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芳哲

摘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疾病始终作为隐喻，承载超越其意义本身的社会话语。语言表达思维，在实际使用中，语言的根本意义常与现实意义发生分裂。减轻对疾病的道德批判，尝试改善暂时陷落的社会思维，是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疾病的隐喻；语言隐喻；语言思维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说，隐喻是用一个陌生的词替代，或者以属代种，或者以种代种，或者通过类推，即比较。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对隐喻现象进行论述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发现了“隐喻”的意义转换功能，却将“隐喻”的功能限定在名词范围内，忽视了隐喻更多的话语可能性。正如认知语言学之父乔治·莱考夫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之名所言，“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而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的目标也无外乎是一切批评的真正目标——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因此本文即将探讨的，便是这样一种目标是否存在可能性。

一、从生存出发的社会思维

纵观人类历史，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虽然不断变化，却始终绵延不息。从闹得人心惶惶的特拜城瘟疫到如今愈演愈烈的登革热，未知的疾病总是能不断地引起人们对于未知的恐惧。越是神秘复杂的疾病就越能作为隐喻的载体，来表达超越疾病意义的社会话语。结核病具有贵族式的文雅与精致，癌症往往冷酷无情，艾滋病则带有滥交与靡乱的色彩。在这些疾病大行其道的年代，它们都最直接地代表着死亡。然而我们在这里，用“大行其道”进行话语叙述，本身就包含着对上述疾病的偏见与讽刺。医疗水平的有限不应当被嫁接为疾病本身的过错，但人类共时思维的局限却使疾病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蒙田认为，人类的一切智慧与推理归根结底，就是要我们学习不怕死亡。人类的思维话语系统也往往从生存与生命的角度出发，进行道德评判和心理评判。因而疾病被长时间地赋予高于其他事物的话语内涵，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死亡阴影的情感焦虑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正是对生存问题的亘古不变的担忧，才把疾病推向隐喻的风口浪尖。

而当我们把疾病回归话语本身时，我们也不禁产生深深的忧虑，疾病能否回归它的话语意义本身？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疾病的名称都没有长久地占据社会话语中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代名词。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曾经弥漫着难以名状的恐怖气息的疾病都渐渐掀起了它神秘的面纱，如今：梅毒、小儿麻痹已经很少见，结核也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肺部疾病，社会不再对癌症讳莫如深，艾滋病患者也得到了相对理性和客观的对待……从单独的词语个体来讲，疾病名称处于逐次进入和摆脱社会隐喻的过程；但对于疾病这类词语范围的整体来讲，它却从未走出大众意义构建的视野。拿目前尚未淡出社会视野的艾滋病来说，艾滋病仍然在言语意义上，与或是混乱无序，或是贫穷愚昧的生活具有相同内涵。可以说，在医疗科学解除疾病与死亡对人类的威胁之前，疾病不可能在社会上获得隐喻意义上的解放。但减轻对疾病的道德批判，应当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理性的追求时刻提醒着我们，社会思维目前存在的缺陷与失落。

二、言意分离下的语言态度

对于整个社会话语系统而言，隐喻不仅仅存在于疾病的范围内，它是我们赖以生存且无处不在的言语修辞手法和情感表现方式。隐喻意义的曲折阐释也从侧面暗示了语言的根本含义与现实含义的分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摹仿的对象——行动中的人作了三种区分，一是“比我们好”的，这一类被书写在悲剧中；二是“比我们差”的，这一类被书写在喜剧中；三是“跟我们一样”的，亚里士多德对这一类人未置可否。这一现象实际上暗示了言语表达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即语言无法真正地书写现实，描述“跟我们一样”的人和事。语言一旦被表达，文字一旦被书写，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话语主体的加工与创造，这样便与话语所要反映的现实产生了距离。而读者在接收文本与话语信息的过程中，又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自己的期待视野，这似乎使语言真正意义的传达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而中国古代对于隐喻的态度历来是有多方面看法的，我们可以从言意关系即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来了解。儒家重视言教，认为言能够尽意，所以推崇圣人之书，奉为经典。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与儒家相反，他们都主张“不言之教”，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的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体现出来。庄子认为“言”的目的在于“得意”，但“言”本身并非“意”，它只能起到一种象征和暗示的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无法表达思维与现象。任何观点都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尽管语言不能完全满足人类意义表达的需要，但它的局限性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的。语言是人类理解现象与思维的工具。利用语言可以表达的方面，借助比喻、象征、暗示等方法，人们可以通过想象和联想，获得对生活中经历过的某种认识和印象的回忆，进而联系和形成许多更加丰富复杂的思维内容，最终获得“言外之意”。即便对语言悲观如庄子，他的思想也不得不靠语言文字来表达和传播。诚然，语言并非最好的思维交流工具，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它无限接近人类思维的真相，使言意分离导致的过度隐喻走向回归。

三、社会思维进步下的隐喻回归

不难发现，导致“疾病被赋予过多社会文化含义”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詞汇在言语意义上的表达被过度强化了，也即过度隐喻。词汇在社会表达中通过比喻、象征和暗示，被不断地添加新的意义成分，使之在日常使用中被迫承载了远超于本义的内涵。疾病背后所隐含的，是政治权力替换在文化上体现出的霸权与压制。结核病其实是贵族阶级面对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所寻找的精神胜利法——企图通过疾病带来的优雅与高贵，占据文化上的制高点；而癌症则如同工业革命负面效应的缩影，一直冷漠地侵害着人与社会的肌体。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词汇实际被迫表达的社会现象，暂时还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新的话语来进行含义构建，所以诸如“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疾病话语，其实处在一个既无辜，又无奈的社会话语地位。“疾病的隐喻”既非语言本身的过错，也非话语使用者的过错。语言本身就应有承担和表达思维的义务。词汇暂时承担与传统意义不相符的内涵也只是语言发展的暂时现象，在之后的语言发展的过程中，此种不稳定的含义很有可能将逐渐固化为词语本身的含义。但是在话语背后隐藏的道德批判和心理批判，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凶残。患病即为不洁，健康便是有序，这些在社会传播中逐渐产生的意义突变与扭曲，才是我们真正应当遏制和反思的对象。

事实上，《疾病的隐喻》一书想要真正阐述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文本的范围。苏珊·桑塔格也不仅仅拘泥于文本中疾病的隐喻，在两篇论文的最后，她都将矛头指向了政治与军事的隐喻。如果说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的最后写道——“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暗示着她对问题的认识仍停留在文学隐喻层面，那么《艾滋病及其隐喻》的末句——“把他们交还给战争的制造者吧”，则暗示着她已经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地解决过度隐喻造成的社会影响。“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任务，它的真正解决必须要依靠社会思维的提升与进步。

所以，我们便很尴尬地发现——语言表达上的辞不尽意和语言运用上的过度阐释，实际上同时存在于当今的文学文本和社会话语中。我们当然要肯定语言工具对思维本质的无限接近性，但对于隐喻的回归，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这并非一朝一夕、一人一物之功。自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面世，人们才忽然意识到社会加诸疾病的种种歧视的不合理性，并开始努力做出改变；然而时至今日，疾病隐喻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社会话语结构中。我们当然可以从文学与话语的角度进行呼告，但真正扭转社会话语结构的时刻依然遥遥无期。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