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和晏

漂移工作室通过分析和解码自然行为生成新的代码，将它们转换为具有诗意和自主性的创新装置。

飞行雕塑《特许的自由》是阿姆斯特丹漂移工作室（Studio Drift）的最新作品之一，去年12月6日第一次出现在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那天晚上9点，在迈阿密法纳酒店背后的海滩上，300架装有彩色LED光源的无人机像鸟儿一样成群结队地升入夜空。黑暗遮蔽了无人机的形状，只剩下300个发亮的圆形光点，时而分散、时而聚拢，不断在夜空中变幻着阵列。还是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机器“鸟群”被真实地呈现出来。

创作《特许的自由》始于漂移工作室对椋鸟群各种飞翔造型的迷恋，“就像一件在空中不断变化的艺术作品，让人百看不厌”。鸟群总是作为整齐划一的实体移动着，这种“自我组织”的行为中并没有一只鸟在引领飞行。令人惊讶的是，受生存规则和本能的影响，每只鸟都能感受到团队的速度和方向，如果它们都独自行动，将会是全然混乱的结果。

漂移工作室的两位创始人罗奈科·戈迪金与拉尔夫·诺塔站在他们的混凝土巨石作品《漂移者》之下

漂移工作室决定深入研究椋鸟的各种飞行模式，将它转译成专门开发的软件，然后用无人机来模拟以往只能在自然界中看到的这一现象。他们发现，现有的计算机演算法只能让无人机群不断地围着圆圈飞行，于是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毕业的软件工程师威尔科·瓦伦特里（Wilco Vlenterie）一起，开发了一种新的算法，可以让无人机之间相互响应，表现得更像一个真正的群体。每架无人机都有一个光源，它的光线强度和色彩同样受到与其他无人机之间距离的影响，体现出群体的密度。

7月22日，漂移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罗奈科·戈迪金（Lonneke Gordijn）受深圳“设计互联”邀请，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名为《编排未来》的讲座。她在讲座中这样阐释作品背后的观念：“《特许的自由》涉及自由及其不可逆转的相关限制，还有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就像鸟类在飞行群体中不断相互反应的行为一样，如果其中一个参数发生变化，无人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总是把空中的鸟儿看作是自由的象征，但某种程度上，自由只是一种幻觉。”

分析和解码自然行为，通过编程生成新的代码，然后以另一种媒介运行出来，漂移工作室在这里借助的是英特尔的“射击之星”，一架重约330克、装有全彩LED灯的四轴飞行器，能够以编程、组合和协同操作来呈现各种队列和图像。在《特许的自由》表演两个多月后，今年2月9日的韩国冬季奥运会开幕式采用了相同的技术，1218架“射击之星”以预先编程的编排，最终在夜空中组合出奥运五环的标志。

基于椋鸟行为模式的演算法是漂移工作室众多设计的起点之一。早在2007年，以1986年加利福尼亚软件工程师克雷格·雷诺兹（Craig Reynolds）的“类鸟群演算法”作为参考，两位阿姆斯特丹软件工程师为漂移工作室开发的第一个软件程序应用于《飞翔的灯光》——一个由上百根悬浮着的透明玻璃管组成的装置，每根玻璃管中都装有LED灯。

与《特许的自由》原理相同，《飞翔的灯光》也是通过收集来自自然过程的数据——椋鸟的飞行模式，然后借助软件和电脑将它转换为一件互动灯光装置。每根玻璃管代表一只单独的鸟儿，除了LED燈，玻璃管内还有可以检测到观察者位置的传感器。

随着观众的移动，里面的LED灯不时地亮起又熄灭，构成一道不断移动着的美丽光迹。由于演算法生成的是非预先编程的飞行模式，意味着被点亮的玻璃管顺序不是预先编排好的，而是具有交互式合成，就像真正的鸟群一样。

漂移工作室由1980年出生于荷兰阿尔克马尔的罗奈科·戈迪金与1978年出生于英国斯文顿的拉尔夫·诺塔（Ralph Nauta）在2007年创立，两人都是荷兰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以来，人、自然和技术之间的波动关系是他们的创作核心，其中包含了诸如自由的幻觉、个体与群体的对立、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等主题。

在本世纪初，戈迪金和诺塔的学生时代，埃因霍温设计学院仍然是荷兰设计的同义词。对传统技术的当代诠释，对普通材料非同寻常的应用，对熟悉物体的陌生表现，以及在作品中融入一定程度的幽默等都是埃因霍温的典型设计方法。一开始，从漂移工作室的作品“鬼魂”系列中也可以找到这些特征。

《20个步骤》的空间动力学装置是出于对人类飞行渴望的致敬

这是一系列让人毛骨悚然的椅子，一把国王椅、一把皇后椅，还有两把平民椅，都是用透明丙烯酸树脂制作，具有线条锋利的外形轮廓。不仅如此，丙烯酸树脂的内部还刻画着图案，当椅子放置在独特的光线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幽灵般的形象出现了，像是被冷冻封存的烟雾，从透明材料中被揭示出来。这些内部刻画是使用独特的3D技术创建的，赋予椅子难以捉摸的双重性。

很快，漂移工作室转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利用雕塑、装置和表演介入到人类进化、自然力量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微妙关系中。通过翻译数据，将“生命”注入人造物中来体现自然的过程是一种方法，有时候，他们也会直接采用自然的元素或形式。

这种兴趣主要来自戈迪金，她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的毕业设计作品《脆弱未来》就是一件将真正的蒲公英种子和LED灯结合在一起的灯光雕塑。这是她在意识到灯头与蒲公英种子穗的相似形状之后产生的想法，蒲公英的絮球过滤着光线，让它变得更加柔和微妙。

《脆弱未来》的核心是仿生学，这个术语常用来表示“受自然启发的创新”。将采摘下来的蒲公英种子干燥之后，一颗颗地粘在LED灯上，还原出蒲公英的球形形状，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过程，也可以看作“慢速设计”的一种形式。在这里，技术与诗意的意象混合在一起，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求生存，其中光作为象征和情感成分代表着所有生命的基础。

“蒲公英是大自然中脆弱与短暂的象征物，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它们是如此复杂、如此精细又合乎逻辑，让人不禁怀疑，我们这个时代的快速技术发展真的比自然的进化过程更先进吗？”戈迪金这样说。

用灯具表现出优美的飞鸟效果，无人机以群鸟的阵列出现在夜空，一块混凝土巨石不可思议地漂浮在头顶，这些行为和倾向都可以追溯到强大的本源力量——生存的意志。可以说，如今的社交媒体加速了漂移工作室这些诗意装置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力。

2014年，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购买了他们的作品《害羞的灯》，一件模仿植物的生物节律的灯光雕塑。它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狂传播，总共累积了2200万次观看，与视觉动态艺术的一次全新接触，也改变了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害羞的灯》是五朵精致的茧形丝绸花朵，悬挂在国立博物馆新翼楼的楼梯上方。当有观众经过时，它们会突然从天花板降落下来，展开白色的花瓣，然后又自行退缩回去，像是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害羞”。花朵的空灵外观掩盖了背后复杂小齿轮和弹簧组成的装置，这是工作室经过5年的研究和试验才制作出来的。

根据戈迪金和诺塔的解释，《害羞的灯》灵感来自“感夜性”，也就是一些植物对光的反应能力，例如在夜间闭合（有时是打开）它们的花瓣。大多数人造物体具有静态形态，而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经常改变形态并适应周围环境的。所以，《害羞的灯》来自一个疑问：无生命的物体如何模仿自然物的变化，表达出性格与情感？

2015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漂移工作室曾经展出了一件名为《20个步骤》的空间动力学装置，出于对人类进步和飞行渴望的致敬。装置由20个精致的玻璃“翅膀”构成，以抽象的方式代表不同的飞行步骤。

这是顶端焊接着黄铜的20根脆弱的玻璃棒，悬挂的电线将它们连接到一个复杂的电子操作系统。构成飞行幻觉的就是这一电子系统，它有节奏地延长和缩短每根电线，产生了模仿飞行的起伏运动。精巧的玻璃条反射着空间中的自然光线，在一瞬间捕获了飞行的形式。另一方面，玻璃翅膀的脆弱性和它周围的工业环境，似乎都与自由和飞行的概念直接冲突。

戈迪金说：“我们总是认为自己能够理解一切，在《20个步骤》中，我们用一种逻辑的、系统的方式解释飞行这一复杂的、非人的活动，但实际上，它是无法解释的。”

今年7月份的巴黎高级时装周，这件《20个步骤》装置出现在荷兰时装设计师艾丽斯·范赫彭（Iris van Herpen）的高级时装发布会上。漆黑的T台上，被点亮的玻璃翅膀以颠倒的V字形，相继笼罩在模特的头顶上方，在上下移动的飞行动作中同步于模特的走台。

范赫彭把这一时装系列命名为Syntopia，总共17套服装的设计同样来自她对“鸟类飞行的细节和运动中错综复杂形态的观察”。有机的身体和无机的技术元素被融合在一起，传统的编织技术与高科技数字化制造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复杂参数模式的服装。从带液体涂层的丝绸透明硬纱制成的褶皱连衣裙到激光切割制作的羊毛外套，每种图案都是在模仿鸟类的羽毛以及拍打翅膀的动作。

过去10年中，戈迪金与诺塔已经从《鬼魂椅》这样的特殊产品设计师发展成为创新装置的发明者和制作者，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和诗意特征。他们跻身于新一代迷恋于技术的观念设计师，在科技、艺术、表演和生物设计之间的交界处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以创新装置延伸着技术的范围。

就像《特许的自由》中使用了“射击之星”无人机，增强现实装置《混凝土风暴》中使用了微软Hololens全息眼镜，眼镜为观众提供移动全息图的增强现实，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混合现实”。为了将概念转化为最终结果，他们需要与科学家、工程师、计算机程序员、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经常合作。有时候，如果所需的技术不存在，他们会挑战专家和公司进行开发，从独特类型的LED到可以围绕轴心旋转的飞行物体等。

2013年《黑曜石项目》的实现就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位工程师，根据火山的机制设计出回收化学废物的工艺。他从化学废物中提取所有可重复使用的原材料，制造出一种合成火山玻璃——黑曜石。漂移工作室使用这种几乎为零排放的原材料来制作雕塑，提醒人們关注材料的使用以及制造商和消费者在这方面的责任。

另一方面，那些科技人员同样从这样的合作中获益匪浅。齐斯·威尔斯曼为《脆弱未来》模块提供了一个点击系统，他的客户群也从精密工业产品的常规买家扩展到像Moooi这样的设计品牌。

负责《飞翔的灯光》演算法的工程师路科·凡·拉克除了他的本职研究外，还继续开发新的灯光装置。他的演算法也被用于《泰内雷之树》装置的17万个彩色LED的照明程序中，在去年内华达州黑岩沙漠举行的“火人”艺术节上展出。这件灯光装置的名字来源于撒哈拉沙漠南部泰内雷（Ténéré）沙漠里的一棵珍稀相思树，它是400公里范围内唯一的植物，一直充当旅行者的标志，但在1973年被一名醉酒的司机撞倒。

就像《黑曜石项目》所包含的寓意，戈迪金和诺塔两人开始有意识地针对原材料的使用问题进行思考。今年的新作品《物质主义》，他们将水瓶、铅笔、塑料袋、电灯泡等日常物品拆解成不同色彩和大小的矩形体块，代表其组成材料的确切数量。

《物质主义》可以被视为一张日常用品制造过程中使用材料的三维信息图，直觉地揭示出制造每种产品所需的原材料总量，目的是突出人们从地球中所提取材料的数量之巨，以及新的生产方法如何减少材料的使用。他们的创作正朝着更加社会批判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他们自己所定义的“被动的行动主义”。

十多年来，漂移工作室最初作品《脆弱未来》的不同版本一直被不断制作和展出。随着时间的推移，LED上的蒲公英种子几乎没有变化，但从技术方面，由最初的木材、丙烯酸或混凝土制成的定制电路支架发展到三维青铜电路组成的模块系统，每个模块都有三个光点，可以组合出无限的配置。

今年4月末到8月末，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为漂流工作室举办了首次个展“被编码的自然”，展出了由500个模块构成的、迄今为止最大的《脆弱未来》装置。

“被编码的自然”个展中还有一件重要作品《漂移者》，一块2米×4米×2米的混凝土巨石，神奇地漂浮在空中并在受控制的三维路径上低速移动着，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让人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在这里，巨石代表了一个构建当代环境的基本建筑单元，就其自身而言却无所用处，它似乎在寻找成为更强大事物的一部分。

还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1516年的小说《乌托邦》中第一次提到混凝土，作为一种耐用、易用的材料为乌托邦建造坚固的房屋。那时候，混凝土还只是一种科幻想法，几个世纪后，却真正构成了强大而稳定的城市环境基础。

借助《漂移者》装置，漂移工作室想表达的观点是——“当我们意识到现在看似平常而自然的东西以前被视为乌托邦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如何受到影响？在未来，悬浮的混凝土长方体是否会像今天的混凝土城市一样成为现实？”

科幻小说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不断挑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去实现作家、艺术家或者电影制作人所想象的新事物。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说，《漂移者》同样希望唤起人们一种梦想不可能事物的能力，“也许，我们的下一个想法可能是新世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