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肇圻

1980年，我结束驻英使馆工作回到国内，正赶上交通部进行机构调整，海协工作划归外事局，我也就随着到了外事局，仍负责海协事务。

1982年的一天中午，李清部长约我去聊天。他任船检港监局局长时就有不睡午觉的习惯，我也不睡午觉，于是常在这个时间段一起聊天，但聊着聊着就聊起了工作。他曾在延安当教员，讲战略。聊天时常讲些事例，听了很有收获。所以也愿意和他聊天。这次却不是找我聊天，而是专门谈工作。他谈到外事局的工作，又谈到董华民局长年事已高，要找接班人，他让我推荐。我说去英国工作四年，回来也只两年，了解的人很少。他说搞外事，最好有国际活动经验，能说外语，那就更好。我表示赞同。他就说，组织决定由你来担任。我说，我是技术干部，还是想搞技术，有点儿实事干。他说，搞外事工作，也是实事。我看领导的决心已定，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于是我这个没有专修过外交和英语的技术人员，进入到了外事领域。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旅游，还有外国官员来华访问，接待工作繁重。而外事接待工作中的食、住、行安排事关外事接待工作的全局，一丝一毫也不敢马虎。然而，难题还是会不期而至。

先说“行”。交通部与别的政府部门一样，有专门的车队，除为部领导配备专车、专职司机外，还有一些车可供外事部门接待外国客人用。但车少、任务多，无车可用的情况亦不少见。有一次去机场接波兰航运部长，车队派了一辆高档车，行驶到东直门，车却突然熄火，老司机急得满头大汗，就是启动不了。那时城门楼还在，路很窄。车又不能停在路中间，我和张寿年只能下车，帮忙把车推到路边。再向车队要车，已无车可派。我们穿了西服，又怕弄脏影响接波兰部长。幸好后来车终于启动了。不然，后果难以想象。

再说一件发生在广州的事。有一年陪同荷兰运输大臣去广州访问。广州开放早，道路上已随处可见私家车，市内交通比较拥堵。当地负责接待的是广东省交通厅，派了一辆警车开道，但堵在车群中还是动弹不得。荷兰运输大臣宽慰我们说，他们那里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她是一位女性，为了调节气氛，还特意说起了曾读过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讲到中国妇女做针线用“顶针”，但没有详细解说，问我“顶针”什么样，有否见过。说来真巧，我幼年时见外婆纳鞋底用过，但是以我的英语表达，显然难以说清楚。1988年陪部长去荷兰回访，想起这件事，托人在市面上找到，买了两个带去，送给她。她喜出望外，一再说我的记忆真好，更说弄清了“顶针”是什么，要把它们作为中国文物放在客厅显眼的地方。

最尴尬的是那次送日本运输大臣乘民航客机回国。早晨把他们一行接到机场贵宾室，帮助他们办好出境、行李托运和登机手续。我国交通部长也亲自送行，到了登机时间，贵宾室服务员说不急，待旅客登机坐定后来领他们登机。到了起飞时间，仍无动静。部长直看我。我知道是要我亲自去弄清情况。到登机处问，没有消息。打通机场值班室电话，还是没有消息。不能这样回贵宾室，想起走走后门看。与民航总局外事司司长有一面之交。打通电话，先自我介绍，说明情况，请他协助了解起飞时间。等了约五分钟，复告，起飞时间是当天下午四时。部长不能一直陪在机场，先告别。日本运输大臣等也不能在贵宾室坐等，但宾馆房间已退，不可能再回去。想起他曾任日本卫生大臣，参与筹建中日友好医院，于是向医院外事处说明，希望临时接待一下。幸好院长认识大臣，破例安排计划外接待，但只能安排简单参观，因无计划，不能招待午餐。活动安排上总算有了着落，午餐怎么办？临时安排也已不可能，只能去机场旅客餐厅。中午十二点多，餐厅已无旅客，服务员正准备收拾。我们到大厅坐下，要菜单，服务员答用不着看，特殊照顾，四菜一汤。不一会儿，盘底已朝天，问能否加菜，答即使是重复来一套，也无可能。库房已无备菜，炉灶也已熄火。陪同的日本年轻官员，径直跑去卖点心的小推车。离开机场，我们陪日本运输大臣去中日友好医院参观。然后到天安门照相。真是一阵忙乱应付。到下午四时总算把他们送走，结束了这次接待。

讲到“食”的事情，还有几件事说一说。外国朋友来，通常要用中国菜招待，他们也希望能够品尝一下中国菜肴。中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很多。外宾来了北京总要尽量多看看。但是有时顾了美景，却只能“放弃”美食。前几天在整理材料时，翻到一张照片（见图1）。那是1972年从干校回来，第一次接待外国代表团，那是朝鲜监督局代表团来北京与交通部海运组签中朝船舶检验合作协议。陪同去长城，回程参观定陵。记忆中朝鲜代表团都是男士，照片中怎么出现了女士？经询问当时外事局的同事才弄清楚，那是北京饭店的服务员。那时长城没有提供午餐的条件，即使定陵也只能提供休息的地方，不能供给午餐。我们从北京饭店订了午餐，实际上是餐盒，由北京饭店派服务员随我们到定陵安排午餐。图2摄于1981年3月2日，地点是定陵外宾休息室，是陪同亚太经社会顾问游览长城到定陵午餐的情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图1

北京烤鸭，世界闻名，外国人来北京，通常要品尝一下，即使是荷兰、比利时人怕肥肉，不吃皮，但吃烤鸭，仍然赞不绝口。一次彭德清部长宴请比利时客人，安排晚上6点去北京烤鸭店。坐定不久，菜就一股脑地都摆在了桌上，同时，烤鸭师按常规当着大家的面表演了一下片鸭手艺。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单间外突然响起盘子交响乐，遂向服务员提出，注意保持安静，不要影响部长宴请气氛。他们表示同意。但我坐下约一刻钟，盘子交响乐再度响起，我又去提醒，得到点头同意。这次却不一样，我刚坐下，交响乐同时响起来，部长觉得宴请气氛已难保持，匆匆结束宴请，但时间还早，要我再安排一点别的节目。事实上那个年代，晚上接待外国人的节目本就不多，何况临时动议。第二天一上班，部长秘书通知我去部长办公室。彭部长对下属人员一向很和善，这次却大发脾气，把我批了一顿。我觉得辩解已毫无意义，只是后来宴请安排，尽量避开去这类名牌烤鸭店。

图2

有一年部长去日本访问，日方招待吃日本料理时，他说北京也有日本料理，去时可以尝尝。转年日本运输大臣回访，安排宴请时，部长有过话，就设法安排。那时北京只有两家餐馆供应日本料理，一家的餐费标准是人均150元，另一家80元，都已大大超过财政部对部长宴请外宾规定的50元标准。但只能硬着头皮安排。第二天负责安排的干部要我去部财务处。处长开门见山，明知有规定，还这样安排，不能报销。无论怎么解释，他都不同意。最后只好写出书面检讨。他还坚持在检讨中必须写明下不为例。

住，宾馆等硬件也遇到考验。从机场接了外国朋友，直接拉去旅游景点游览，那是常事。外事局的女翻译时常因为安排外国友人住宿难题而哭鼻子。没有空房，宾馆也没有办法。

但还是遇到一次很难处理的情况。挪威海事总局派来船长和轮机长各一人，传授船舶管理经验，好不容易安排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可同时提供讲课会场。百余名在职干部从全国来到北京听课。把船长等接到宾馆，却只有一间房间，原来还有一间房间，住的客人临时延长一天，又不能把他赶走。两个大男人住一间房间，挪威人根本接受不了，接待的干部反复解说，就是不行。我只能从办公室赶去，先向他们表示感谢，再说明具体情况，听课的人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均已到齐。如不能开课，将极为遗憾，还是没有能说服挪威朋友。只能陪着他们去宾馆接待处。得到的答复是本来有计划，但出现了临时情况，要另外安排，确实没有房。挪威船长说，没有房间，就不讲课了。当天要回挪威。我也只能表示遗憾。但天无绝人之路，宾馆接待员称，每周来回北欧的航班只有一次。即使要绕航，也已没有航班，还不只是机票的问题。就这样折腾了三个小时，他们也只能无奈，勉强留下。但宾馆保证第二天一定加一间房，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这些事，今天说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开展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发展中遇到的特殊情况。相信这些现象不再会出现在中国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