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在今天的阿富汗，存在着两种相互纠缠的迥异时间维度：一者属于历史，它将现代化转型失败的一切残渣推挤到了这个大陆深处的“洼地”;另一者屬于当下，它意味着挣扎、逃离以及一切为生存而进行的艰辛搏斗。全球化时代治理失败的一切后果在阿富汗都能找到映证，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中国的西部边境线另一侧。

“黑鹰”当空

“准备好去往战场了吗？”在登机口附近吵吵嚷嚷的人群里，一句清晰的美式英语从我前方猛的飘来。

在喀布尔西北方的沙赫瑙社区公园内，一群儿童在新建成的游乐设施上嬉戏

这里是迪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一个角落，乘坐FZ305次航班前往喀布尔的乘客们正乱哄哄地挤作一团。你可以直观地从他们的穿着和举止辨认出每个人的身份：大腹便便、身着立领佩拉罕衬衫（Perahan）和宽松汤班系带裤（Tunban）的是普什图族贸易商人，他们会把护照和鼓鼓囊囊的钱包揣在衬衫外加着的西装布马甲口袋里，并且呼朋引伴地寻找着可以交谈的对象。年纪稍长、用特本（Turban）头巾一圈圈包住脑袋的是出生在白沙瓦一带的中下层劳工，他们在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餐厅、写字楼以及“血汗工厂”里忙碌经年，终于可以带着一小笔积蓄返乡休假，因此少不了会提上几样大件电器和玩具礼盒。与皮鞋锃亮的商人不同，劳工们通常光脚趿拉着拖鞋。也有放暑假的留学生和出国公干的政府职员夹杂其间，他们的表情严肃而忧虑，服饰风格更接近阿拉伯人，但外套因为未经熨烫而显得皱皱巴巴，并且绝不会露出金光闪闪的名表。

然而，我身前这几个在用英语交谈的伙计显然无法归入其中任何一类。发问的是个扮相酷似普什图人（Pashto）的老年男子，佩拉罕衬衫外罩着一件蓝色西装上衣，脑袋上还扣着一顶阿富汗人喜爱的羊毛圆顶帽（Pakol）。这身行头或许可以唬住对阿富汗不甚了解的外国人，但几个细节却出卖了他：以粗犷为傲的普什图人绝不会把胡须梳理得如此整齐，更不会有一张缺少高原阳光炙烤的白人脸庞和满头金发。至于他提问的那两个对象，一望即知乃是退役的美国军人——在青少年发育不良比例超过40%的阿富汗，健壮的肌肉属于一种特权。

三分钟过后，答案自然揭晓：白人老者掏出一本美国护照，气定神闲地通过了登机口。两个小时的旅程中，他一直在向那两名肌肉壮汉介绍在阿富汗操作武装直升机的细节：第一批“黑鹰”已经完成交付，但日常训练仍须使用俄罗斯生产的米-17来完成;俄制火箭发射巢和机炮吊舱在适配美国生产的“黑鹰”时存在诸多问题，但为了节约成本只能勉强忍耐;大多数本地飞行员不具备在山区抵近作战的能力，美籍教官除去负责训练课程外，还得亲自带队出击……飞机降落之前，我已经完全弄清了他们的身份和来意：为了压制重新开始活跃的塔利班武装，阿富汗空军刚刚从美国订购了151架“黑鹰”型直升机，计划将其投入到反游击作战中。那名扮作普什图人的白人老者是政府军负责招募“黑鹰”教官的顾问，他从美国搜罗到两位退役飞行员，并亲自迎接他们前往战地。“局势不妙”——一种对阿富汗安全环境的悲观看法立即浮现在我脑海中。

日落时分，喀布尔市民在贝贝马罗山公园俯瞰市区全景

武装直升机之于阿富汗的象征义，可以追溯至1979～1989年的苏联入侵。整整10年时间里，臃肿丑陋的米-24“雌鹿”型直升机盘旋在潘杰希尔以及其他山谷和小径上空，用机关炮和火箭弹摧毁一切潜在的游击队藏身地，也不加预警地射击民宅和村庄。2002年之后，来自美国的“黑鹰”取代了“雌鹿”，成为维持阿富汗日常治安秩序以及进攻塔利班控制区的最有力工具。在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黑鹰”发动机的轰鸣声成为后“冷战”时代全球局部冲突以及美式单边主义干涉的直接化身，并最终融入了喀布尔的日常生活：在我逗留于当地的一个多星期里，每当清真寺敲响晨礼的钟声，从北面飞来的一组“黑鹰”便会自低空掠过整个城市，循环往复以至午夜时分。它的存在明明白白地宣示：尽管以“北约”武装为主体的国际安全支援部队（ISAF）在2014年12月就已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但仍有多达1.6万名外国军人和2.6万名军事承包商雇员留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喀布尔北面60公里外的巴格拉姆（Bagram）空军基地依然是“北约”武装盘踞的国中之国，进出那里的外籍军人和他们的“黑鹰”一样不受阿富汗海关管辖：从苏军入侵之时起便是如此。

一名喀布尔市民在巴布尔园内的白色大理石清真寺门口做礼拜

2018年夏天的阿富汗，正处在最近10年最动荡的状态中。在10月的议会选举日到来前，一切党派和集团都在动员自己的力量，并对潜在的竞争者发起示威抗议和暴力袭击。加尼总统与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之间的权力博弈，则使乌兹别克人和普什图人之间的冲突频率急剧上升。另一方面，依然控制着10%以上国土的塔利班武装以及活跃在“阿富巴”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国”（ISIL）恐怖组织正在重新转入攻势。从2018年1月到6月，累计有5122名平民在自杀式爆炸行动和武装冲突中死伤，系200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束手无策的政府官员在电视讲话中明确承认，“仅在喀布尔市内就有上百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四处游走”，而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建议居民减少在人流密集区活动”。如同那两位“黑鹰”飞行员一头扎回了这个巨大的战场，我和摄影师李亚楠也抱着紧张和警惕的心理，开始了在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陌生世界中的历险之旅。

“过去现在时”

在启程前往喀布尔之前，我阅读了10余种外国探访者留下的关于阿富汗的文字记录，其中既有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军官的个人回忆，也有前英国外交官罗瑞·斯图尔特（现任该国司法部副大臣）在2002年徒步穿越阿富汗中部的经历。其中最特殊、也最具参照意义的，则是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一份手记。

1930年秋天，26岁的夏伊勒还只是《芝加哥论坛报》派驻欧洲和印度的一名年轻通讯员，还没有写出他的著名代表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印度的一场宴会上，他意外邂逅了年仅16岁的阿富汗王太子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并应邀前往被“文明世界”所遗忘的喀布尔，参加查希尔的父亲纳第尔·沙阿（Nadir Shah）的加冕典礼。这一事件被阿富汗人视为本国现代历史的开端，但它给夏伊勒留下至深印象的却是一系列不祥的征兆：英俄“大博弈”的残留影响在喀布尔依然足够昭彰，开伯尔山口和首都北面的山区活跃着杀人越货的部落武装，巴拉克宰王室尝试的一切现代化改革都留下了被破坏的痕迹，并且与普通人极度疏离，农民、商队和妇女的生存方式则与几千年前毫无二致。他还提到了在查希尔身边游走的王室成员达乌德·汗（Daoud Khan）亲王，这个年轻人“出奇地干练、狡猾、野心勃勃”，似乎总在等待机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夏伊勒给他的手记起名叫《1930年：喀布尔的插曲》，但以后的事实证明，那不是插曲，而是伏笔。在他离开喀布尔之后3年，纳第尔·沙阿死于一场暗杀，年不及弱冠的查希尔仓促继位，成为阿富汗末代国王。在40年的统治时光里，他曾竭力为阿富汗争取国际地位和来自海外的财政援助，试图使这个闭塞的中亚小国转型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但始终无法摆脱北方强邻苏联和“冷战”的影响。1973年，查希尔被一场宫廷政变推翻，主谋是达乌德亲王。后者宣布改行共和制，并自封为总统，开始了进一步的经济和土地制度改革。1978年，不满达乌德奉行中立政策的苏联指使代理人将其处死，从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持久动荡。

对我而言，夏伊勒的手记提供了一种评价标准。它自带一项疑问：如果说在现代阿富汗历史开启之初，查希尔和他父亲的改革事业就面临外国干涉、传统社会的抵抗和地形造成的阻碍这三项不利因素，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是否已经被有效铲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一个由“黑鹰”直升机把守领空、教育普及率严重滞后、公路和现代通讯体系不曾延伸到鄉间的国家里，物质层面的进步仅仅是浅表性的。“国家”虽然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存在着，但它无法为自己的多民族、多种文化背景和多元经济结构提供一个清晰整全的框架。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不会容忍贾拉拉巴德的边境走私商人和赫尔曼德省的罂粟种植农民自行其是，但对那些为了利润和生存一次次铤而走险的普通人来说，这不过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查希尔的王国到苏联人，从塔利班当局到卡尔扎伊和加尼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顶层政治结构的触角从来都没能延伸到遥远的乡间。对喀布尔以外的民众来说，周期性现身的税吏和警察就是他们关于“国家”的全部概念，而税吏和警察是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并且很容易被收买）。至于“法制”和“地区稳定”，更只是一些空洞的大词。

在前往潘杰希尔谷地途中，虔诚的“沙克尔”在餐厅一角做礼拜，“沙克尔”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勇士”

对这种现象，阿富汗人有自己的解释。70年代毕业于喀布尔大学、后来撰写过《阿富汗简史》的女学者沙伊斯塔·瓦哈卜告诉我：“和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不同，从古典时代起，作为共同体的阿富汗就是由一系列含混不清的差异性杂糅而成的。”最初从波斯文化圈中分离出来的普什图人群体保持了他们独特的逊尼派伊斯兰教信仰，随后又接纳了因为蒙古帝国西征和中亚版图变动迁徙来的哈扎拉人（Hazara）、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从而将“阿富汗人”的外延扩大到了不同的种族、语言和地形范畴。倘若这种情形自然延续下去，或许可以形成一个普什图人占绝对多数、主体民族和社会特征相对明晰的国家。但“大博弈”改变了一切：为了阻止普什图人集结在一个单一国家内、继而为俄国人所利用，英属印度当局在1893年人为划定了一条2430公里长的“杜兰德线”（Durand Line），将普什图族人口的绝大多数留在了印度（今属巴基斯坦）版图内。从那时起，尽管普什图裔群体依然占据阿富汗总人口的相对多数，但已经无法建立绝对支配地位——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统计数字，尽管普什图人在阿富汗总人口中占有42%的份额，但小于塔吉克人（33%）、哈扎拉人（9%）和乌兹别克人（9%）之和;在中部和北部的广大领土上，几乎没有普什图人存在。

地理因素可以作为解释这一问题的另一项视角。尽管阿富汗那总面积65.3万平方公里（略小于青海省）的国土同时与7个国家接壤，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天然地理边界。高耸的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作为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从阿富汗国土的东北角陡然隆起，继而沿对角线方向朝西侧的伊朗延伸，最终在赫拉特附近与东波斯高原的边缘融为一体。这条山脉的诸多支系又像哥特式教堂一般从阿富汗东部和中央的土地中探出，在事实上把整个国家分割成了三大板块：北方各省与并入苏联版图的中亚三国唇齿相依，西侧处在伊朗文化和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东南部则与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聚居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假使19世纪那场“大博弈”最终升级为英俄之间的全面战争，阿富汗或许已经不复存在，其领土将分别并入波斯、沙皇俄国和英属印度。但这种情形最终没有出现，最终留下的是一个勉强拼凑起来的分裂国度，靠惯性黏合在一起。

如果说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动荡反映的是传统社会被强势国家机器霸凌之后的茫然状态，那么在阿富汗呈现的就是弱政府管制下前现代社会的不受规训：过去即现在，存在即合理。查希尔国王在他的40年统治期内做出的那些勉为其难的努力，经过随后40年时光的摧残，不仅荡然无存，而且使人们越发乐于按照本能复归到数千年一以贯之的自然状态中。全世界或许很少能有第二个地方给人这样的感觉：除去智能手机、柏油马路以及“黑鹰”的轰鸣声外，它与夏伊勒笔下那个1930年的国度几乎毫无二致。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停止了。

在巴布尔的陵墓

“我从未到过此地”，哈迪·阿兹米嘟囔了一句，“听本地人说，无所事事的闲汉喜欢在这里打劫游客”。

我们正在走进树木成行的巴布尔园（Bagh-e Babur）。在空中常年飘荡着浮尘和黄土的喀布尔，这里是少数几处拥有良好绿化环境和整洁外观的公共空间之一。据说，奥萨马·本·拉登的某任妻子就曾在附近住过许多年。整个花园建造在一座小山坡下方推平的谷地里，平直的大理石步道在2003年以后已经重修，两旁栽上了数千株枫树、柏树、山楂树和野樱桃。查希尔在位时期建造的全国第一个电动喷泉池没有被修复，但在装饰一新的宣传栏里贴上了50年前的历史照片：末代国王曾希望将这里开辟成全国第一个公共公园。

对哈迪这样出生于加兹尼农村、在喀布尔度过短暂大学时光后又出国谋生的年轻人来说，巴布尔园代表的是一段遥远而陌生的历史，一种“非阿富汗式”的印记。他没有去过印度，无从得知5个多世纪以前，莫卧儿帝国第一位皇帝巴布尔（Babur）和阿富汗曾经有过的渊源。公元16世纪初，操着一口突厥语的蒙古人后代巴布尔从北方古城撒马尔罕出发，越过兴都库什山攻下了喀布尔，从“心脏地带”开辟出一条通往恒河流域的大道。1526年，巴布尔的穆斯林大军攻入印度，在随后4年里所向披靡地征服了南亞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使其和阿富汗一起成为了莫卧儿帝国的核心领土资产，并且在名义上维持了将近300年之久。

对喀布尔这座象征了人生中辉煌篇章的城市，巴布尔有着由衷的喜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在老城附近一处正对哈扎拉贾特雪峰的谷地里种下了几棵梧桐和无花果树，并嘱咐下属要在这里修筑一条长长的步道，以便效仿先知穆罕默德、腾云登霄而去。在他去世之后，梧桐树之间的那片土地便成为他的安息之所，在身旁陪伴的还有他的一个妹妹、一个儿子和两位孙辈的灵柩。随后的几十年里，巴布尔的白色大理石陵墓下方又添筑了一座清真寺、一座凉亭和巴拉克宰王室的小型消夏别墅，并且有一道由巴布尔的曾孙亲自起草的碑铭：“此地长眠着蒙真主宽恕的天使之王、征服者查希尔丁·穆罕默德·巴布尔。它是天堂之光明园。”

巴布尔园代表的是属于古典时代的浪漫色彩：中亚式审美趣味、伊斯兰教建筑风格以及阿富汗传统的制砖工艺在这里融为一体，并由他的骑兵进一步传播至恒河流域。那时节，从遥远的费尔干纳盆地到季风吹拂的印度洋沿岸，亨廷顿划定的“文明断层线”还没有诞生;阿富汗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理节点，分享了从希腊、罗马、佛教、印度教、波斯直至阿拉伯在内的一切近邻文明的艺术成果：尽管往往是以军事征服或殖民的形式。“心脏地带”的宗教传统和突厥、蒙古文明的余绪，也是通过这里才得以进入南亚次大陆。但对像哈迪这样的本地年轻人来说，这一切不过是碎片化的遥远过往。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那个将现代政治观念和国家形式强加在古老的质料上，随后又杂糅进“全球化”之类新词的世界——在20世纪以前并不存在。尽管他本人所属的哈扎拉民族正是蒙古征服者留下的混血后裔，是古典文明复杂融合的最鲜活产物。

“普什图人就是塔利班”，哈迪时常这样向我抱怨。父辈向他描述过的1992～1995年喀布尔围城战的血腥细节，以及每年返乡探亲时所见的加兹尼地区塔利班与哈扎拉人冲突的近景，都传递给了他这样的信息：哈扎拉人不过是勉强和普什图人共存在一个困顿窘迫的国家里;迟早有一天，阿富汗会经历新的民族自决，会出现独立的“普什图斯坦国”和“哈扎拉共和国”，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也将复归到属于自己的单一民族国家里去。这是一种在巴布尔时代闻所未闻的奇特想法，也是现代史留下的观念印记。尽管普什图人本身即是帝国主义政治和“大博弈”的头号牺牲品，他们却不得不模仿自己的仇敌来建立那个抽象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结局令人沮丧：古典时代最丑陋的种族仇杀和等级制度，在“国家”的名义下得到了复活，并且愈演愈烈。在90年代喀布尔围城战中伤亡惨重的哈扎拉人，几乎是凭着本能搬离了他们与普什图人世代混居的社区，着手抱团取暖。民众自发的族群隔离现象，在最近20多年的阿富汗境内变成了司空见惯的常态。

离开巴布尔园之后，哈迪陪同我去往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修葺一新的展馆大楼。我当然知道，那些象征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最珍贵宝藏早已不在馆中——2006年，为了避免喀布尔日渐恶化的安全形势使那些捱过了塔利班统治时代的文物再遭破坏，经卡尔扎伊总统批准，巴黎吉美东方艺术馆专家从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仔细挑选出231件（套）艺术价值最高的精品，带往海外做长期巡展，以构成一种保护措施。2017年，这批国宝运抵中国，先后在北京和成都对外展出，一度吸引了超过50万人次的参观者。我的来意，便是向馆方转知阿富汗国宝在中国备受重视和关注的情形，并了解自2015年以来，博物馆主楼大规模重建的进度。

博物馆代理馆长穆罕默德·马赫布扎达（Mohammad Yahya Mohebzada）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据他介绍，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文化基金的赞助下，90年代被火箭弹炸毁的二层展馆已经获得了全面修复，从希腊化古城阿伊哈努姆和蒂拉丘地考古遗址发掘出的部分石像、木雕和小型佛教造像经过修复，已经重新对外展出，平均每天能吸引300多人次的本地游客。“我们希望这一代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能认识到阿富汗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中曾经扮演的角色”，马赫布扎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也了解到阿富汗国宝文物在中国备受欢迎的盛况，并希望它们能早日归国。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保障它们的安全”。

遗憾的是，他的两项承诺都显得那么经不起推敲：就在我们离开国家博物馆之后不久，通往展馆的达鲁阿曼大街就发生了一起人体炸弹袭击事件，死伤10余人。而在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博物馆大楼内饶有兴致地四处参观的，只有两对老年夫妇和跟随他们的一群幼童。对这些老人和孩子来说，奇特的佛像、石雕以及古代金饰都是他们从未了解过的全新事物，和他们当下所处的世界毫无关联。文明变成了它自身的弃儿。

两座王宫的故事

“可否带我们去往南面的塔吉别格宫（Tajbeg Palace）？”太阳初升之时，我在路旁拦住一名待客的顺风车司机。“塔吉别格宫？闻所未闻。我只知道一处旧王宫，就是达鲁阿曼大街尽头那堆破烂，空无一物。”

在巴布尔园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困境，仅仅相隔一天又再度出现了。尽管司机自称本地人，并且已经在喀布尔市区开了10多年的无牌出租车，他却从不知晓在达鲁阿曼大街南面的小山上还有另一处废弃王宫。我也只能将错就错，从这座更加广为人知的达鲁阿曼宫（Darul Aman Palace）开始追溯阿富汗的现代史。实际上，前一天傍晚，我已经从“电视山”上俯瞰到了它那布满脚手架的残破穹顶，以及四周围起的混凝土防爆墙。

在1930年的那份旅行手记中，夏伊勒留下了英语世界关于达鲁阿曼宫最早的描述：“这座文物复兴风格的豪华宫殿，最初是被当作阿富汗的凡尔赛宫加以设计的，但在建成之前就失去了它的主人。如今，宫殿的窗户已经被木板封死，石膏板也从墙上脱落下来，孤零零地被遗弃在野草丛中。”耐人寻味的是，这幅情景和如今的达鲁阿曼宫几乎相差无几：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场令喀布尔蒙受浩劫的围城战过后，被坦克、火箭弹和大口径榴弹炮反复攻击的达鲁阿曼宫就变成了一处难民收容所。2005年，卡尔扎伊政府一度打算将它改建成新的国民议会大厦，但在破土动工之前被塔利班的一连串袭击所阻止。最终，到了2017年，阿富汗政府宣布已经筹集到2000万美元的资金，将对达鲁阿曼宫进行整体修复，以迎接2019年阿富汗独立100周年纪念日。从那时起至今，已经有600吨混凝土、玻璃和石膏残片从废墟中被清理了出来，装饰作业也开始启动。

在普什图语中，“达鲁阿曼”一词意为“和平之家”;兴建这座宫殿以及周边的整个政府街区，是出自现代阿富汗的缔造者、1919～1929年短暂在位的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国王的手笔。这位励精图治的明君曾派出代表前往巴黎和会，意图为阿富汗争取到彻底独立的资格;又发动了事半功倍的第三次对英戰争，迫使伦敦当局放弃在阿富汗的外交和贸易特权。在他的设想中，未来的阿富汗应当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工商业和进步主义气息的君主立宪国，而对首都的重新规划则是最重要的样板工程。在旧城以南的丘陵地带，阿曼努拉亲自选定了一处台地作为新王宫的基址，并聘请法国和德国建筑师为他设计了达鲁阿曼宫的初始方案——一座富丽堂皇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拥有在当时的阿富汗还属于新鲜事物的自来水和集中供暖系统。600个大小房间中，一层作为国民议会的日常办公场所，二层以上供王室成员使用。除此以外，从喀布尔老城中心到达鲁阿曼宫的沿途还将修建一系列包豪斯风格的政府办公楼、别墅和度假酒店，使其成为“中亚的慕尼黑”。全国第一条窄轨铁路会把喀布尔的新老两个城区彻底连通起来，而国王本人随时可以从空中俯瞰他的杰作。

然而终其一生，阿曼努拉也未能在这座新宫中度过哪怕一个晚上。他的悲剧，属于随后几十年里在阿富汗反复上演的那种版本：国王推动的社会改革影响到了神职人员对学校和土地的控制，要求妇女脱去面纱、走出家族院墙的敕令更是在保守的普什图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一伙教士和宫廷贵族的煽动下，1929年1月，贾拉拉巴德的山地部落首先发动叛乱，国民军按兵不动，迫使阿曼努拉仓促退位、出走印度。紧接着，获得苏联支持的塔吉克部落首领卡拉卡尼一度占据首都、自封为国王，但迅速被英国支持的宗室成员纳第尔·沙阿打垮。夏伊勒1930年在喀布尔见证的，便是纳第尔的加冕大典。达鲁阿曼这座不祥的旧皇宫随后被改造成了国防部大楼，在70年代的一系列政变中迭遭摧残。至于那条8公里长的铁路，它仅仅存在了10年。

“见鬼，看上去我们得走路爬上那个山头”，在达鲁阿曼宫墙外的警戒线附近四处张望时，我终于发现了那座被本地人视若无睹的塔吉别格宫。它就在南面两公里外的某座山头上，但地势更加孤立，没有直路和达鲁阿曼建筑群相连。尽管肉眼已经可以清晰瞥见宫殿被炮火击穿的穹顶和院墙外拉起的铁丝网，找到山头的确切位置却花费了我们整整半个小时时间。气喘吁吁爬上山顶之后，铁丝网后方探出了三个士兵的脑袋和三支AK-47型突击步枪——山头西侧的一块平地正作为临时直升机升降场使用;为防止可疑分子实施侦察或破坏，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塔吉别格宫的建筑主体。我们三人就这样被阻挡在了距离历史地标仅仅10多米处。

如果说达鲁阿曼宫折射出的是现代阿富汗第一场开明改革的夭折，那么塔吉别格宫浓缩的历史无疑更令人五味杂陈。纳第尔·沙阿意外遇刺之后，年轻的查希尔国王发起了一场更加柔和、也更有策略性的改革运动：1947年，第一所本土高等院校喀布尔大学正式诞生;两年后，阿富汗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到1964年，王国议会又通过了一部允许妇女投票和参政的新宪法。尽管依赖畜牧业和羊毛制品出口的经济结构没能获得根本性变化，但查希尔力主引进联合国技术专家和美苏两国的援助项目，有效改善了全国的公路网络和灌溉系统，并一度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问题在于，这位国王始终无法处理好他和野心勃勃的达乌德亲王之间的关系：1963年，查希尔以“王室成员不得干政”为由，将达乌德逐出了政府。10年后，达乌德在亲苏联的人民民主党以及激进派军人支持下，废黜了正在意大利就医的查希尔，宣布改行共和制。

从1973年到1979年，塔吉别格宫取代不祥的达鲁阿曼宫，成为了阿富汗政坛斗争的焦点。早在查希尔登基后不久，他就将第一家庭迁入了这座波斯语意为“大王冠宫”的敞亮别墅。与北面不远处的达鲁阿曼宫相比，塔吉别格宫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在阿富汗风云诡谲的政局中能对国家元首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但意味深长的是，共和时代阿富汗的前三位最高领导人却都在这里死于非命：自负高明的达乌德由于试图在美苏之间玩弄平衡，于1978年4月27日被人民党发动的政变推翻，全家遭到枪决。继任国家元首的塔拉基满以为彻底倒向苏联就足以巩固自己的位置，却在执政到第15个月时被自己的副手、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赶下了台。而阿明在塔吉别格宫中居住的时间甚至比塔拉基更短——1979年12月27日入夜后，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全面入侵。一支苏军特种兵分队乘坐20多辆步兵战车冲上塔吉别格宫所在的丘陵，开火将阿明及其4个妻子、24名子女悉数打死。一个长达近40年的血腥时代开始了。

而我当时还不知道，就在塔吉别格宫那座小山的山脚下，我将遭遇阿富汗之行期间最意外的一段经历。

阿富汗式奇遇

“要在这个地方找车，恐怕只能碰运气”，气喘吁吁地走下塔吉别格山之后，我的心情开始略有些忐忑。这里已经是距离喀布尔市中心整整32公里的郊野，极目所见唯有贫瘠的农田和土黄色的丘陵，即使走回到达鲁阿曼宫附近也还有很长一段路。正在这时，一辆风尘仆仆的白色“丰田”轿车从旁边的小路蹿了出来。

我们一行就这样搭上了沙克尔“科科”（普什图语“叔叔”）的顺风车。但至少在第一分钟，大家彼此的印象都相当不妙：沙克尔的服装特征和脑袋上扣着的圆顶帽明白地显示他是一位普什图人，这让哈扎拉人哈迪感到很不自在。而在听到我们的目的地之后，沙克尔也毫不犹豫地要了一个高价。外籍游客被普什图人联络帮派分子，甚至塔利班绑架勒索的案件在阿富汗时有发生，使得我们多少有些紧张和戒备。车里的气氛僵持了整整10多分钟，为了不至于显得尴尬，我请哈迪帮我转述了一个问题：“您曾经参加过战争吗？”

沙克尔过于沧桑的皱纹和连成“一”字的眉毛容易让人误判他的年龄;假使我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年纪刚满40岁，大概根本不会提出那样空泛的问题。但他随后的回答差点让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参加过。最初是和马苏德的部队作战，接着又与他们联手对付塔利班。你听说过希克马蒂亚尔将军吗？我曾是他的保镖。”

老天爷，他说的可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那是过去40年里阿富汗最有影响力、也最凶残狡诈的政治人物之一。在1979～1989年的反苏战争中，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武装是反苏游击队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英美等国曾经给予过他整整6亿美元的财政和军火援助，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秘密会见过他，也正是他把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带进了阿富汗。苏军撤退之后，希克马蒂亚尔在1993年自封为阿富汗总理，随后发兵围困喀布尔，成为内战的始作俑者。长达4年半的喀布尔围城战中，至少有5万名平民死于非命。待到昔日的战友兼政敌拉巴尼和马苏德终于接受他的要求、允诺由他登台组阁之后不久，蓬勃兴起的塔利班势力将这些昔日的游击队领袖们一股脑地赶去了北方。希克马蒂亚尔担任阿富汗总理直至1997年8月，随后流亡到伊朗，2007年之后又躲藏到了“阿富巴”边境的乡村。直到2016年，加尼政府承诺不会追究其战争罪行，这位“喀布尔屠夫”才重新在前台亮相。

沙克尔在路边停下了车，从马甲的衣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旧照片：“这一张是我和希克马蒂亚尔在‘北方联盟政府流亡地的合影，这一张是在伊朗的藏身处……”随着他的讲述，一部关于最近20多年阿富汗军事和政治冲突的个人口述史开始浮现出来：在希克马蒂亚尔围攻喀布尔的倒数第二年（1995年），17岁的沙克尔加入了他的武装，并因为尽忠职守获得了那位大军阀的青睐。在某一次马苏德部队突袭伊斯兰党总部的交火中，沙克尔的手臂被打伤，这更增进了希克马蒂亚尔对他的信任。“北方联盟”政府成立后，他曾经陪伴上司与昔日的敌人马苏德握手言和，随后继续护卫希克马蒂亚尔度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直到2012年前后，他才短暂离開那位大军阀的党派;不过当希克马蒂亚尔重新出山之后，他又重新回归，兼任信使和助理。

“我女儿就读的那所小学就在塔吉别格山脚附近。你们下山时，恰好碰到我从学校离开。”沙克尔这样解释我们的不期而遇。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您能帮助我见到希克马蒂亚尔先生吗？”

“当然可以！只需要打几个电话。但我不能保证他会接受你们的采访，那需要经过一番审核和考察。”

传统普什图人社会的实用属性，在这一刹那显示出了它的能量。与现代社会中基于职务划分的上下级关系不同，即使希克马蒂亚尔本人曾是70年代初喀布尔大学的精英学生之一，他所依据的行事法则依然是极度复古的。在阿富汗军界和官场，上下级之间的彼此信任并非基于责任意识，而是取决于两人是否出自同一民族、同一乡土背景，是否有过危难时刻的效忠行为。将这种信任关系继续向外延展，则获得信任之人的亲属与朋友，也会更容易分享这种私人关系带来的便利。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忠厚的沙克尔对我伸出了援手。

但在前景不明的采访安排妥当之前，我还需要沙克尔帮助我完成另一项工作——探访潘杰希尔山谷。

在1979～1989年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位于喀布尔以北150公里处的潘杰希尔山谷（Panjshir Valley），和毗邻巴基斯坦边境的“阿富巴”地区一道，构成了反苏“穆贾希丁”（Mujahideen，阿拉伯语“圣战者”，往往特指反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游击队员）的主要活动基地。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主要活跃在易于获得外援补充的边境，潘杰希尔地区则是塔吉克人领袖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建立传奇的地域。相当巧合的是，两位“穆贾希丁”都曾是喀布尔大学工学院的校友，也都曾深受赛义德·库特布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早在青年时代就因为反对达乌德政府被迫流亡国外。而区别在于，希克马蒂亚尔的普什图人民族性天然无法容忍风头被马苏德这个塔吉克人夺走，因此还在抗苏战争期间，两人的部队就曾多次发生火并。而当他们握手言和的1996年，“穆贾希丁”之间的残酷内战已经持续了整整4年多了。

前往潘杰希尔谷地的路程平静而枯燥。事实上，在和平时期，这里完全称得上风光如画。只有在经过恰里卡尔和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附近时，堆积在旷野之中的苏制坦克残骸和装甲车零件会显示：这里曾是20世纪后半叶人类最残酷战争之一的发生地。马苏德选择家乡潘杰希尔作为麾下游击队的活动地，同样是基于传统逻辑：只有聚居在这片山谷周边的塔吉克人会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帮助他从苏军“雌鹿”式直升机的扫射和特种部队的清剿中脱身。塔吉克人部队在游击战中的出色表现，以及马苏德部队相对较好的军纪，为他在欧美世界赢得了“潘杰希尔雄狮”的美誉。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他和希克马蒂亚尔并无本质区别：两位“穆贾希丁”的部队都曾经致力于种植和出口罂粟，都汲汲于夺取全国政权。他们是知识分子军阀，不是圣徒。

在今天的阿富汗，马苏德低头沉思的大幅照片几乎被张贴到了喀布尔的每一个角落。在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进门处，“潘杰希尔雄狮”的画像与加尼总统的照片并列，上方用多种文字写着“阿富汗国家英雄”。这位“穆贾希丁”在“9·11”事件之前两天被“基地”组织派出的刺客暗杀，未能看到塔利班政权垮台，因此意外成为了全民怀念的偶像。相比之下，麾下部队曾成批向塔利班倒戈、本人也一度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暗通款曲的希克马蒂亚尔永远无法指望获得如此崇高的声望：喀布尔人至今还记得他在四年围城中的所作所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是马苏德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没能承当起在苏军撤出之后重整阿富汗河山的使命。游击战时代形成的竭力抢夺资源、不顾平民性命安全的惯性，被原封不动地移用到争夺新政府控制权的内战中，不仅令阿富汗千疮百孔的经济再度遭遇重创，而且直接令阿富汗民众对“穆贾希丁”群体彻底失望。塔利班组织迟至1994年秋天才在“阿富巴”地区的难民营中兴起，不到两年时间即告夺取全国政权，直接原因恰恰是“穆贾希丁”们的暴虐、腐败、朝令夕改使他们早早丧失了民意基础。当希克马蒂亚尔在1997年黯然下台出国避难时，昔日他麾下的伊斯兰党武装已大部分转头塔利班阵营，正是“人心思变”的证据。

不仅如此，一个吊诡的巧合是：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以及苏联入侵时代最后一任傀儡政府总统纳吉布拉，都曾是70年代初喀布尔大学的激进学生领袖。而他们当时的老师之一布尔汉努丁·拉巴尼（1992～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后成为北方联盟政治领导人），正是60年代末最早将库特布的宗教激进主义著作带回阿富汗的传道者。四位在少年时代即已熟稔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基于偏执的理念狂热、或者出于一己私欲，在“冷战”谢幕的转折时刻，使阿富汗陷入了一场浩劫，直接导致了塔利班势力和“基地”组织蓬勃兴起。何其惨痛的代价！而在20多年之后，四人之中只有希克马蒂亚尔依然在世，并且继续在名利场中沉浮。

逃离阿富汗

等待希克马蒂亚尔的电话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在这个间歇期，一辆小货车悄无声地穿过塔利班出没的公路，把我们送到了历史名城巴米扬（Bamyan）。紧接着，我们又转赴赫拉特（Heart），来到了伊朗边境线。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乘坐简陋的货车在盛夏的巴米扬高原上做长途旅行，尤其当你不得不在凌晨出发、紧张地瞪大眼睛审视公路两侧时。经验丰富的司机给出了他的解释：尽管在2018年初夏，塔利班仅能直接控制阿富汗大约10%的领土，但全国至少有1/4的地区存在效忠于他们的流动武装人员。在喀布尔周边的普什图人村庄中，塔利班士兵会像农业耕作一样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就是年轻农民）。尽管大部分公路主干道名义上有政府军巡逻队负责日常守护，但贿赂他们的成本可以说微乎其微。在阿富汗这样一片特殊的文明“洼地”，你必须抛却在和平国家形成的固定思维，信任最朴素的自然力量——黑夜的掩护。

对非考古学爱好者来说，审视被塔利班破坏殆尽的巴米扬大佛遗址并不具有多少历史意义。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现代悲剧：生活在16世纪的巴布尔可以容忍多种艺术风格、甚至宗教信仰在阿富汗并存，21世纪的宗教极端分子却已不再具备类似的宽宏大量。当然，塔利班有他们的逻辑——在2001年春天签署摧毁佛像的法令之前，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宣称：“近来有一些外国人前来拜会我，宣称巴米扬大佛因为暴雨冲刷而出现了受损的迹象，他们希望前往当地进行修复。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大感震惊。这些冷酷无情的家伙并不关心成千上万活生生的人类——在阿富汗有无数人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却对几尊死了的佛像格外上心。这太令人遗憾了。因此我决定下令毁灭佛像。假使那些外国人是来从事人道主义活动的，我绝不会这么干。”

这番看似有理的论证，恰恰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在2001年初，是塔利班政权控制着阿富汗90%以上的领土，并且已经获得了少数外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自1996年攻克喀布尔时算起，这个新兴极端组织已经在阿富汗执政近5年之久，然而依旧无法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依旧令“无数人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他们对外国政府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宗教和道德审判，同时依旧指望获得无条件的人道主义援助，好使他们把自己控制的社会资源用在实施文化禁令、处决“背教者”以及对北方联盟的军事行动中。在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鸦片产量处于节节上升的状态，然而从未有迹象显示他们曾经用任何非法贸易和洗钱的收入去赈济国内饥民。

同样令人遗憾的还有本地居民缺乏共情意识的冷漠感。在巴米扬佛像遗址附近的一处村庄，一位当地居民告诉我：他曾亲眼目睹塔利班分子使用大口径火炮、火箭发射榴弹（RPG）以及反坦克地雷毁灭两尊大佛的整个过程，但从未尝试制止。对他们来说，佛像不过是巴米扬高原上“古已有之”的一道景观，与日常生活毫无联系，包含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趣味也不为他们所理解。反倒是塔利班安放的地雷在半山腰炸出的孔洞，可供他们作为简易地窖和储粮洞之用。这大概是1700多年前，大佛的建造者从未料想过的一种奇特结局。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边境小城赫拉特。当我和两位普什图女孩一同漫步在著名的穆萨拉宣礼塔（Musalla Minaret）遗址附近时，竟惊讶地发现她们从未到过这里。在人口不过40万之众、日常娱乐手段极度匮乏的赫拉特，宣礼塔遗址以及附近的要塞博物馆差不多是仅有的文化古迹，然而她们对此毫无兴趣。随着交谈的深入，我发现了隐藏在冷漠背后的秘密——两个女孩已经是第二代出生于海外的阿富汗难民后裔，她们对自己的民族所属的这片土地知之甚少。在1979年之后漫长的动荡岁月里，已经有整整三代阿富汗人选择逃往周边的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等国家，在那里安家立业，有的在晚年叶落归根、有的则永不返回。

这两个出生于90年代初的姑娘，她们的父母在“穆贾希丁”们开始火并的时代举家迁往伊朗，在那个相对安宁和富裕的国家生育了第二代，又在塔利班政權垮台之后返归故土，以为和平终究已经降临。然而在短暂的复苏迹象消逝之后，贫穷、短缺以及层出不穷的安全隐患再度降临到他们头上。那些出生于国外、对故土毫无概念的年轻人首当其冲成为踊跃的逃离者：他们在童年时代的异乡体会过和平的滋味，他们想活着。

因此，你完全可以理解喀布尔街头那些出现频率远远高过北京的英语培训班广告——在一个识字率低于四成、“黑鹰”的轰鸣声和弹片碎裂声此起彼伏的国度，那些胼手胝足的父母正心甘情愿地拿出他们的积蓄，把年轻的一代送进外语培训班，以便为下一次逃离做准备：或许是合法出境，或许是暗中偷渡。你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他们，因为他们并无多少贪念，仅仅是希望活下去——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活下去。（感谢王秋红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