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强

摘要：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伊格尔顿对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思潮进行了勾勒式的评述。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理论，接受者的地位上升，反映出一种自由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主义背后同样反映出自由人本主义传统，以及中产阶级有着对资源、无阶级、文雅社会的设想；后结构主义者在政治失败和幻灭后，在语言中寻求安慰的心态；精神分析中同样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伊格尔顿；意识形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坚守并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将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生产，将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正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中一以贯之的主张，“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1]16。书中，伊格尔顿对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三条主线进行评述，分析了它们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密切的联系。

一、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

胡塞尔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将意识作为心与物的统一体，力图打破二元对立，并解决康德没能解决的问题，即心灵如何才能真正认识处在于心灵中的对象。胡塞尔的方法是现象学的还原—悬置。伊格尔顿在讨论胡塞尔现象学时指出，十九世纪实证主义主张祛除主体性，而现象学重新将之确定为世界的中心。这种理论诉求一方面保证了世界的可知性，一方面确定了人类主体的中心地位。现象学批评要求渗入到作者的意识内部，要求达到完全的客观和中立。认为意义先于言语，语言只是一种次要活动。

从胡塞尔的本质主义发展到存在主义，由纯粹理性的领域转向另一种哲学，即如何感受存在，存在取代了个别主体成了他思想的中心。海德格尔继而提出，语言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在属于我们之前首先属于我的社会。在伊格尔顿看来，海德格尔“未能通过历史化推翻胡塞尔和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静态永恒真理，只是建立起来一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实体—此在本身”[2]16。诠释学（hermeneutics）最初仅是对《圣经》的诠释，在19世纪范围扩大，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作者无法锁定一度作品的全部意义，在文化与历史的转换中，会出现新的意义。赫希反对这种相对主义，他认为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意义是同一的，作者有着解释的权威，读者不能侵入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不应该被社会化，以避免丧失标准，批评混乱。

在对现象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进行梳理之后，伊格尔顿继续分析了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他提出，在人类历史中，大多数的对话是权势者对无权势者的独白，对话的双方很少出于一个对等的地位，在以现象学、阐述学为基础的视角，“作品的阅读理解完全寄托在作者意识的复现上，这显然是缺乏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它首先就忽略了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这一方面的信息”[3]19。伊格尔顿指出，罗曼·茵加登在《文学艺术品》一书中指出，文学作品本身是一组纲要，由读者填充“不定因素”，才能形成一个有机体。伊瑟尔在《阅读活动》提出了文本召唤结构、隐含读者等理论思想，他指出阅读的目的在于使我们从一种批评的视角深刻地认识自己，我们所阅读的是我们自己。伊格尔顿认为，这是自由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

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伊格尔顿在梳理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文学观时指出，在结构主义的视阈下，文学成为一种构建，不再具有神秘性，不再是私人经验，也不再是神之命令，可以被分析构建。以纯科学分析的方法对科学进行分析，然而结构主义在无法获得确定性的世界，以结构分析作为立足点，结构主义认为变化不会影响系统的本质，在短暂的干扰和失衡之后即会恢复。但是，伊格尔顿认为这表现出对当代历史的逃避。表现出对历史的困窘，无论是胡塞尔、索绪尔，还是叶芝、艾略特、庞德、劳伦斯、乔伊斯都在发展他们各自的封闭象征体系。

结构主义认为文本本身的“物质性”即其详细的语言过程，处在被取消的危险之中。作品表层之下存在深层结构，文本是对于这一个“深层结构”的拷贝，结构主义批评是对于这一拷贝的拷贝。伊格尔顿认为，结构主义将文学视为文本之间的封闭性的生态循环，与其他的参照物分离，脱离实际生活，远离历史语境，只在文学中发现精神家园。结构主义继承的是自由人本主义传统代表中产阶级对资源、无阶级、文雅社会的设想。这种将个别主体从中心位置移开的，使集合性的文字系统成一切的中心，又表现出反人本主义的特征。

在结构主义看来，语言由一个稳定的、定义明确而界限清晰的结构，包含着种种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对称单位，他们假定批评家应先找出译解文本的种种‘合适代码，然后再去运用这些代码，而这样文本的种种代码与读者的种种代码就会逐渐融为统一的知识。后结构主义者指出，拆解二元对立这种认知方式，各种意识形态常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间划出一道严格的界限，“解构主义试图表明，这些对立为了保持自己，如何被诱惑到去造成自身的颠倒或崩溃，表明文本是怎么跟他们自己原先起支配作用的逻辑系统为难的”[4]131。正如德里达的解构，他习惯于抓住一部作品的细节，从一处注脚、用词、意象或典故来拆解整个文章。解构的策略就是，“表面文本是怎么和文中起支配作用的逻辑系统为难的”[5]131。伊格尔顿通过回顾罗兰·巴特的相关理论勾勒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发展过程，在《神话学》、《符号学原理》等著作中，他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时装、脱衣舞、拉辛悲剧以及牛排和土豆的表义系统，将叙述结构分为不同的单元，不同的功能。这种情况在《S/Z》中发生了变化，这部对巴尔扎克的小说《撒拉辛》的今人研究被称为“一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工作”。在此，巴特表现出现代主义的目光。

现实主义文学中，符号不是被视为特定、可变系统中的可变之物，而是被是为一种再现手段，一种运载工具，语言的社会相对性或被构建性被掩盖。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导致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的产生——批评创作都被纳入写作之中。伊格尔顿指出，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政治图谋难以实现，他们无力打碎国家权利机关，却发现可以对语言结构进行颠覆。这种结构是后期垄断资本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政治的交织产物，两者看似对立实则与之共谋。后结构主义在语言中寻去安慰。在此伊格尔顿建立起来后结构主义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三、精神分析理论

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分析了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20世纪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动荡之间的某种关系。伊格尔顿指出，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与其他的文学思潮相比，“它既是社會的骚动，也是种种人的关系的危机，以及人的个性（personality）的危机”[6]149。

弗洛伊德用个人的心理原因和解释来代替种种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和解释，这种观念受到一些政治左派的质疑，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属于一种个人主义。伊格尔顿对此予以批驳，他指出，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人类个体的发展的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主义形成的唯物主义理论。弗洛伊德理论中，“父母的角色、儿童抚育的种种习惯方式，以及于此一切相连的意象和信仰，都是文化问题，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中都极为不同”[7]162。由此可以理解精神分析对于女权主义以及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些思潮的重要影响。伊格尔顿指出了精神分析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们阅读诗歌、小说和戏剧是因为他们发现作品使能他们愉悦，同时。伊格尔顿将这种关系放在宏观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阐明了精神分析对社会中人们对种种压抑所能容忍的极限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2][4][5][6][7][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彭瑜.伊格尔顿的文学观述评[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11）：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