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1967年之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不满潮流，借由在阿富汗进行的对苏“圣战”获得了释放，并且在国际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把“阿富巴”地区变成了锤炼极端势力的熔炉。“基地”组织的崛起，便是从这里开始。

拜会希克马蒂亚尔的那个下午，我有一个尖锐的问题终究不曾有机会提出。返回北京之后，当我接到伊斯兰党新闻秘书的电话时，再度回想起了那个问题。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把它抛给那位“穆贾希丁”。

这个问题是：“作为将奥萨马·本·拉登带进阿富汗的第一位领路人，您是否为此感到过后悔？”

2001年12月15日，与英美军队并肩作战的北方联盟士兵乘坐满载弹药的货车，在本·拉登曾经的老巢托拉博拉山区搜捕“基地”组织成员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希克马蒂亚尔和他活跃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游击队曾是各种“穆贾希丁”势力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支。正是他最早接纳了本·拉登及其领导的阿拉伯抗苏志愿者，将他们带入了普什图人的核心权力圈，日后又间接导致了本·拉登和塔利班的联手。在最近几年的公开谈话中，这位老去的穆贾希丁已经对他曾经的盟友表示了谴责和不屑，但他从未直白地向媒体透露过：自己对那位谤满全球的恐怖主义大亨的个人印象究竟如何，他又是否需要对“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崛起承担道义责任。

也有人早早获知了本·拉登其人在阿富汗的存在，并对“基地”组织即将袭击美国本土确信无疑，却苦于缺乏足够的直接信息而一筹莫展。《纽约客》专栏杂志作家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在他2006年出版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位捕猎者的故事。此人名叫约翰·奥尼尔（John P. O'Neill），曾任联邦调查局（FBI）纽约办事处分管反恐和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特工，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汲汲于追踪“基地”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9·11”事件发生之前20天，奥尼尔因为仕途不顺被迫从FBI退休，接受了世贸中心安保主管的新工作，并最终在世贸中心南塔殉职。对于自己的死亡，他早已有了宿命般的直觉：“那些人一定会冲这里而来，并且会比1993年的独狼袭击者完成得更圆满。”

与奥尼尔殉职几乎同时，他口中的“那些人”也在阿富汗霍斯特山区的“狮穴”指挥部里，通过BBC广播接收到了世贸中心遇袭的消息。一个月之内，全世界都通过卡塔爾半岛电视台播出的录像熟识了整个行动的主谋。此人须长及胸、眼光深邃，以一种混合了先知和暴君气质的癫狂口气昭告世界：“那就是美国，它被真主在最脆弱的地方予以痛击。”他正是十几年前希克马蒂亚尔带进阿富汗的那个阿拉伯人：本·拉登。

如果说“9·11”事件之前，即使是在美国也仅有像奥尼尔这样的专业人士才知晓“基地”组织的存在并视之为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的话，那么到了17年后的今天，即使是田夫野老、蚕妇村氓也已经对Al-Qaeda这个生僻名词耳熟能详了。那场袭击催生了一部好莱坞主旋律大片《世贸中心》和一部阴谋论纪录片《华氏9·11》，决定了2007年度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的归属（授予了赖特那本《末日巨塔》），还直接引发了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的局部战争，从而彻底改变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影响持续至今。

但也有那么一些事情依旧未曾改变。拉登本人的下落始终扑朔迷离，直到2011年，他才在巴基斯坦境内被美军特种部队定位并击毙。死而未僵的“基地”组织依然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诸多动荡地区频频出没，其势力一度延伸到叙利亚、马来半岛和西北非洲，并直接催生出了另一股恐怖主义势力“伊斯兰国”。至于拉登长期的“大管家”、原“基地”二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尽管被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加以通缉，他依然在“阿富巴”地区的某个角落逍遥法外，并且时不时发出一些“圣战”号令，意图卷土重来。

自1988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地带成立以来，“基地”组织以其肆无忌惮的恐怖袭击手段，扩张性的、无边界的政治目标和蜗居于山洞、相时而动的怪异生存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当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高呼“冷战结束意味着历史终结”、幻想一种基于西方模式全球化的普遍繁荣局面时，受过良好教育、对现代科技尤其是大众传媒的运用了然于心的“基地”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他们拒斥被视作进步象征的现代性，转而返回宗教激进主义的伊斯兰经典和政教合一传统，并汲取现代性的诸种要素作为“圣战”工具。在“基地”组织针对平民的一系列无差别攻击中，人们仿佛回到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在与一切人为敌。

最荒诞的是，“基地”组织的兴起绝非天灾作祟，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祸。当宗教激进主义势力盘桓于阿拉伯世界几个分散的国家中时，正是西方模式的主要代表和捍卫者美国为其制造了国际化的温床。中央情报局（CIA）与其海外盟友或企图祸水外引，或指望坐收渔利，为“基地”组织的壮大推波助澜。待到这一怪胎已膨胀至不可收拾，政客们才匆匆改弦更张，以一种与袭击者同样逻辑的暴力予以还击。一个恰如无头刑天，朝着无处不在的“绝对敌人”舞刀弄枪;另一个则恰似现代夸父，向着暗不见底的深渊狂奔而去。

库特布与反现代主义

在《末日巨塔》中，劳伦斯·赖特将当代宗教激进主义激进势力的精神源流追溯至20世纪中叶的埃及大作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这位博学的才子曾经流亡美国多年;带着同一时期殖民地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对于“我是谁”的困惑，他对美国这一现代文明的样本进行了观察和研究。1952年七月革命后，库特布返回祖国，纳赛尔希望他出任教育部长。但库特布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世俗化改革目标，他加入了著名的逊尼派泛伊斯兰主义社团“穆斯林兄弟会”，为其编写宣传品，并参与策划了多起颠覆现任政权、暗杀政府首脑的激进政治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得到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极端恐惧的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资助。

2016年2月15日，一群阿富汗儿童在贾拉拉巴德郊外苏军遗弃的“坦克墓地”玩耍

如果说列宁的《怎么办？》为20世纪之初的俄国革命提供了最富现实意义的行动纲领，那么库特布1964年在纳赛尔政权的监狱中写成的《里程碑》一书就是伊斯兰世界的《怎么办？》。在该书中，库特布相当有见地地指出了他眼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制所依据的“经济决定论”在基础上的狭隘性，并断言这一缺陷注定了西方现代性必将走向失败的宿命。按照库特布的看法，穆斯林为了自救以及拯救全人类，必须恢复古老的伊斯兰律法（Sharia），建立统一的“真伊斯兰国”。但这个国家不可能在现有的基于民族认同的国家架构中获得实现，后者是西方现代性的遗产，已经沾染了Jahiliyyah（阿拉伯语“蒙昧时代”，这是《古兰经》中的概念，指未获真主引导之人）的毒素，而“真伊斯兰国”必须是政教合一、原汁原味的。

如果说到这一步为止，库特布的思想还与“二战”后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性的相当一部分观点不谋而合，那么《里程碑》接下来的部分就显得惊世骇俗了：库特布宣称，真正的穆斯林并不以种族和形式上的信仰作为标准，那些为世俗国家效力之人已经被施以Takfir（阿拉伯语“放逐叛教者”，是《古兰经》中所载的伊斯兰刑律之一），自动归入了Jahiliyyah的阵营，可以随意斩杀。真正的穆斯林应当严格遵守最初的伊斯兰教义，首先以中东地区的Jahiliyyah政权为目标、对“投靠无神论者”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全面“圣战”，最后在一场终极决战中消灭整个西方文明，使现实世界与伊斯兰教法合而为一，进入历史的新纪元。

由于《里程碑》的煽动性和穆斯林兄弟会发起武装暴动的图谋，库特布曾多次被纳赛尔政权逮捕。1966年，他最终被处以绞刑，成为了同道人眼中的“殉教者”，并直接引发了埃及“圣战者”组织的蓬勃兴起。而当初在法庭上为库特布辩护的那位律师马赫福兹·阿扎姆，就是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的舅舅。不仅如此，库特布的著作和穆斯林兄弟会的纲领还传到了当时正在争论“阿富汗往何处去”的喀布尔大学生群体中，希克马蒂亚尔和马苏德便是在这一阶段接受了类似思想的熏陶。

脱开赖特的叙述、上溯至更远的历史，中东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间的纠葛并非因1952年埃及革命而起，而是暗含于现代阿拉伯世界诞生之初。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世界的政治版图发生剧烈重构。为了扩大影响力、争取对自身正当性的认同，在1948年之后，阿拉伯世界的所有政治勢力都把对以色列的战争视为最终出路。当以纳赛尔为领袖的亲苏社会主义阵营在1967年六月战争中遭遇惨败之后，争论再度达到了高潮：在库特布以及受他影响的宗教激进主义者看来，战争的失败正是纳赛尔政权投靠苏联、“背弃真主”的后果。他们决心按照《里程碑》中的训诫，对阿拉伯世界的这些“Jahiliyyah政权”发动内部“圣战”。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埃及、约旦、黎巴嫩等国的激进“圣战者”开始在世界各地策划有组织的暗杀事件和武装暴动，这些活动伴随历次中东战争的进程愈演愈烈。1981年，主动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遭到本国“圣战者”的刺杀，身中数十弹而亡。31岁的扎瓦赫里因为向暗杀者提供了武器，被判处三年徒刑。在法庭上，他被选为密谋分子的发言人，并因此结识了另一位涉案的圣战组织领导人、双目失明的神学教授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udl Rahman）。拉赫曼是埃及圣战组织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扎瓦赫里与他结成了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日后，这两个人将在不同程度上参与“9·11”事件的策划。

祸水外流：白沙瓦“反应炉”

1978年年底伊朗革命的爆发，使穆斯林世界的激进主义运动进入了新高潮。第二年冬天，持续的动荡蔓延到了一直在资助各国“圣战者”、企图借此抵消泛阿拉伯社会主义影响的沙特阿拉伯：马赫迪教派领袖乌泰比指挥300多名狂热分子冲进麦加禁寺，劫持大批人质，造成近千名军警和平民被打死打伤。整个阿拉伯半岛笼罩着不祥的阴影，这给负责处理此案的沙特情报机关首脑图尔基·费萨尔亲王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从现实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的“圣战者”诉诸武力的行为依然局限于一国范围内。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主要在约旦和黎巴嫩活动，埃及圣战者汲汲于反对纳赛尔—萨达特政权，沙特武装分子则要和王室的开化政策作斗争，既无心也无力筹建《里程碑》中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真伊斯兰国”。各国“圣战”组织在宗旨和行动方式差异甚大，若无外力促进，虽可逞强于一时，却很难形成持久的、扩张性的链式反应。恰恰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一场改变“圣战者”命运的战争在遥远的中亚国家阿富汗爆发了。

对1979年时的世界各国政治力量而言，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意味着不同的含义：美国看到了苏联人转入全球攻势的野心，巴基斯坦感受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沙特政府则对俄国人借阿富汗通道染指波斯湾、切断全球石油供应的企图担忧不已。与此同时，分散于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圣战者们则嗅到了某种过分夸大的“最终决战”的气息——Jahiliyyah阵营正以无神论者为先导，对阿富汗的穆斯林兄弟发起进攻，这就是《里程碑》中预言的伊斯兰世界与异教徒的“最后决战”。所有“圣战者”应当立即前往阿富汗，参与这场神圣之战。

第一个将阿拉伯“圣战”付诸国际化的库特布主义者是巴勒斯坦流亡分子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这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70年代圣战组织领袖：一个熟读《古兰经》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阿扎姆出生在约旦河西岸地区，1967年六月战争后逃往约旦，在埃及库特布主义者的大本营爱兹哈尔大学（奥马尔·拉赫曼等一干埃及圣战者都毕业于此，日后的阿富汗总统拉巴尼也曾在此学习）取得了伊斯兰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任教。阿扎姆在1981年曾经秘密潜入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仔细观察了从阿富汗越境来此休整的反苏游击队的人员和装备状况，随即提出了在沙特的吉达港设立招募点、将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圣战者集中送往巴基斯坦受训参战的计划。

阿扎姆的设想在沙特政府、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热烈反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有意将阿富汗变成“苏联人的越南”，他提议由沙特和美国共同出资，为阿富汗反苏游击队和前往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提供武器和资金，在巴基斯坦对其进行补充，最后进入阿富汗境内作战。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图尔基亲王的响应：一直以来，沙特政府对无神论者领导的苏联和阿拉伯半岛上的激进圣战者抱有同样的恐惧，如果将圣战者们远远地送往阿富汗，令其与苏联人互相厮杀，无疑是一石二鸟的巧计。

在这种“祸水外流”心理操控下，沙特情报机关协助阿扎姆在吉达设立了多个圣战者招募点，在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如过街老鼠般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纷纷涌向该地，领取沙特政府和民间募捐者提供的入伍津贴，随后手持沙特情报机关伪造的身份证件飞往巴基斯坦。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一名肄业生、年轻的建筑承包商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开始崭露头角。

奥萨马·本·拉登在沙特王国是一位显赫的边缘人：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来自也门，早年与沙特王国的开国君主伊本·沙特建立了密切联系，承包了国内数项重大工程的建设，因此成为沙特屈指可数的富豪和望族。但拉登家族终究属于外来者，与沙特国内政治势力尤其是瓦哈比派教长们关系疏远，其地位完全系于王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老拉登子女众多，其名下的产业并非平均分配，而是采取“能者得之”的淘汰机制，这使得出生于1958年的奥萨马始终具有强烈的好胜心。当阿扎姆在吉达设立第一个募捐点时，青年本·拉登就慷慨地捐赠了一笔资金。1984年，阿扎姆又說服拉登前往阿富汗边境观战，游击队员以寡敌众的情景感染了他，在过去对“圣战”始终只动口不动手的拉登决定亲自前往巴基斯坦，参与这场“最后决战”。

阿扎姆与拉登联手所创造的最大成果，是在白沙瓦建立了一个阿拉伯圣战者“服务局”（Makhtab al-Khadamat）。服务局设在白沙瓦大学城附近一片租来的空地上，拉登的建筑公司每月为其支付2.5万美元租金。受阿扎姆发布的“圣战令”（得到了一批伊斯兰法学者的认可）指引来到白沙瓦的阿拉伯志愿者可以得到往返机票、免费住宿和每月300美元的津贴，这些开支除了来自拉登的私人捐助外，大部分由沙特政府和私人募捐者承担。沙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每年都会向在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3.5亿～5亿美元的资助，这些经费定期存入瑞士银行中一个受CIA控制的账户，由美国人调度使用，分配给“穆贾希丁”们以及阿拉伯志愿者。

在这个“服务局”，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教官和曾经担任过军职的阿拉伯志愿者对“圣战者”们进行了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些阿拉伯人还开设了神学图书馆，印行自己的报纸和宣传品，甚至办了一所“圣战者大学”。本·拉登还利用自家建筑公司的设备和人力，在巴阿边境的托拉博拉山中开凿了一系列可供长期隐蔽的洞窟。自1984年起，越来越多身份不明的阿拉伯圣战者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涌入这个独立王国，这些人绝非通常意义上的“边缘人”，他们大多出身富裕的地主或官僚家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有些还是在欧美国家出生的第二代阿裔移民，对现代科技和自然科学极为熟悉。他们对库特布主义的精髓理解的最为透彻，浑身上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但这类激情在常态的国家里往往超出现实政治的藩篱，这使得他们或者沦为异见分子，或者成为不受欢迎的少数派。只有在白沙瓦的“服务局”，这些人才能无拘无束地发泄自己的情感，探讨“圣战”的前景，并进一步找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

重返阿富汗

从1984年到1986年，抵达白沙瓦营地的各路阿拉伯圣战者总数超过3000人，其中真正进入阿富汗作战的还不到1/10，其余则长期滞留在此，成为“职业圣战者”。同一时期，还有上百万阿富汗难民越境进入巴基斯坦东北边疆省份，近乎无限的资金来源、专业的军事训练、狂热的政治气氛使白沙瓦变成了库特布主义的“反应炉”。这一切随着扎瓦赫里医生在1986年的到来达到了高潮——阿扎姆是天才的政治吹鼓手，拉登是慷慨的资金赞助者，但这两个人都缺少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验和组织才能。而扎瓦赫里把整个埃及圣战者集团的核心人物都带到了白沙瓦，这些人中有前埃及警察阿布·乌贝达和阿布·马斯里（后来成为“基地”组织的前两任军事指挥官）、前伊拉克军官阿布·哈耶尔、埃及圣战组织副领袖法德勒医生和阿尔及利亚人艾哈迈德·乌德（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反政府武装首领）。这些人在监狱中几进几出，政治经验丰富。只有当这个埃及人集团担负起领导职责后，“圣战”运动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扎瓦赫里与本·拉登的相遇，是国际恐怖主义编年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前者拥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绝对忠诚的少数追随者和政治动员经验，但在埃及之外的其他国家却默默无闻，也没有足够的金钱和人力将库特布的“决战”志愿推向全球;后者有着雄厚的财力、遍及大半个阿拉伯世界的美名和盼望出人头地的志向，却没有一个清晰可行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纲领。在这两个人相遇之后，扎瓦赫里立即注意到拉登是自己成就政治目标的有力靠山，拉登也萌生了借助库特布掌控整个“圣战”运动的念头：他们的命运从此联系到了一起。

1988年春，苏联开始自阿富汗分阶段撤军，阿拉伯圣战者们前往中亚的初始目标已经达到。当年8月11日，围绕“圣战往何处去”的问题，阿扎姆、拉登、法德勒等“服务局”的7名首脑在白沙瓦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阿扎姆认为，苏军撤出后，阿富汗各派武装必将发生内战，阿拉伯人应当远离这种自相残杀。效忠扎瓦赫里的埃及人保持沉默。拉登在发表了决定性的提议——必须成立一个新组织，在苏军撤出阿富汗后继续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圣战”。这个组织将承担对职业圣战者的训练工作，其成员主要自白沙瓦“服务局”营地内的志愿者中招募，目标是“训练年轻人与压迫民众、不敬真主、奉行恐怖手段的国家战斗”。这一提议随后以6比1的多数获得了通过。8月20日，7个人再度会晤，正式决定将这一组织命名为“基地”（Al-Qaeda）。9月10日，包括拉登本人在内的“基地”组织第一批15名成员宣誓就职。

1989年2月15日，苏联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正式结束。尽管这场战争的胜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拉伯人值得怀疑，但白沙瓦的“圣战者”们由衷地相信，正是他们的斗争挫败了“无神论者灭亡伊斯兰世界的阴谋”。现在，他们开始以更高的热情加入阿富汗经久不绝的内战。从1987年到1993年，进入白沙瓦营地的外籍“圣战者”多达6000人之众，是之前反苏战争时期到来的志愿者的两倍，阿拉伯人的行动也越来越鲁莽乖张。“基地”组织成立了一个以埃及人为核心的领导委员会，招募志愿者的月津贴上涨到了1000～1500美元，退出“圣战”回国者还可以拿到2400美元的遣散费。他们以一种库特布式的语言发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树立真理，祛除邪恶，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1989年11月24日，反对库特布主义的白沙瓦“服务局”创始人阿扎姆在一场神秘的爆炸中身亡。现在，阿拉伯圣战者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拉登—扎瓦赫里双头同盟相抗衡。短短10年时间里，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流亡法學家（阿扎姆），一个大学没毕业就娶了两位女博士的沙特建筑商（拉登），以及一个积极囤积枪支去暗杀总统的埃及医生（扎瓦赫里），在华盛顿那些自以为得计的战略家的策划下聚集到巴基斯坦，把一位谢世30余年的名作家（库特布）提出的一种乌托邦构想变成了一个强大而完整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很快就将亮出獠牙，开始它对“Jahiliyyah阵营”不计后果的袭击。而现在他们需要的，仅仅是等待最佳时机。

事实上，尽管本·拉登本人在90年代初一度前往东非寻求扩大势力范围，“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却从未离开过“阿富巴”地区。在希克马蒂亚尔的军队和马苏德围绕喀布尔展开厮杀时，他们坐山观虎斗，指望收得渔翁之利。而当塔利班在1996年迅速崛起并夺取全国大部分领土之后，拉登从非洲回到了阿富汗，在贾拉拉巴德重新建立了他的指挥部，并将250多名“基地”组织核心成员从全球各地陆续招来。昔日他和希克马蒂亚尔之间的“亲密友谊”，逐步转化成了与同属普什图人群体的塔利班势力的全面合作，尽管双方之间互有怀疑。沙特阿拉伯政府一度希望通过贿赂塔利班换取后者交出本·拉登，但被新政权严词拒绝——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不愿让人感到他甘心受到“美国走卒”的要挟，本·拉登则承诺会让他的人马向塔利班宣誓效忠。

这段奇特的“友情”，最终以一种令双方都心满意足的方式获得了巩固。在积极策划“9·11”事件并在也门等地不断制造针对美国军事设施的自杀式袭击行动的同时，拉登承诺他会为塔利班除掉后者的心腹大患——阿富汗最著名的“穆贾希丁”、北方联盟的军事领袖马苏德。2001年9月9日，在扎瓦赫里的策划下，两名化装成记者的“基地”分子拜见了马苏德，用烈性炸药当场结束了这位传奇游击队员的生命。两天后，被“基地”组织成员劫持的民航客机相继撞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阿富汗一跃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2010年秋天，距离“9·11”事件发生整整9年之后，CIA终于在巴基斯坦边境城市阿伯塔巴德捕捉到了消失已久的本·拉登的踪迹。第二年5月2日凌晨，两组美军特种兵搭乘“黑鹰”直升机降落在拉登藏身之地的院落里，破门而入，将这位恐怖主义大亨当场击毙并收殓带走。直升机出发的地点是贾拉拉巴德：20多年前，本·拉登正是在那里跟随希克马蒂亚尔的部队第一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从此开启了他的黑色生涯。

（参考资料：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Assaf Moghadam，The Globalization of Martyrdom： Al Qaeda， Salafi Jihad， and the Diffusion of Suicide Attack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