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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猪肉贸易条件变化及影响因素

2018-09-04林与苗梁泽闽陶红军

猪业科学 2018年7期
关键词:猪肉出口价格

孙 玮,林与苗,梁泽闽,田 义,陶红军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108)

传统的饮食习惯使得生猪产业在我国具有重要地位。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我国居民的猪肉消费需求强劲。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迅猛,生猪养殖规模占据全球半壁江山,猪肉生产和消费位居世界第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猪肉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国,但我国的猪肉产品出口竞争力并不强。2017年我国共出口猪肉产品21.5万吨,位居世界第五位,出口数量与2013年相比仅增长25.73%。与猪肉产品出口不同,我国猪肉产品的进口则增长迅速,2017年我国进口猪肉产品165万吨,比2013年增加114.29%,进口位居世界第一位。

猪肉贸易的快速发展,对于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肉类消费需求,稳定国内猪肉供给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猪肉贸易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进口数额的不断增加,势必会使我国生猪产业受到国外同类产业的巨大冲击,对猪肉产业安全和我国猪肉贸易利益造成影响。贸易条件反映的是一国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相对交换价格,是衡量一国贸易获利和贸易地位的重要指标。有必要对我国猪肉贸易条件与福利效应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

1 文献综述

普雷维什引用《工业化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战后贸易价格关系》中的数据,以英国为研究对象,考察了1876-1938年进口的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现如果以1876-1880年初级产品交换的工业制成品的数量指数为100的话,到了1938年同样数量的初级产品可以交换到的工业制成品数量指数就变为了64.1,下降了35.9个百分点[1]。辛格则以对外投资所带来利益分配为研究对象,指出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所产生的好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的根源之一便是初级商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即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2]。普雷维什和辛格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或“贸易条件恶化论”。

“普雷维什-辛格命题”一经提出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广泛的争论。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多学者纷纷提出质疑。面对质疑,Spraos(1980)一一举证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普雷维什利用英国的数据只是夸大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的幅度,但其基本结论依然成立[3]。Cudding(1992)利用Perron提出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对26种初级产品相对价格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不应被当成普遍存在的现象[4]。Emmanuel(1969)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公式应用到国际交换比率的研究中,认为各国工资率的差异造成了出口商品国际交换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类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5]。

黄满盈(2006) 对 1981—2004年我国整体的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进行测算发现,总体而言,从1981年到2004年,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与价格贸易条件不同,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则呈上升趋势[7]。王文治和陆建明(2012)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价格贸易条件,表明不同行业的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是不同的。其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普遍低于1,且呈长期恶化趋势[8]。杨娉(2009)、张建清等(2015)指出由于汇率波动的不完全传递现象,汇率波动对各个行业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会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汇率波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取决于汇率传递弹性[9-10]。王文治等(2013)则利用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我国28个制造业行业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流入并不是我国制造业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相反FDI流入较大的中高技术行业其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趋势明显,而FDI相对流入不断下滑的行业,其价格贸易条件也不断恶化[11]。

林桂军等(2007)发现,贸易条件的恶化确实会造成实际GDP的损失,但并没有带来我国国民财富和居民经济福利的绝对下降,因此我国没有面临 “贫困化增长”[13]。孙伟忠(2009)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价格贸易的恶化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而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则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12]。卞学字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对经常项目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14]。

2 猪肉贸易条件计算

2.1 猪肉产品分类标准

目前,国际上有两种贸易商品的分类标准,一种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The Harmonized Coding and Description System, 简称 HS),另一种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简称SITC)。其中《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于1988年正式实施,每4年修订一次,我国从1992年起开始采用。由于不同分类标准下,贸易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为了与现行统计口径一致,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将国际贸易中的猪肉产品大致分为活猪,鲜、冷、冻猪肉,猪杂碎,腌熏猪肉和猪肉制品等五类。

表1 国际贸易中猪肉产品的HS编码分类

2.2 我国猪肉贸易条件测算方法

2.2.1 价格贸易条件

价格贸易条件(Price Terms of Trade,简称 PTT),用商品的进出口价格之比表示,反映的是一单位出口商品能换取的进口商品的数量。由于国际贸易的商品不止一种,因此在计算一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时,通常将贸易条件表示成出口商品平均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指数之比再乘以100,具体公式为 :

其中,Px表示商品出口平均价格指数,Pm表示进口商品平均价格指数。在考察期内,选取某一特点时间点设为基期,该期价格贸易条件PTT0=100。如考察期内除基期以外的其他时间点的价格贸易条件PTTt>100,则说明与基期相比,当期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则说明当期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2.2.2 收入贸易条件

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 简 称 ITT)是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引入出口数量指数。它衡量的是一国出口总额的进口商品购买能力,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Qx表示出口数量指数。当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时,并不一定会对一国福利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出口数量扩大的正面效应完全可以抵消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负面效应。

要想计算猪肉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必须知道猪肉产品的出口平均价格指数、进口平均价格指数和出口数量指数。目前,指数的计算应用最多有2种方法,一种是Laspeyre指数计算方法,另一种是Paasche指数计算方法。这两种指数计算方法都是加权综合指数计算方法。两种指数的区别在于权数(同度量因素)的选择不同。Laspeyre指数计算方法将权数固定在了基期,以基期的数量或价格作为权数。Paasche指数计算方法则将权数固定在了报告期,以报告期的数量或价格作为权数。Laspeyre出口数量指数计算方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aasche进出口价格指数计算方法具体计算公式:

对于猪肉产品贸易条件的测算采用商务部的做法,以Paasche指数计算方法计算我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以Laspeyre指数计算方法计算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数量指数。选择2000年为基期,2016年为报告期。

2.3 猪肉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计算结果

研究期间,我国活猪、鲜、冷、冻猪肉、冷冻猪杂碎的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都低于100,说明条件均是恶化的。尤其是鲜、冷、冻猪肉和冷冻猪杂碎,贸易条件恶化剧烈。腌熏猪肉的价格贸易条件刚好等于100,既没恶化也没改善,收入贸易条件是恶化的。只有猪肉制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且改善程度较大。

表2 2000-2016年我国不同猪肉产品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的计算结果

表3 2000-2015年我国猪肉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状况

表4 2000—2015年我国猪肉产品收入贸易条件变动状况

在研究期间,猪肉产品进口价格指数一直以高于出口价格指数的速度增长,导致猪肉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处于恶化趋势。总体而言,从2000年以来,我国猪肉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35.75%。

在2000—2006年,伴随着出口物量指数的增加,猪肉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也由2000年的100上升到了2006年的158.70,增加了58.70%。2007年和2008年我国猪肉产品的出口物量指数连续下滑,收入贸易条件也出现了大幅恶化。2009—2013年,猪肉产品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则更多地受到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这段时期,猪肉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连续下降也造成了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2014—2015年,猪肉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则主要受物量指数变动的影响。从总体来看,从2000年到2015年,猪肉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呈震荡趋势。

3 影响猪肉我国贸易条件的因素

从计算的收入贸易条件和价格贸易条件来看,相较于2000年,2016年的我国猪肉价格贸易条件总体呈恶化趋势。活猪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略小于100,恶化程度不明显。冷冻猪肉以及猪杂碎贸易条件明显恶化。腌熏猪肉和猪肉制品的收入贸易条件和价格贸易条件远高于100,说明我国在加工猪肉贸易中获得较多的利益。

3.1 猪肉进口关税政策恶化猪肉价格贸易条件

当处于进口国(小国)的情况下,政府削减其产品进口关税,导致国内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国内需求量上升,进口量随之上升。政府损失的关税收入为增加的进口量与价格下降幅度的乘积。因此,当进口国(小国)降低进口产品的关税,生产者剩余下降,消费者剩余上升,政府的税收损失上升,但消费者剩余的上升幅度高于生产者剩余下降和政府的税收损失之和。反之亦然。

由于我国出口猪肉产品的价格较稳定,而进口猪肉价格一直上升,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以至于国民的福利水平下降。2000年至2015年的出口猪肉价格指数逐步攀升,生产者剩余不断提高。而同一时间段进口猪肉价格水平也在攀升,且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出口猪肉价格上升幅度,以至于消费者剩余不断下降。20 16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猪肉进口第一大国。猪肉进口关税使得整体国民福利减少,改变了国内国际猪肉的相对价格。在进口猪肉价格高企的时候,进口关税鼓励国内企业增加猪肉产量,导致生产扭曲。猪肉进口关税还迫使国内消费者多消费国内猪肉,少消费国外猪肉,此种替代效应导致了消费扭曲。因此,猪肉进口关税政策不仅恶化了猪肉贸易条件,还通过生产扭曲和消费扭曲方式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3.2 国内支持政策恶化猪肉价格贸易条件

非关税政策方面,世贸组织成员国已于2013年取消对猪肉产品各项出口补贴措施。以出口国(大国)国内支持政策中政府对产品生产所需投入品的补贴,即对生产者支持措施为例分析福利效应的变化。当处于出口国(大国)的情形下,假设出口国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向猪肉生产者提供投入品补贴,如能繁母猪补贴和各项税费减免等。当政府对生产者采取支持措施后,国内猪肉产量有可能随之增加。假设国内生产补贴不会影响到国内市场价格,即国内猪肉价格维持不变,那么国内猪肉需求量仍维持补贴前的情况,增加的产量将转移到国外市场,即出口量增加。由于该国是猪肉产品出口大国,世界猪肉产品的价格开始走低。此时,国内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生产者剩余将增加,政府损失补贴费用,该出口国总福利减少。

3.3 猪肉出口数量小恶化猪肉收入贸易条件效应

收入贸易条件是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引入出口数量指数计算得到。当猪肉出口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猪肉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并不一定会对一国福利带来负面影响,因为猪肉出口数量扩大的正面效应完全可以抵消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负面效应。当我国猪肉产品出口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不仅猪肉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猪肉收入贸易条件将更加恶化,从而使得国民福利水平下降。

4 结论

除了在 2005—2006年 和 2007—2009年2个期间内我国猪肉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呈改善趋势外,其他时间段我国猪肉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均处于恶化状态。总体而言,从2000年以来,我国猪肉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35.75%。恶化的原因主要是进口猪肉产品的价格上升快过我国猪肉产品出口的价格的上升。与价格贸易条件相比,我国猪肉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变动则更为复杂。从总体来看,从2000年到2015年,我国猪肉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呈震荡下行趋势。影响我国猪肉收入贸易条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猪肉产品出口量不高。

一方面,我国对猪肉征收的关税税率高于世界主要贸易国。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对猪肉产品进口评定程序日益规范,技术标准与法规日益完善,但与欧美等国家标准有所差异。除了应适当降低关税税率外,我国还要制定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技术标准与法规,完善市场准入政策,促进优质猪肉的进口。同时,应加大对生猪产业的绿箱补贴力度,尽量把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黄箱补贴转换成绿箱补贴。我国应鼓励猪肉生产和加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改善加工猪肉贸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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