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望

摘要：明代武职侵盗仓库钱粮犯罪，危害性巨大甚至能够直接影响国防安全与财政制度的正常运转，完全有必要进行专门立法。条例通过吸收借鉴之前揽纳钱粮与搅扰仓场犯罪中的合理内容，重新明确了侵盗仓库钱粮罪的构成要件，并将其适用于司法实践，以对武职官员进行规制。

关键词：武职 侵盗仓库钱粮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9-0082-02

武职侵盗仓库钱粮罪的制度根源，在于卫所后勤保障制度的变革：明初各卫所实施“兵农合一”的制度，拥有各自的屯田，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财权的独立，但是随着屯田制度的衰败，卫所仓库逐渐入不敷出，必须由地方府州县财政来进行扶持，加上卫所武职官员文化水平较低，难以有效管理钱粮，明宣宗决定：“天下司、府、州、县，原有仓分者，以卫所仓并属之；原无仓分者，就以卫所仓改易其名隶之。”①这就意味着，卫所失去了对钱粮的管辖权，屯田所收子粒应当由卫所管屯官员负责上交到附近州县仓库收储，该屯田子粒也专门用于卫所官军的月粮供应，不足部分方由地方府州县补足。后勤体制的转变，导致武职官员难以监守自盗，只能通过揽纳钱粮的方式截留民户上纳的粮米，通过搅扰仓场的方式侵盗朝廷钱粮。

在武职侵盗仓库钱粮犯罪的立法出现之前，本领域的武职犯罪主要由揽纳钱粮、搅扰仓场两罪来进行规制：揽纳钱粮犯罪，是指武职以赴仓上纳的民户为目标，通过包揽上纳、钱粮入己的方式，侵盗原本应该上缴国家的钱粮赋税，且在案发之后可以诿过于民户；搅扰仓场犯罪是指武职或与管理仓库的官吏合谋，或指使手下军士哄抢，或通过伪造印信、假捏文书的方式盗支，对在仓钱粮进行巧取豪夺，甚至在关粮之际，对下属的月粮以各种手段进行截留，通过盘剥的手段实现自身的非法利益。那么，武职侵盗仓库钱粮罪是如何有效吸收两罪的合理要素，并进行内容选取的呢？本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武职揽纳钱粮侵害的就是属于朝廷的财产，可以被侵盗仓库钱粮罪直接吸收，这就包括条例就武职官员这一特定主体所进行的专门立法，其独立于普通军民，具体来说：揽纳钱粮罪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不够便利，朝廷之所以在发放官员俸禄时，将宝钞、铜钱、银两等货币及绢布、苏木、胡椒、盐等实物作为“折色”，来抵充一部分作为“本色”的米粮，是因为永乐皇帝迁都北京，陆运、漕运艰难。京师附近居民上纳，有征本色解纳运输米粮的，有折收轻赍宝物上纳的，但朝廷止许地方偏远、山路崎岖、不通舟车之处进行折收，却发现征本色解纳，民众往往赴京买粮，导致京师粮价飞涨，不仅路费高涨，京师小民更是乘机得利，通过揽纳钱粮的方式，以协助上纳为名，从中侵吞克扣得利；同样，在地方，民众上纳以府州县卫所附近粮仓为主，国家所征收的仍为本色钱粮，只要还存在实物上纳，官民人等就可以通过揽纳钱粮获利。因此，条例揽纳钱粮罪的规定，起源于普通军民：依照天顺元年事例，“今后敢有仍前似此为非作歹撒泼，不遵法度者，许诸人指实告首，连当房家小发边卫充军”，天顺二年，主犯“见枷号的人都免了枷号照例发落”，天顺八年，“凡问囚犯，今后一依大明律科断，照例运砖、做工、纳米等项发落”，前例均废。但是，对严刑峻法的矫枉过正，容易影响司法的严肃性与公正性，因此成化二年条例加大了揽纳钱粮犯罪的处罚力度，“如果诓骗纳户，未曾完结究问明白者，追纳粮草物料完足，免其枷号，仍照钦奉英宗皇帝旨，榜例连当房家小发边卫充军，其查纳已完，不曾坑陷纳户者，照例发落”②，以犯罪人是否将钱粮上缴国家为准，规定了赎刑与充军的处罚，如果将揽纳所得钱粮依期上缴，适用赎刑，如果未能上缴被朝廷查获，适用充军。英宗朝的条例先废止后又施行，实则在于赎刑的处罚力度仍然过轻。此后，条例还对揽纳钱粮罪的补救措施予以明确，给犯罪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成化六年条例规定，“如有久惯包揽之徒，诓骗、坑陷纳户，不行完纳，事发，法司追拟明白，责限三月以里，有能完纳者，止照常例发落，过限不完者，发户部，尽其财产变卖陪纳，连当房家小仍发边卫充军”③，以三月为期，三月不曾主动上缴才适用充军，以防止滥刑。

但是，与普通民众相比，如果涉案主体是武职官员，案情就较为复杂，既有可能是属下私下进行，也有可能是武职指使，更有可能是武职亲身自为，条例对此有着不同规定：为了防止收粮委官与包揽人等一气，拖欠税粮致使无辜受害，“果系卫所官军、舍余人并本处城市无籍小民，兜揽之人行捉到官，取问明白，发所各府牢固监禁。仍将各该卫所府县违慢掌印官并该吏俸粮，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为始住支，着令严限催并”，如果是“令弟侄儿男家人揽纳，不行完取通关者，一面指实参奏拿问，一面先将俸禄住支”④，如果是官员亲身犯罪，即“今后职官有犯前罪，合无俱照前例议拟，连当房家小仍发边卫充军”⑤。武职官员幕后指使或者亲自为之属于私罪，三月未曾完纳适用充军，其处罚仍参照适用军民犯罪的标准，但如果下属私下进行，武职官员失于矜束，属于公罪，赎罪较充军处罚为轻，同样符合《大明律》中公私罪轻重有别立法精神的要求。当然，武职官员揽纳钱粮的方式多样，“有等势要官员，使令弟侄家人伴当，及平素结交旗军、舍余、诸色人等，专访各处纳户，多方设计诱哄打扰，不得亲自上纳，必须尽数揽纳”，有“就同自己之物任意花费，或盖房娶妾，饮酒娼妓，或偿还宿债，代纳旧粮，或撒放生利，待候下年子纳”，“及至告发问理，却将顽泼无籍之徒，捏写文约认罪”，又有“将揽到民纳屯种等项粮草，备办粗陈，插和沙土，并旧小草束，派要军余车辆运赴仓场，买嘱副使、官攒人等，通同收受”，以次充好，甚至“挟制虚出，通关纳串往往有之”，完全是无中生有。条例以武职与普通民众身份不同为由，在處罚上更为严厉，武职官员揽纳钱粮“杖罪以下，调广西充军。若是本处都指挥及守备以上官，主使家人伴当跟随交结人员挟势揽纳作弊，追究是实，亦就参奏提问如律，降职两级，听使之人照前例问发”⑥。因此，武职官员揽纳钱粮犯罪，虽然脱胎于普通军民犯罪，但是在立法上有一个逐步走向独立的过程，且具有明显的等级色彩，位高权重的都指挥使以上的武职官员，在犯罪时仍享有优待，这些最终都成为侵盗仓库钱粮犯罪的要件。

其次，中央立法官员在制定武职侵盗仓库钱粮犯罪之时，就对搅扰仓场犯罪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合理的选取：搅扰仓场犯罪，作为一个总括性的罪名，因为犯罪主体的不同，在具体表现上也有所区别：普通军民搅扰仓场，既可能是通同官攒人等扒搂在仓粮草，也可能是打揽纳户取财，天顺八年条例将其与白昼抢夺一并处罚，即“犯该笞杖及计赃不满贯徒罪，照依常例发落，再犯与满贯徒罪至杂犯死罪者，从重惩治。军民、旗校、舍余人等发边卫充军，民发口外为民，职官有犯，奏闻区处”⑦；而武职官员搅扰仓场，主要发生在赴仓关支月粮之时，不仅依势用强扒搂偷盗，索需财物，还通同官攒人等盗支粮米，甚至借机克扣军士月粮，有“各卫差委监支官员多不遵法度，私设大小把总名色，不行依期常川在仓守放。遇有军士家属关粮，却故意刁蹬推调迁延，至十日、半月不得关支”，有“贪婪委官通同官攒人等，以斛面高低为名，就中扣除”、有“凶横委官，不知大体，依恃威势，每到仓场，索要酒食财物，稍有不从，即便纵令军士人等径自上廒扒抢粮米及多背草束”。尽管武职与普通军民在犯罪表现形式上有所区别，条例却一直未能进行单独立法，对武职官员一体适用普通军民的处罚方式，只是对选派官员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其各卫所掌印，若不从公推选廉能委官，以致作弊，事发，轻则量情发落，重则一体参奏治罪”⑧。

再次，条例将不属于武职侵盗仓库钱粮犯罪的行为，进行了排除，这其中包括：第一，武职官员在关支粮米之际，乘机侵欺军士月粮的行为，因为有了专门立法，不适用侵盗仓库钱粮的规定；第二，将放粮之时的多要、挑拣行为，与侵盗仓库钱粮罪进行了明确区分，因为前者是武职在正常履职过程中提出不正当要求，后者是直接侵占朝廷财产，两者主观恶性不同：“如遇有旗军舍余人等，不由官攒如法放支，恃强多要粮米，挑拣布尺，打扰仓场者，依律问罪，止照常例发落”“若依势强暴，结成群党，拥入仓场，殴骂官攒、斗级人等，并辱监收官员，擅自多支粮米，挑拣布尺，及乘机抢夺纳户人等财物者，依律问罪，俱枷号示众一个月，满日，不分旗军舍余人等，俱连当房家小发边卫充军”“职官有犯，监候，奏请定夺。亲管官员，果有故纵及不行矜束者，亦要一体参究”⑨，武职官员放任手下多要、挑拣，主观恶性不大，也没有侵害朝廷财产的故意，可以按照赎刑进行处理，这与以暴力手段直接哄抢仓库纳户财物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对制度赤裸裸的破坏，必须予以严惩。

综上，明中期武职侵盗仓库钱粮罪，通过吸收之前业已成熟的立法成果，形成一套新的法律适用体系，是当时立法者智慧的直接体现。

注释：

①《明宣宗实录》卷7，宣德十年七月壬子条。

②（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5第10条，杨一凡主编：《中国珍惜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四冊，中国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0页，下略。

③（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5第14条，乙编第四册，第658页。

④（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5第19条，乙编第四册，第672页。

⑤（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5第29条，乙编第四册，第688页。

⑥（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5第32条，乙编第四册，第691页。

⑦（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5第11条，乙编第四册，第652页。

⑧（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5第17条，乙编第四册，第669页。

⑨（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6第14条，乙编第四册，第722页。

责任编辑：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