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敏 瞿州莲

摘 要：自清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八年（1882）的237年中，湘西地区共有80名生员在乡试中举。清代湘西地区各厅县在乡试中呈现出举人的数量不一，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数量时空分布的不平衡，是乡试优惠政策差异、各厅县文化水平高低不同、乡试盘费数量不一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清代；湘西地区；乡试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6-0037-06

科举制度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实施直至1905年废除，共存在了1300年，成为中央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乡试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成为科举制度研究中的热点，关于乡试的研究，学术界多集中于某个省或者某个朝代的研究，对于西南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乡试的研究较少。湘西作为民族地区，在清代划分为“土司区”与“苗区”。改土归流前，“土司区”即清代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等县；“苗区”即清代湘西苗疆的凤凰厅、乾州厅、永绥厅及古丈坪厅四厅。本文以《湖南通志》中“选举志”为基本资料，以举人数量分布为对象，对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八年（1882）湘西地区举人数量及时空分布进行统计，并对举人分布不平衡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科举制度的研究。

一、清代湘西地区乡试举人数量及其分布

顺治初，南明政权尚有活动，社会动荡不安。顺治二年（1645）清廷开科取士，由于湖南社会尚不稳定，并未举行乡试。顺治三年（1646）湖南地区的生员参加乡试，湘西地区的生员未有获中。笔者以《湖南通志》中“选举志”为资料对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八年（1882）湘西地区的举人数量及地理分布的情况和特点进行分析。

（一）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数量

笔者根据《湖南通志》中的“选举志”有关湘西地区科举乡试人数为数据，按照湘西地区考中举人数量的情况，将清代湘西地区乡试划分为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特征进行分析：

1.第一阶段：湘西地区举人数量为零（顺治三年-雍正十三年）

清入关后，清廷坚持“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战略，在各地大力推行教育政策。鉴于湘西苗疆，早期不通声教，清廷在西南地区推行教化。顺治十六年（1659），湖南巡抚袁廓宇上疏奏明苗疆五寨苗民输诚归化，请求在五寨（今湖南凤凰县）设学，规定“考取童生七名，廪生六名，增生八名，出贡年分俱照各縣事例，两年一贡。”[1]650所谓廪生是指在岁试中成绩最优者，享受廪米的生员，增广生是指在岁科考中成绩居于二等的考生。由于湘西苗疆中五寨归化早，清廷为传播儒家文化，加强对苗疆苗民的教化，于是选择在五寨设学。且为五寨的苗生专设童生学额，提高了苗童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不过由于五寨苗童文理平庸，湘西苗区在该时期乡试中均未获中。

改土归流前，“土司区”的永、保、龙、桑四县，文化教育水平高于“苗区”。但是，土司为维护自身统治，对土民实施“愚民政策”，限制土民参加科举考试，改土归流前“土司区”的土民未有考中乡试者。改土归流后，清廷设立永顺府，下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四县，雍正十二年（1734）才开始设学，在永顺府城内设立考棚，鼓励土民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土司区”由于改土归流不久，土民仍然未有考中乡试者。

2.第二阶段：湘西地区举人数量激增（乾隆元年-道光三十年）

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廷开辟湘西苗疆，设立乾州厅、凤凰厅等行政建制。直到雍正五年（1727），清廷改土归流，湘西文化教育发展仍然相对滞后。经过“乾嘉苗民起义”致使清廷进一步加大教化力度，于是清廷在湘西“苗区”、“土司区”兴建学校，制定各项优惠政策，鼓励苗生、土民应试。就笔者搜集的资料统计，未有将苗民、土民中举者区分陈列，基于此，现将湘西地区举人作为整体进行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乾隆-道光时期湘西地区乡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每个朝代中举数量不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湘西地区才有举人，且只有1名。自出现第一名举人产生后，经过15年时间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湘西地区才出现第二批举人，经过9年时间即乾隆六十年（1795）湘西地区出现第三批中举者，且只有1人。乾隆朝湘西地区乡试中举间隔时间长。

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十二年（1807）湘西地区未有中举者，嘉庆十三年（1808）湘西地区中举2人，此后在嘉庆朝乡试中，湘西地区均有中式者。自嘉庆十三年（1808）后，湘西地区乡试举人数量出现激增趋势。

道光元年（1821）湘西地区便有中举者，且有2名。道光朝每届乡试中，湘西地区均有中式者，且每届乡试中举人数在2人至3人，中举人数较稳定。

第二，中举人数激增。乾隆在位60年，湘西地区举人仅有5名。嘉庆在位25年，湘西地区举人有13名，道光在位30年，湘西地区举人有33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湘西地区举人数量逐渐增多，尤其道光朝举人数量最多，每届中举人数逐渐稳定。该阶段自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三十年（1850）历经115年，湘西地区乡试举人数量达到51人，举人数量呈现激增态势。在这一阶段举人数量足以证明湘西地区文化教育得到一定发展。

3.第三阶段：湘西地区举人数量平稳增长（咸丰元年-光绪八年）

此阶段依据以下统计可知，湘西地区乡试举人数量较前两个阶段有了更明显的增加，具体中举人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该阶段湘西地区乡试数量分布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各朝中举人数平稳。咸丰元年（1851）乡试中，湘西地区中举2人，每届乡试中举人数与前朝相当，咸丰朝举行3次乡试，湘西地区均有中举者。同治朝举行乡试5次，湘西地区每届乡试均有中举者，中举人数较为稳定。光绪元年（1875）湘西地区中举2人，至光绪八年[3]（1882），湖南举行乡试4次，湘西地区均有中举者。

第二，举人数量增速较快。咸丰在位11年，湘西地区中举9人；同治在位13年，湘西地区中举14人；光绪朝截止至光绪八年（1882），湘西地区举人有6人。该阶段自咸丰元年（1851）至光绪八年（1882）历经32年，湘西地区举人数量就达到29人。相比上一阶段历时115年时间，举人数量为51人，举人数量增速更加明显。

由表1、表2可知，从清朝初期到清朝晚期，湘西地区乡试逐渐得到发展，举人数量逐渐增加。就整个清代而言，湘西地区举人数量呈现递增的趋势，各时期举人数量不平衡。

（二）清代湘西地区举人地域分布

乡试在湘西实施后，为湘西地区培养了大批举人，随着时间的发展，湘西地区举人数量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但是，另一方面，湘西地区原“土司区”与“苗区”举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举人数量的多寡，反映出各厅县文化教育发展状况。笔者根据《湖南通志》整理出清代湘西各厅县举人的分布可知：

第一，“苗区”举人数量明显高于原“土司区”。

永绥厅举人有30人，占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总数的37.5%；凤凰厅举人数为23人，占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总人数的28.75%；保靖县举人有11人，占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总人数的13.75%；乾州厅举人有7人，占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总人数的8.75%；永顺县举人有4人，占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总人数的5%；桑植县举人有3人，占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总人数的3.75%；龙山县举人有2人[2]501-564，占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总人数的2.5%；古丈坪厅于道光二年（1822）单独划厅，发展时间短，举人数为0。从上述数据可知，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数量分布不均，永绥厅、凤凰厅、乾州厅等苗区，中举60人，永、保、龙、桑四县中举20人，“苗区”举人数占湘西地区举人总数的75%，“苗区”举人数量为原“土司区”的3倍。

第二，湘西各厅县举人数差距悬殊。

清代湘西“苗区”，中举人数最多的为永绥厅，比凤凰厅中举人数多7人，比乾州厅举人数量多23人，永绥厅举人数量为凤凰厅与乾州厅之和。原“土司区”永、保、龙、桑四县举人数量最多的为保靖县，最少的为龙山县，二者相差9人。可见即使同属一府，举人数量也差距悬殊。就湘西地区而言，永绥厅举人数量与龙山县举人数量相差28人。湘西地区各厅县举人数量差距很大。

第三，湘西各厅县各朝代举人数相差极大。

乾隆朝湘西地区举人有5人，永绥厅、乾州厅各有举人1人，分别占比20%，龙山县有举人1人，占比20%；桑植县有举人2人，占比40%。乾隆朝湘西地区举人数量最多的为桑植县，该阶段原“土司区”举人数量多于苗区。

嘉庆朝湘西地区举人有13人，永绥厅中举3人，占比23.1%；凤凰厅中举4人，占比30.8%；乾州厅中举2人，占比15.4%；保靖县中举3人，占比23.1%；龙山县中举1人，占比7.7%。此阶段凤凰厅中举人数最多，永绥厅、保靖县次之。该阶段“苗区”中举人数多于原土司区。

道光朝湘西地区中举33人，永绥厅中举13人，占比39.3%；凤凰厅中举10人，占比30.3%；乾州厅中举3人，占比9.1%；保靖县中举4人，占比12.1%；永顺县中举2人，占比6%；桑植县中举1人，占比3%。此阶段永绥厅中举人数最多，几乎每次乡试均有中举者；而龙山县在该阶段未有中举者。该阶段“苗区”中举人数比原“土司区”中举人数多19人，“苗区”与原“土司区”中举人数差距悬殊。

咸丰朝湘西地区9人，永绥厅中举4人，占比44.4%；凤凰厅中举3人，占比33.3%；保靖县中举1人，占比11.1%；永顺县中举1人，占比11.1%；该阶段永绥厅中举人数仍居于第一位。龙山县、桑植县未有中举者。“苗区”中举人数比原“土司区”中举人数多5人。

同治朝湘西地区14人，永绥厅中举6人，占比42.9%；凤凰厅中举4人，占比28.6%；乾州厅中举1人，占比7.1%；保靖县中举2人，占比14.3%；永顺县中举1人，占比7.1%。该阶段永绥厅延续前阶段占比态势，始终居于举人数量第一位。龙山县、桑植县未有中举者。“苗区”中举人数依旧多于原“土司区”。

光绪朝截止至光绪八年（1882），湘西地区举人有6人，永绥厅中举3人，占比50%；凤凰厅中举2人，占比33.3%；保靖县中举1人，占比16.7%。该阶段永绥厅举人占比保持平稳增长状态，原“土司区”除保靖县外，未有中举的县。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知，湘西“苗区”中举人数远高于原“土司区”。永绥厅在各阶段举人数量占比中保持领先状态，占据清朝湘西地区举人数量的绝大多数。桑植县、龙山县举人数量少且中举间隔时间较长。湘西地区各厅县举人分布不平衡，“苗区”三厅举人占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原“土司区”占比则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二、清代湘西地区乡试举人数量及分布不平衡的原因

由表1、表2可知，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数量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八年（1882），呈现整体增加的趋势。湘西地区举人数量较多的为永绥厅、凤凰厅、保靖县，举人数量少的是永顺县、桑植县、龙山县。湘西各廳县举人数量的差距，分布不均衡，反映出各厅县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各厅县举人数量，置于湘西社会进行考察，其原因如下：

（一）湘西地区乡试另编字号政策的差异

清代前期在对湘西社会治理过程中，清廷逐渐认识到武力镇压不能解决苗人问题，只有以教化为主，加强儒家文化传播，使苗人知礼仪，才能真正保证苗区长治久安。在开辟苗疆之后，湘西苗区文化教育得到了发展。尤其是乾嘉苗民起义被镇压以后，清廷加大对湘西苗区的治理，制定科举优惠政策，更促进了湘西苗疆教育发展。

清朝官员在治理苗疆的过程中，湘西苗疆的士绅阶层在屯田、修卡中给予积极配合，为了鼓励士绅阶层，湖南巡抚景安会同学政李宗瀚奏请湘西苗疆的生员在参加乡试时，对苗疆生员另编字号取中，以提高苗疆生员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借由另编字号的优惠政策拉拢士绅阶层，保证各项治苗政策实施的顺利。嘉庆十三年（1808）清廷准奏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并保靖一县“应试士子，准其照四川、宁远府另编字号取中之例，若至三十名以上者，另编为边字号，于本省额内取中一名；如不及三十名，仍归通省取中，毋庸另编字号。至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四厅县苗生，……准其照福建、台湾府另编字号额外取之例，另编田字号取中。……应即如所请，准其于应试人若在十五名以上者，额外取中一名；如不足十五名，仍附通省取中，毋庸另编字号。即将来应试人多，亦不得于额外加取，以示限制。”[4]另编字号的政策实施后，湘西苗疆应试士子人数增加，中额增加。

另编字号的优惠政策对湘西苗疆的生员是极大的照顾，将“边字号”、“田字号”乡试中额与其他地区乡试中额进行比较：“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为大省，每举人一名，录送科举八十名。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为中省，每举人一名，录送科举六十名。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每举一人，录送科举五十名。”[5]129科举大省八十名生员取中一名，录取率为1.25%，科举中省六十名生员取中一名，录取率为1.67%，科举小省四十名生员取中一名，录取率为2%。湘西地区“边字号”乡试为三十名生员取中一名，录取率为3.3%，“田字号”乡试为十五名取中一名，录取率为6.7%。就录取率而言，湘西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保靖县享受着高于其他地区乡试中额的优惠政策。

相较湘西“苗区”，同时期的湘西“土司区”，乡试考试中并无另编字号的优惠政策。原“土司区”永顺县举人4名，龙山县举人2名，桑植县举人3名。三县举人总数只有9名，而“苗区”仅永绥厅举人人数达到30名，享受“边字号”和“田字号”的苗疆“三厅一县”举人数量有71名，“苗区”与原“土司区”举人数量差距悬殊。

由表1可知，湘西地区举人主要在嘉庆朝后猛增，主要集中在苗疆“三厅一县”。数据直观的证明，湘西地区举人数量分布的不平衡，主要受另编字号的优惠政策影响。

（二）湘西地区乡试盘费数量的差异

科举考试的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环节，开支极大。对贫苦士子来说，科场盘费是一个“拦路虎”，阻碍了读书人科考入仕。清代湘西地区经济落后，为了使土民、苗生能顺利参加童试、乡试、会试，清廷在湘西实施科场盘费补贴的优惠政策。

“三厅一县”的苗生参加童试，“县试前十名及考正课者，遇府试每名给一石，府试前十名及取正课者，遇院试每名给四石。”[6]参加乡试的苗生“科案一等至三等第三名止，科试新进第一名及书院考取正课者赴乡试，每名给盘费谷各十石，若遇乡试不及科场者用岁试正案亦然。”[7]对于参加会试的童生，湘西地区给予的盘费更多，“边字号举人会试，历照旧章，由道捐给银四五十两不等，并劝令屯苗兵勇，每名帮银一钱，或谷一斗，以作路费。至田字号苗举人赴京会试，照民籍举人例，给与公车银两之外，再由道酌给盘费，由是亦劝兵勇等，每名帮谷一斗。”[8]

湘西各厅县由于人口、田产各异，对于科举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所给予的盘费不一。给予盘费高的厅县，更能激发土民、苗童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

（三）湘西各厅县教育发展的差异

清廷为加强对土民、苗民的教化，逐渐兴办府州县各级学校及书院、义学，促进了湘西地区教育发展。但是由于原“土司区”及“苗区”文化差异，导致各地发展不均衡。以下以书院、义学为例，加以说明。

书院作为地方官学的辅助，担任输送生员参加乡试的重任。清代湘西各厅县书院数量不一，生员接受的知识水平不一。乾隆十二年（1747）凤凰厅建敬修书院，敬修书院属于湘西地区兴建较早的书院。乾隆二十二年（1817）永绥厅建绥阳书院。嘉庆十二年（1807）地方官员奏请设立书院：“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并泸溪、保靖两县，各设书院一所，若原有者，助赀推广；本无者，提款创修。并慎选师儒教迪，考取民苗生童肄业，以资造就。”[8]嘉庆十二年（1807）乾州厅建立诚书院； [9]雍正十年（1732）年永顺府建桂香书院；乾隆十二年（1747）保靖县建莲塘书院；乾隆四十六年（1781）于保靖设文昌书院；嘉庆十三年（1808）傅鼐在保靖县建雅鹿书院。乾隆二十一年（1756）桑植县建崇文书院。书院建立的早晚，与生员参加科举考试有密切关系。书院建立越早，生员在书院接受科举考试知识的时间越早。保靖县有三所书院，书院的发展，提高了保靖县生员的文化水平。保靖县举人在原“土司区”举人数量中居于首位，与书院设置有关。

清廷开辟湘西苗疆后，为加强对苗民的思想控制，促其向化，深入苗寨，建立了大量的义学。义学主要承担着基础教化的功能，“苗区”义学在教化苗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根据《湖南通志》中的“学校志”统计得出：乾州厅的义学有26馆、永绥厅的义学有44馆、凤凰厅的义学有50馆、古丈坪厅的义学有3馆、永顺县的义学有7馆、保靖县的义学18馆、龙山县的义学有2馆、桑植县的义学有4馆。[10]116-119“苗区”义学共有123馆，原“土司区”义学共有31馆，“苗区”义学数量为原“土司区”义学数量的4倍，在义学就读的优秀生童可以参加童试，获得生员身份，进而参加乡试。各厅县义学数量对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义学数量多的厅县，生童参加乡试的机会更大，参加乡试的途径更多。

三、结语

清代湘西地区举人数量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着增加的趋势。举人数量的增加，反映出清廷在湘西地區实施的各项优惠政策起到了一定成效。通过对湘西各厅县举人数量的比较分析，呈现出各厅县科举发展的不平衡。举人数量的多少，是各厅县文化水平高低的直接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凤凰厅、乾州厅、永绥厅及保靖县的生员中举人数多，与另编字号的优惠政策密切相关。清代湘西地区出现的进士人数极少，仅同治四年（1865）永顺人黄晋洺考中进士，光绪九年（1883）凤凰人田应连[11]435-437考中进士。清代湘西地区举人“皆因自揣文理平常，难与各省贡士较艺，是以未经请咨会试。”[12]湘西地区举人由于享受单独中额，乡试中式较之他省容易，但是，湘西地区举人文理与他省举人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湘西举人多放弃会试机会。

清代湘西地区特殊的位置及发展状况，决定了清廷在此实施特殊的科举考试政策。单从湘西地区举人的发展而言，清廷实施的科举考试政策是成功的。乡试中为苗疆生员另编字号，提高了“苗区”生员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促进了湘西“苗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的实施，为湘西培养了一批绅士阶层的读书人，湘西地区的举人尽管没有参加会试，博得更高的功名，但举人的身份已经为其带来了高于普通苗民、土民的身份认同。举人享受着免服徭役、受到地方官以礼相待的特权，承担着传播儒家文化的责任。借助举人身份的权威性，对于缓和湘西地区民人、苗人之间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注 释：

[1] （清）张廷玉、嵇璜、刘墉：《皇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七·直省乡党之学一》。见纪昀校订：《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141·选举志》，见《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 《湖南通志》中“选举志”关于举人的记载仅到光绪八年（1882）。

[4] （清）蒋琦溥：《乾州厅志·卷4·学校志》，同治十一年（1872）本。

[5] （清）素尔讷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36·录送科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6] （清）黄应培、孙均铨、黄元复修纂：《凤凰厅志·卷8·屯防一》，道光四年（1824）本。

[7] （清）《凤凰厅志·卷五·屯防上》，光绪十年（1890）本。

[8] （清）林继钦：《保靖县志·卷3·屯田》，同治十一年（1872）本。

[9] （清）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14·学校》。

[10]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70·学校志》，见《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136·选举志》，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2] （清）黄应培、孙均铨、黄元复修纂：《凤凰厅志·卷9·屯防二》，道光四年（1824）本。

责任编辑：黄祥深

文字校对：赵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