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九

稳中有变的中国经济来到十字路口，能够拯救中国经济的，究竟是大基建还是大减税？

基建投资的好处当然显而易见。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在于，很多不确定因素来自外部，并非中国自身可以把控，从最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有可能在短期之内面临断崖式下跌。为了避免出现极端情况，以最有把握的基建投资对冲不可知的外部风险，可以算是最稳妥的办法。

不过，在经过了多年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之后，如果重新再来一轮基建投资的高潮，产能过剩的风险显然极高。虽然当前对于新一轮基建投资的定调是“补短板”，但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很难实现精准发力，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全国各地一拥而上，带来新一轮基建“大跃进”。

2008年以来，以“4万亿”计划为开端，我国的基建投资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10年之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铁路来看，按照2008年我国编制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20年全国铁路里程规划目标是12万公里以上，但我国早在2015年就完成目标，整整提前了5年。

在2015年提前完成任务之后，我国很快又给出了新的中长期铁路规划。虽然我国的铁路建设仍有较大空间，但在“四纵四横”等骨干网络完成之后，扩张空间已经无法和以前相比。从投资规模来看，2015年形成了我国铁路投资的最高峰，随后开始逐年下滑。从2015到2017年，全国铁路投资从8238亿元一路下跌到7320亿元，投资规模的逐年下滑最直观地反映了我国铁路投资空间的萎缩。在一个已经开始萎缩的领域想要重启大规模投资，难度之大也就不难想象。

经常出国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很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铁路，包括高铁和城市地铁，都不及中国的高端大气，也不及中国的舒适便捷。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算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也是值得中国自豪之处。

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愿意将资源投入到基建领域？比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完全可以大规模升级国内的基础设施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但为什么没有采取这样的手段？

以地铁来看，美国拥有地铁的城市大概只有10个左右，包括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和旧金山等，而中国拥有地铁的城市高达30多个，除了“北上广”等人口密集的一线城市之外，包括无锡、南昌、东莞、南宁、佛山、贵阳等城市，去年连包头都在申报地铁，最后被紧急叫停。

无论是高铁还是城市地铁，共同的特点就是投资规模巨大，而盈利能力很弱。以地铁来看，目前国内30多个城市的多条地铁线，盈利的只有北京地铁4号线、北京地铁机场线和上海地铁1号线。如果大规模的投资不能带来盈利，地方政府就会形成巨大的债务压力。但是，由于债务压力并不需要当届政府来偿还，在任期内大规模举债建设的地方政府，只需要享受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即可，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寅吃卯粮，这种透支未来的增长，可以说是牺牲了我们后代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利，不仅提前透支了下一代的发展空间，更将沉重的债务压力留给他们。

除了城市地铁之外，高铁的盈利能力同样堪忧。来看看中国铁总的财务状况：2017年交出了近年来最好的一份成绩单，收入超过1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8亿元。表面上看还是实现了盈利，但高达1万亿元的收入才带来18亿元的净利润，盈利能力之弱可见一斑，而且，如果扣除各种高额的政府补贴最终还是亏损。和盈利能力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铁总高达5万亿元的负债，每年仅仅利息支出就将近800亿元。目前铁总经营的还是全国最有活力的线路，如果将来高铁继续向更偏远的线路大规模扩张，铁总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将遭受更严峻的考验。

所以，很多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虽然看上去比中国落后，但即使在经济危机时也没有启动大规模基建，首先是因为现有的基础设施可以基本满足民众的出行需求，虽然有些老旧，但并不妨碍实际使用，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基建投资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以及并不合理的回报率，在制衡体制和民意约束下，推进大规模基建也会遭遇极大阻力。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承诺，当选后将对美国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升级改造，今年年初更是提出了一份投资规模高达1.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但美国国会对此并不支持，而对特朗普的减税方案，虽然也面临诸多争议，美国的参众两院却是一路绿灯。

和基建投资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减税通常被认为疗效太慢。不过，特朗普的减税行动表明，减税也并非没有短期效果。去年年底，特朗普大规模税改方案获得最终通过，仅仅时隔半年，美国经济就开始强势上涨，今年二季度GDP大幅增长4.1%。

减税对于经济的积极影响，并不在于企业和个人实际减少了多少税收负担，更重要的在于提振了市场对未来的信心。在经济衰退时期，最大的敌人就是信心不足，在对未来悲观预期的影响下，企业家减少投资，个人减少消费，经济发展进入恶性循环，难以走出衰退的阴影。而减税带来的积极效应就是打破恶性循环，如果企業和个人都预期未来的税收负担会大幅下降，企业家将有信心增加投资，个人也有信心增加消费，从而使得经济走出衰退，市场信心的恢复，其重要性远重于减税本身。

从我国的财政实力来看，也完全有能力支撑大规模的减税。最近几年，除了2016年之外，我国的财政收入明显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尤其是进入2018年以来，财政收入更是恢复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不仅和当前下滑的经济增速形成强烈反差，也和当前减税的大背景格格不入。

可以和美国做一个对比，美国政府的债务压力全球皆知，债务上限的压力之下，政府更是动辄面临关门的风险。特朗普提出大规模减税的时候，美国在2016年的GDP增长了1.6%，而同期财政收入是负增长，在财政收入负增长的背景下提出史上最大规模减税方案，特朗普的勇气可见一斑，而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大幅上涨4.1%，无疑是给特朗普的勇气最好的回报。

在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的总税负率高达68%，排名全球第12，美国税率为44%。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世行的测算结果也未必完全精准，不过从实际感受来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于国内税收负担过重也是多有抱怨，尤其是去年曹德旺公开炮轰中国税负过高，再一次引爆了人们对国内高税收的情绪。在美国大规模减税之后，美国的税率还将大幅下降，不仅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美国对于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也将大大提升，估计很多中国企业同样难以抵制美国低税率的诱惑，民营企业家去美国建厂可能会越来越普遍。

在强势美元吸引了全球金融资本回流之后，美国的低税率还将吸引全球产业资本的汇集。对于中国而言，在贸易战中已经失了先手，在税收战中总不能再失一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