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梁实秋和林语堂相似之处太多。梁林二位开始吸烟的时代，纸烟已渐渐统一“烟坛”。他们都留过洋，带些洋派，所以烟斗、雪茄都是领略过的。吸烟在那时尚属时尚，两人染上烟习不足为奇，既不算领风气之先，也不算对科学的蔑视。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中叶，也就是二位先生都先后实行戒烟之际，吸烟对健康的严重危害，已经不断为科学界披露。

林先生的戒烟是失败的。他大约戒了三个星期就“悔悟前非”了，反过来称自己的戒烟是“昏迷”，是“懦弱”，甚至是一种“下流的念头”。二十天中的这种反复，若以现代认知来说，烟草中尼古丁的致瘾性，会使吸烟者难以摆脱对烟草的依赖。近年，这种对烟草的依赖，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一种慢性疾病。吸烟者的复吸，并非一定关系于意志力的强弱或人品，尤其是林先生吸烟的友人们“吞云吐雾”的诱惑，使他“嗒然若有所失”，终又重操“旧业”，此后再也不曾戒烟。

林语堂

作为烟草依赖患者，戒而复吸，就应当找医生咨询，寻求戒烟帮助。然而林先生的为人，是不肯这样做的。他主张以自我为中心，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当初他立意戒烟，大概觉悟于吸烟的危害，并觉得戒烟不难。等到熬不过烟瘾时，他又替自己找一番说辞，把复吸说成是自己新的觉悟与复归。为了证明这新的复归的合理性，他故意找出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强为之辞。

他说，“试问读稼轩之词、摩诘之诗而不吸烟，可乎？不可乎？”又说,“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这样的强词夺理，颇令人发噱，就像一个顽童东拉西扯地找出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为自己“碎了花瓶”辩护。

梁实秋夫妇

试想，唐宋之世是并无烟草的，但当摩诘吟诗、稼轩填词之际，难道不曾意到神飞，锋发韵流？庄周、司马迁之文，屈原、宋玉之赋，李白、杜甫之诗，东坡、稼轩之词，王实甫、马致远之曲，哪一样是靠着吸烟写出来的？写尚无须，何况乎读。但是，林先生偏偏就这样为他的复吸辩护。你要真以为吸烟同写作、阅读有如此重大关系，不免上当。

梁先生的为人，似乎更拘谨、认真，不像林先生更多受老庄的影响，就像林的文章天马行空、恣肆不拘，而梁的文章细密严谨、流畅委婉一样，虽然他们都欣赏幽默。

梁先生一生只戒过一次烟，从此再未吸过。他并非烟瘾不大，当其戒烟之时，已有几十年吸烟的历史，吸烟量已从一日一包进而两包，再进而一听一五十支，烟瘾可谓大矣。但是，他没有选“黄道吉日”，也没有“诹访室人”，只是闷声不响，一股脑儿把剩余的纸烟丢在垃圾堆里，烟嘴、烟斗、烟包、打火机则分赠别人。后来也曾因烟瘾而六神无主、手足失措，但终于没有再吸，一次成功。

若论文章，我更喜欢林语堂先生，若论戒烟，我更欣赏梁先生这样的态度：“我吸了几十年烟，最后才改吸不花钱的新鲜空气。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有人口里冒烟，甚或直向我的面前喷射毒雾，我便退避三舍，心里暗自咒诅：‘我过去就是这副讨厌的样子。’”

中国的烟草业喜欢讲名人吸烟的故事，但从不见他们提到梁先生这种更符合现代观念的认知与态度。这也不怪，他们巴不得所有想戒烟的人都向林语堂看齐，以保证财源滚滚。

一切爱惜自己同时也爱惜家人、爱惜他人生命的朋友，在戒烟问题上当弃林而取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