章法影响着上海地区的织绣发展。

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步开放、洋行和工厂的开办，欧洲物资与文化渐渐进入中国内地，传入的各种外国商品中也包含了西方的手工业和工艺美术品，传入的工艺技术影响较大的有绒绣、抽纱、花边、秀逸、机绣、毛线编织、磨钻和洋镶首饰[2]。上海手工织绣最初期以二方连续图案的条带形花边绣品和编结带最为常见，用以装饰餐巾、窗帘、衣襟、袖口、枕套、被单等边缘。由于海派文化和进出口贸易频繁的影响，花边逐渐由亲友相送的礼物演化为由刺绣、钩针、编结、抽纱等多种织绣工艺制作的服装、家居软装、床上用品等日用工艺品。其大约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家具陈设品的使用主要考虑平面的尺寸与图形，样式依桌椅或窗户规格而定，服用方面则根据服饰款和人体形态而定。

光绪十二年（1886年），天主教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开始教授西方的抽纱工艺，欧洲的织绣技法开始进入上海。《申报》记载在1915年上海美租界爱而近路（Elgin Road，今安庆路）已开办女工传习所，由沈君云传教编结欧美服装必要的抽纱工艺，该所按月采购欧美抽纱图样，供临摹制作以保证款式的时新性，并将传习所学成所制的抽纱作为商品供于美国百货公司售卖，以此形成产业链[4]。该所主任沈卓吾在1916年引进烟台师资扩大教学，并尝试改革课时以适应职业女性，从而使抽纱学习更为普及[5]。这种做工精良、样式新潮的海派织绣花边逐渐在上海流行开来，制作地区从此由徐家汇拓宽到漕河泾、梅陇、莘庄周边地区，延伸至上海边缘的泗泾、七宝及浦东川沙、南汇地带。

3海派文化中手工织绣造型艺术

其中绒线绣、十字绣及钩针编结为上海主要的手工织绣工艺类型。上海织绣工艺逐渐融合欧美十字花的风格，绒绣与钩针编结的花型体积感更显充实，而十字绣则更具广谱性，可以说是实现了“传统手工的现代转型”[6]。

3.1上海绒线绣

绒线绣也称绒绣，即用彩色的羊毛绒线在特质的网眼麻布上绣制的工艺品。追根溯源，早在14世纪，德国百姓根据面料经纬纱线的交织，计算针数绣制图案以作为衣物装饰，所用原料和针法酷似如今的绒线绣。16世纪，英国首先开发出了专门用于绒线绣的网眼麻布，绒线绣开始在英国普及，并在17—19世纪盛行。

民国初年，女红绣品的植物纹样沿袭晚清的梅兰竹菊、牡丹等传统样式。20世纪30—40年代，由于马面裙、中式裤等传统服装的消逝，传统服用刺绣减少的同时，海派风格的流行使得花型西化。绒线绣沿袭了欧洲的路易十四装饰风格，即垂花纹样、叶状卷窝等，总体植物纹样开始抽象化，线条也由繁到简的变化，而绒线满地绣多用于人物或场景的观赏类绣画。在国内流行的百余年中，经中国几代绣工的不断探索和研习，成为海派文化中工艺美术品的代表，享誉海内外。其色彩种数可达6 000余种，远超于色彩种数400多种的十字绣。绒线绣的题材有人物、风景、植物花卉和鸟兽，随着在国内的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情、历史事件也成为绒线绣一大题材。绒线绣的细腻，得益于顾绣的技法，善于采用中间色线来过度，色彩柔和、晕染自然，注重层次和光影效果，结合粗细针法混合几十种针法，绣品通常呈现油画的视觉效果，有着“东方油画”的美誉（图1、图2）。

3.2上海十字绣

十字绣也称十字挑花绣，顾名思义，经纬纱线交叉成“十”字网状，对角缝针成“X”字形“人”字形和“/”（圖3）。绣品图案以色块构成，讲究色彩的过度和简化，图案设计的重点为色彩提取，意在用较少的色彩表现画面，所以十字绣的绣品多数呈现抽象的几何图案，而非传统刺绣追求的对自然事物还原的真实性。

十字绣起源于明、清时期，风格清新明丽，具有独特的江南地区特色[7]。多用于服饰领口袖口的装饰花边，以及台布、床单的贴边，图案构成多为连续纹样（图4）。14世纪，十字绣针法从中国传入土耳其地区，经由意大利，随后在欧洲风靡。绣布为白色四方网格状帆布或其他质地较硬的织物，图案简易明朗，花色大胆前卫，多数选用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纹样，善于留白（图5，费城艺术博物馆）。

由于海派文化的风靡，东西方通商速度的提升，人们频繁接触到海外流行元素，摆脱了传统服制的束缚，开放思想的同时拓宽了审美。这种针法相较于传统刺绣技艺更为简易的绣法，满足了当时化繁为简的装饰风格，遂迅速普及为日常生活闲余时的手工。题材也由原来传统的鸟兽鱼虫拓展到婚庆、习俗、字画、风景、鸟兽、花卉、神话故事、肖像等，并开始注重画面的故事性和情景性，重视画面的动静结合。从原来的装饰花边，发展为尺寸多样化的实用品和艺术品，十字绣既能够带给刺绣者实用性的装饰美化，又能够在刺绣中满足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也充分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的人文艺术情怀（图6）。

3.3上海钩针编结

钩针编结俗称通花，是流行在19世纪的欧洲手工业，其采用象牙、金属或竹制材料的钩针，无需底布，进行链式编织，形成环形和相互套结的花边纹理。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随着钩针编结技艺发展越来越复杂，蕾丝花边的样式可以通过钩针完美地表现（图7）。

宣统二年（1910年），欧洲的钩针编结工艺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带入上海闵行莘庄镇。莘庄妇女采用细钢丝所制钩针，结合中国传统编结工艺，改良欧式编结技法，提高手工效率使之能够组织批量生产。米色、灰色、蓝紫色系被增加到原先单一的白色棉、麻纱线当中，改善了编结品色彩单一的现象。其作为外来手工艺，镂空的轴对称或中心对称的链式艺术表现形式，刷新了人们的传统审美。在当时海派旗袍侧缝开衩逐渐提高、袖逐渐变窄变短，着装观念逐渐开放的时期，这种既具有刺绣视觉感又便于服用的钩针编织品，体现女性风姿与优雅，彰显了海派特色的时尚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手绣。

钩针编结工艺在上海几代女工绣娘的传承开发下，引入了绒线与棉麻线结合编织，艺术造诣上得到了很大突破。上海工艺美术大师冯秋萍创作的孔雀翎、美人蕉、牵牛花、野菊花等新花型被广泛地传播，并将这些花型运用到了服装外衣创作，使钩针编结工艺从简单的平面家用织物延伸至服用领域，如毛线衣、背心、披肩等，耳目一新地丰富了当时的服装类别（图8）。作为具有“海派文化”内涵的钩针编织，不仅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具有很明显的市场价值[8]。庄立新的《“海派旗袍”造型与结构的变迁》[9]中认为“海派旗袍”是近代中国服装史上“西风东渐”的一个见证，披于上海女人旗袍之上的坎肩、披肩，旗袍上的钩针花边一起勾画出了海派文化中上海时髦女郎的风雅之貌。这种“中西合璧”的着装风格亦成为海派潮流的重要一笔。

4当代织绣业的发展形势

机绣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机绣技术是随着缝纫机的引入而传入中国的[10]。进入21世纪，全球花边产量的70%在中国生产[11]。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当今智能织绣设备的及时更新和数字软件的花型设计，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品质。科技生产一方面提升了中国织绣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占据了有力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造成手工织绣业迅速萎缩。如今顾绣的传世作品不足200件，且苏绣早已后起居上；随着上海绒绣等织绣企业的兼并合资，批量化的生产气势性的压倒手工作业，花边老匠人大量流失，上海织绣手工艺面临着濒危的迫境。

自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上海十字挑花和钩针编结在2007年5月被列为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上海绒绣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工艺遗产”的上海织绣根植于手工技艺，在中国非遗保护事业中，针对民间工艺采取了展馆、数字媒体措施作为桥梁，将民间工艺原初的发生形态转化为以还原其物质载体形式为重心的直观展示活动[12]。此举可以利用对老资历手艺人的保护及“传帮带”教学体验，培养更多的织绣工艺的传承人。多元保护方式的并举，对织绣工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条件。

5结语

开埠之初，女子传习所的兴起改变了中国沿袭千年的工艺美术师徒传承方式，并引入西方新的工艺，这一新教育形式的流行有力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手工业，并促进了像钩针这样的新工艺发展，丰富了当代的手工艺事业。从最初的工艺品外销解决生计到如今的自成一派，上海手工织绣经历了百余年的海派文化洗礼，通过中西方工艺与审美的交融、创新，形式变得多样化，花型由繁到简，由服饰刺绣拓展到陈设用品与装饰观赏艺术。其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形成并延续至今，正是紧紧抓住了上海地域的机敏、幽默、创新的文脉，勇于扬弃、不断追求。

信息交换速度的迅速提升，流行元素的迅速流传，地域特色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泛，以致工艺美术的传统形式风格也越发趋于相似，海派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正在逐渐消退。因此，在注重上海织绣手工业技法传承发展的同期，更应注重海派文化的本质：革新、开放、包容，适应时代发展而得以保存。

无论数字媒介如何发展，工业智能化的制造技术如何迅猛地推陈出新，手工造物独有的温度总是蕴藏着工业生产不可媲美的魅力，这即是那些手工“匠人”孜孜不怠追求的“匠心”和人文情怀。在工业标准化生产、快餐文化主导市场的如今，手工艺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个性需求和人文关怀，传承人更应虔心思考其中的民族情愫和手工的极致追求，并在文化大融合的环境中正确地定位自我，不迷失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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