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推崇的自然界基本法则，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这种思想引到了社会进化理论当中。但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是合理的么？在合理性无法确认的时候，我们根据这种竞争机制在社会中划分出代表高低贵贱的阶级是否是可传承的呢？这种所谓适应社会演变进程的竞争机制到底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是抑制了社会的多方位发展？看清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探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及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达尔文主义；生物进化论；竞争机制；社会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及其演变进程中的问题

经过长时期观察与研习，在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的影响下，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自然界的生物间有着激烈的生存竞争，并且由于生物较人类来说繁衍更为迅速，这种生存斗争便更为惨烈。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自然界中生物的演变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随后斯宾塞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有机体论和进化论。

在社会学家试图将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的前进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便不得不思考整个人类社会到底是类比于自然界还是社会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前者是说社会演变与发展在自然界中有着相对应的过程，后者是说既然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自然界变化所遵循的准则便也会作用于社会。社会变迁到底具有怎样的规律呢？斯宾塞曾试图通过模仿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来研究其中的规律，可以发现斯宾塞总是认为物理世界和自然世界中的规律仍然适用于人类社会。他认为为了生存而竞争是人类社会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人类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社会最终也会像自然界一样不断拥有更好的社会主体，社会也会越来越美好。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与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起初，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用来曲解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的资产阶级哲学学说。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社会为了追求优良的种族而出现了“优生计划”与“优生学”这种低劣的思想。因其试图打破自然界规律发展的局面，便会引发两个问题：社会进化到底朝什么方向发展？社会进化就一定会产生进步么？从理论上来说，经过不断进化而愈发完美的社会主体必定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创造性建设，因此社会理应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这却是无法保证的，就像社会达尔文主义滋生了种族歧视问题，而如今其又带来诸多生态环保问题。因此“社会进化到底带来进步还是退步”并不是量化而定的。

二、人性在社會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发展与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统治阶级不再全面辨析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来的影响，而是机械地推崇这种思想。盲目地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使竞争越发激烈，“适者生存”不再促进同结构体的积极分化，而将人性逐步消磨打平。我们不得不产生一个疑问：人从本质上来讲，是生来就喜爱竞争还是被环境所逼而变换了本性？学界对此问题的意见也终究不统一，有学者提出资产阶级剥削、战争连连、种族歧视、人口贩卖等一系列不平等问题都是人生来就喜爱竞争的表现，但也有学者认为猿人起初的群居生活便体现了人生来便会互帮互助的本性。两种学说都有自己的立足点，但也从根本处彰显了人性的复杂。既然说人生来便喜爱集体主义，那为何几乎所有人都会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竞争的一面呢？马林斯基和特纳曾以“狩猎”为例来解释人类生来就具有竞争的本性，但他们又认为这种“本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阶段的社会赋予社会主体的。

从现代社会来看，我们的本性已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可能会随环境而发生变化。“功利性主义”早已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其核心便是关乎自身利益。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所争取的一切事物，都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追逐利益时部分社会主体可能会丧失自身本性，可以说人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演变的。但这可能并不是斯宾塞所认为的竞争机制下社会生活应有的特征，他设想的是每个个体都能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去争取想要得到的东西，同时也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争取。个体、群体、民族的不断淘汰与进化反而会成为建设美好社会的前提与基础。现实社会中的个人享乐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人性，使人性产生扭曲，这与建设美好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人性可能在与社会协同并进的过程中并不是自然发展的，社会中的诸多因素都会成为其分叉发展的引导性力量。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首次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是在鸦片战争时期，面对列强侵略，思想家开始将国外先进思想引入中国，严复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编写的《天演论》一书的原著便是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所创作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意在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竞争”等思想引入到中国，试图唤醒清朝统治者，在列强将“弱肉强食，进步取代落后”作为国家发展准则时，中国反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被列强集体瓜分的后果。《天演论》所带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成为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股清流，为先进知识分子所传播，展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对于整个世界发展的影响。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为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

鸦片战争时期，官僚政府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看作是中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第一步，在学习西方技术的过程中，清王朝统治者受到了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感染，但不少学者意识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不能彻底解救当时的中国。试想，如果多方国家都为了追求先进的文明而去不断竞争，不断向别国发起斗争，竞争模式便会一直循环往复，多方利益都将受损。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消极因素促动了西方列强对清王朝的不断侵略，导致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家与政府官员一度看不到改革的曙光。抛开当时军事力量差距悬殊这个因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消极效应甚至让当朝政府低估了自己民族的潜力，错误地认为西方列强主义是无比强大的存在，认识不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帝国主义的发展造就了很大的内部矛盾。

由于当时的决策者没有正确解析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其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还是较为显著的。这就又回到了“社会进化到底带来进步还是退步”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从社会发展的链条状顺序来看，这种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富有竞争意识的思想应该是思想持续进步下的产物。然而所谓“进步思想”的社会效应却不能根据机械理论是否进步来判定。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国的社会进化思想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进步，淘汰机制被其完美贴合到社会之中，但其依据此进化思想发动的一系列暴动、战争、压迫与侵略必然不会是进步，反而会给其它国家与种族带来破灭性的灾难。

四、竞争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自从西方社会进化思想传到中国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开始不断冲击中国人的思想，“弱肉强食”成为一种社会机制。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鲜少有人能坚持最初的本性，也就出现了上文所提到的“人性在社会前进发展中不断变化”的情况。这里便不得不提到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孟子、荀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对此问题作出了解释。人的本性当中本身就包含着竞争主义的思想，意即极强的自我主义，而自我主义背后的本性也绝不会是善。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没有压力便没有动力，没有竞争便没有进步”可以说是竞争机制对社會产生的积极作用，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社会先进性会产生地更快、更强。

尽管从对比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经过比较，才能迫使落后的事物去除自身的伪劣性，近化成为先进的事物。但竞争机制所带来的并不是简单的层面划分的改变，社会主体会在竞争机制的基础上追求完美，会由于过分看重目的而忽视解决问题的过程，甚至对自己做事所依据的道德伦理纲常是否发生改变感到些许的木讷。竞争机制下的社会主体只会参与竞争的境况必定会造成社会分布不均匀、公民生活幸福感差距颇大的局面。竞争机制是当前社会正常运行必须要遵循的硬性机制，但若任其无方向发展，只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持久的消极影响。

五、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社会的作用与启示

直至今日虽然我们会指出社会进化思想的数种弊端，但其积极作用也不能随意抹去。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地将生物界中动植物的生存斗争引到社会生活当中并不完善，人有理性思维与复杂的人性，单纯的“落后就要挨进步的打”的局面不是总存在于社会各群体、各个体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助长了资产阶级剥削劳苦大众的风气，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拥有这样的理论基础，才会使法西斯主义盛行、战争频繁发生。

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利于时代先进事物的推陈出新，顺应社会自然和谐的发展方向去构建社会，便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坚持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也会促使人才的产生，带来更高的工作效率。利用这

种机制来建立社会市场竞争规则是当前社会所必需的，前提是不能在这种机制的带领下使人类的本性朝着弯曲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散布消极影响，避免有力量的社会主体成为加大社会阶级分化的始作俑者。每个社会个体都要清楚地认识竞争的真正含义。过度竞争会给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的破坏感，不能起到用新事物自然代替旧事物的作用。单一地促进某一方面的发展不能说是真正的成功，唯有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积极影响扩散到多方位、多领域，才可以说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不论是达尔文还是斯宾塞，二人都持有一个相同的观点：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都是为了使自然界演变成为更美好、更和谐的世界。促使进化发生的一种力量便是“善”与“利群”精神所产生的巧妙力量。如果在建设社会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丢失了这样的精神力量，那么此进化对于构建和谐世界来说将是无意义的。要做到真正的“优胜劣汰”，便要坚决摒弃个人主义，为群体与社会着想。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深邃的思想力量，我们必须时刻把握其内涵与方向，使之成为真正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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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春（1995.12-），女，汉族，山西省河津市人。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2016级科学技术哲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环境哲学。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