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炳亮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我国自进入农业文明以来，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治理传统。对农业的高度依赖，使得国家对于影响农事的天文气候有着高度的关注。翻阅明清以来的州府旧志不难发现，风雨雷电山川坛等标志着国家正祀的庙宇建筑，是京城、府城以及县城建筑的“标配”；而如进一步翻阅艺文、金石志，则会发现“祷雨辄应”“祷雨立应”之类的表述时常现身其中。

具体到庙宇林立的晋东南地，上述记载则更为普遍。鉴于这种原因，笔者选取自己的家乡——长治市壶关县的清代旧志中的艺文志，对其中涉及祈雨仪式的庙宇碑刻，从主祀神灵、迎神赛社以及碑刻资料的时空分布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一些粗浅的认识[1]。

一、县志所载祈雨碑刻存量情况

目前可见的壶关清代旧志共有5版，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版、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版、清乾隆三十五（1770年）版、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版与清光绪七年（1881年）版。除顺治十八年版外，其他几版较为易得。综合查阅这几版县志，兹将诸版本县志中涉及祈雨内容的碑刻资料统计如下。

由表可知，清代壶关县方志中共存与祈雨相关的庙宇碑刻共10通。如从时间跨度来说，这些碑刻横亘宋、元、清三代，其中宋代碑刻1通，元代碑刻3通，清代碑刻6通；如从庙宇及所供奉神灵来看，冲惠、冲淑二仙（真泽宫）碑刻有3通，玉皇大帝（玉皇七佛庙）碑刻有2通，李靖（灵泽王庙）碑刻有2通，龙王（龙王庙）1通，其他碑刻2通。

二、县志所载祈雨碑刻分析

(一)促进二仙信仰长盛不衰的求雨事件

在晋东南区域信仰中，二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极。从留存数量来看，二仙碑刻留存量在诸庙碑刻中数量最多；从时间上看，“真泽宫”碑刻自宋至清皆有留存，横亘千年。那么，二仙信仰何以长盛不衰？

从田野调查与查阅文献资料来看，二仙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大抵原因有三。一则侍奉继母吕氏至孝，足为道德典范以教化世人；其次，在宋与西夏的作战过程中，“二仙”曾显灵边陲为部队提供粮草；三则“祷雨立霈”，对地方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县志所存的三通二仙庙碑刻中，均提及了“求雨灵应”事件。在宋政和元年的《乐氏二真人封号记》中，时任壶关县县令李元儒写道：

大观三年，岁在己丑，秋七月，祷旱于真泽之祠，诚感其通应于响，于是退述二女慕仙之意请于府，丐奏仙号以旌嘉应，府以事上于漕台，漕台覆曰:俾具灵迹。乃询邑民，得先后祷感应之状复于漕台，旋蒙保奏如县所请。既达宸听，即赐俞旨，太常定议禁掖命词。越政和辛卯夏四月丙辰，敕封二女真人之号。长曰冲惠，次曰冲淑。

《道光壶关县志》《光绪壶关县续志》等所载祈雨碑刻汇总①

在这通碑刻中，县令李元儒详细叙述了“二仙”受朝廷敕封的经过。二仙由俗神进入国家正祀体系，恰是由于这次求雨事件[2]。

而在元中统二年的《重修真泽二真人庙序》中，元人宋渤则提及了元时的一场求雨事件：“国朝至元五年魏人郅朗来守邑，雩荣之请应不逾夕，乃曰霈泽，敷惠神明之职。”与宋政和年间敕封二仙神祠庙额“真泽”类似，二仙在元代同样因为求雨事件而被当地政府授予“霈泽”的荣誉称号。自唐开始，二仙即是壶关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也恰恰因为如此，国家重要的祀典“雩祭”与其发生了融合，这与当代二仙与求子习俗、人生仪礼结合颇为紧密有着极大的不同。清乾隆间壶关县县令杨宸的《真泽二真人庙记》中，对自唐以来的二仙显圣事件做了总结，在碑文的结尾处，他认为：

盖自唐宋以来，其感应之载诸志乘而非渺茫者，如是夫守土之官，为神人主，况二真人孝于亲、惠于民所谓立德立功，与日星比烈者。是乌不可亟为表章，使人知所崇奉哉。

二仙信仰于目下可考的文献资料，最早当属唐乾宇年间的《大唐广平郡乐公二女葬先代父母有五瑞记》。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二仙信仰长盛不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就政府而言，农事丰歉对于地方社会的稳定极为重要，这也正是求雨仪式反复出现在二仙真人碑刻中的原因。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治理地方社会，并非只有二仙这一个案。但从这一个案中，却可以窥见政府的治理智慧。将民间信仰进行合理管控，对于地域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前人的治理智慧对当代政府社会治理、合理引导民间信仰有着重要的启示[3]。

（二）以沙窟为中心的祈雨祭祀圈

在道光版《壶关县志》卷三“坛庙”中记载：玉皇庙在沙窟村，元初建。每逢岁旱，同郡各属祷雨立应，年久庙倾；在2015年第6期《长治方志》中，张高明写了一篇题为《求雨大礼到沙窟》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壶关县黄山乡沙窟村玉皇庙的求雨仪式，并在文中给出了参与沙窟求雨大祭的村落名单。综合这些文献记载可以得出，在清代，以沙窟玉皇庙为中心，存在着一个祈雨祭祀圈。而在清代的壶关方志中，亦有2通关于沙窟玉皇庙的碑刻。一为元至元十六年时任壶关县教谕韩仲元所撰《重修玉皇七佛庙记》，另一通为清康熙年间时任壶关县县令所撰壶关县县令的章经所撰《重修玉皇宫记》，两通碑刻均对祈雨仪式做了叙述。

先看元初的《重修玉皇七佛庙记》：

凡乡民之祈请者，雨阳、疾疫，无不如愿，神异既著，香火踵来，仰其威灵，蒙其利泽者皆置行祠而奉事焉。又别为屋数间，俾主庙者居之。国朝至元五年，潞州肥乡县郅（zhi）公彦明来尹是邑，洊（同“荐”）罹蝗旱，常于祠下祷请，膏雨应期，蝗不为灾。又视其故地狭隘，无以重神明之威，于东百举武卜得爽恺之地，经营基址，肇立新庙为岁时致祭之所。

从这则节选内容中可以看出，沙窟玉皇庙之祈雨仪式既受到了官方支持，亦受到民间的追捧，以至于民置行祠而官修其庙。民间传说，明代天顺年间，沈王府后门的门闩具有预兆降雨的作用。人们认为它是“水平星”，可以预兆求雨的发生，于是将其雕为玉皇像，时时祷拜。后来术士像沈王府的人建议，应将玉皇像安置在潞州府之高处，最终选址在沙窟。而在《重修玉皇七佛庙记》中，则有这样的表述：

直壶关县治之南二十五里所有聚落曰沙窟，其西有土山曰古圣，面炎帝之祠，背紫微之胜。翠屏右峙，诸峰环合，每凭高寓目，胜盖可尽，是诚一方秀绝之地。兵荒之后，本村都统牛成之甥路仲平，小字福童，泽州解庄人也，忘形落魄，如为神所依凭者，日于其处凿地运土而不以为劳，岁余得巨石，高曰一丈五尺，广阔如之。其下石室二所，东西相背，左玉皇右七佛，石像俨然……

传说与《重修玉皇七佛庙记》的记载有年代、情节上的出入，但他们共同指向了沙窟玉皇庙的选址要素——地势。地势险峻，则上接天宇，更利于人神沟通，更容易将人们的祈雨愿望上达神灵，这反映了人们朴素的“天人感应”思想。清代章经所撰《重修玉皇宫记》则记载了沙窟求雨的盛况：

邑之南沙窟之村有玉皇祠焉，祷雨辄应，远近庶黎，秋冬报赛，扶老策幼，相接道路，莫不袛恭，罔敢怠豫。

综合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发现，沙窟玉皇庙自元代以来便有着大规模的祭祀。且周边村落、城邑之官府、民众亦多有参与。在《求雨大礼到沙窟》这篇文章里，笔者还详细叙述了从沙窟玉皇庙接玉皇神像到长治城隍庙，沿途玉皇行祠设祭的情况。结合碑刻资料分析，则不难发现，沙窟玉皇庙的祷雨仪式已然不是一村一县的祭祀活动，而是发动邻近县邑与村落的神赛祭祀[4]。

三、结语

县志艺文志中所存碑刻十之八九已经佚失。考察这些碑刻的碑文内容，可以补正现阶段祈雨水仪式研究之不足。诚然，仅就碑刻资料分析祈雨仪式，仍然有较多的不足之处，但对其做细致分析，亦有其必要性。首先，碑文撰写一般为地方行政长官，从对这些碑刻资料的解读中，可以分析出古代县官的民俗观，体察他们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施政智慧，尤其是他们在合理引导民间信仰方面的种种举措；其次，存于方志之中的佚失碑刻幸运地躲过了政治动乱，对于当下振兴乡村文化、重修庙宇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亦对建构乡土记忆有着重要的佐证作用；最后，与其他官修资料不完全相同，在碑刻资料中可以看到民众的影子，如《重修玉皇七佛庙记》中如痴似狂发掘玉皇七佛神像的路仲平，又如其它碑刻资料中所载的不明姓名、虔诚祷神的普通信众，这对研究祈雨仪式中民众的参与情况，亦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未能对全部碑刻逐一考述，仅待日后进行更为充分、详细的分析。

【注释】

①其中确知碑刻镌年者，录其准确镌年。如碑文未提及镌年者，则以县志之“官师志”所载官员的任职年限为依据推测其镌年。

[参考文献]

[1]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5册）[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5.

[2]张平和,李玉明等编.三晋石刻大全（壶关县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

[3]一丁,郝英民等.上党民俗·传说[M].辽宁:万卷出版社,2011.

[4]张高明.求雨大礼到沙窟[J].长治方志,2015(6):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