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晶晶

摘要：刘勰生平尚难考证，但并不影响其在古代文论上所作的历史功绩。身处儒、佛、道三家思想共流时期，其思想反映到文论作品中也明显带有兼容性特征。《文心雕龙·序志篇》直述其创作之原由、动机、态度，研究儒家对刘勰的影响此篇亦更具代表性。

关键词：文心雕龙；序志篇；刘勰；儒家思想

刘勰的生平仍难确证。《南史·刘勰传》《梁书·刘勰传》中关于其生平各有部分记载，《高僧传》中亦有不少篇章出自刘勰文笔。《文献雕龙》共五十篇，从《原道》至《程器》此四十九篇“为文用心”。《序志》主要描述其写作缘由、动机、态度及原则。生平难考察，故《序志》篇中可搜集部分用为佐证之史料。

一、儒之道：修、治、齐、平

《礼记·大学》：“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儒家把修身放于首位，先完成对自身的完善，方谈料小家，后为家国尽力，祈天之太平。这四者之关系确有严格逻辑在内。

（一）修身

刘勰自幼好学，拥“树德建言”之心。《序志篇》道：“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七岁时便懂文经之道，常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足见刘勰幼时早已熟读儒经之籍，睡梦中亦思孔圣。圣人虽远，不可及，但思之共鸣却超空越时。其在梦中与孔相见，当时年仅七岁。刘勰：至孝之人。从“勰早孤”（2）可见刘勰早年逝父，与母相依为命，一生可谓命运多舛、时运不济。

其一生可大致分四段：居家读书、投奔寺庙、步入仕途、重归庙宇。早期，刘勰本处衣食无忧之态，《序志篇》可见其在幼时爱学，梦中变亦有“彩云若锦”，可推当时之家景十分殷实，寻常百姓难见绸裳、珍食，俗道：“日有思，夜有梦”。刘勰由日常之见，能有睡梦潜意识之贵物的呈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言，看其曾祖父、伯祖辈皆为司徒、司空一级之高官，属达官显贵之家，其父尚任越骑校尉之职，在宋朝可称四品官位，多能统领禁军，定不能视为微职。由此，刘勰儿时可为富裕之家。此给刘勰之博学多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二）治国

天有不测。刘勰三岁，父尚离世，榜样、依靠不存，张祥龙在《孔子现象学阐释九讲》（二百三十四页）就提出亲子关系之要，貝格尔在《天使的传言》（六十五页）中也对亲子关系的重要性加以阐释，孩子需父母之爱去建构宇宙生命的秩序，此爱不图回报，无功利。耶稣被绑十字架时，唯有母亲玛利亚充当了保护他、深爱他的“天使”，称玛利亚为圣母亦是体现亲子之爱的厚重。父的离去使得母亲成为他唯一的依靠，无父亲在世时的俸禄来维持细软，经济难同日而语，日益趋贫。刘勰二十三四岁时，慈母离世，因此他真正走上孤苦之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刘勰自诉家贫，而不娶妻室。刘勰兼失亲之痛，经济之迫，激发他效国，入仕之雄心。刘勰无心娶妻，只得把入寺作为第一步。入寺暂时能解吃穿之境，同时也提供了刘勰阅读经卷、入笔诗文的机会。入寺十余载，可以视为此十余年为刘勰文学积淀的重要时期。君王推儒，重佛，呈现出儒、佛各为经纬之状。寺内高僧僧佑是刘勰入仕之桥梁。刘勰渴望入仕，且后为官清廉。后朝代更替，君王上层意识的转变使刘勰在一纸诏书后重归寺廊，身心疲惫的文学大家刘勰在寺庙中结束了此生多舛的命运。

刘勰弃家室而入仕，为官清廉，后抑郁而终，足见其把“治国”置于“齐家”之上。他是一位集“出世”“入世”于一身的文学大师，且“入世”呈现得更明晰。

（三）树德建言

《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序志》道：“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刘勰认为“君”为至高之境，成为君子，须从个人品德修养出发，亦须兼具天下。君子处世可立功、立德、立言，刘勰赞扬以“树德建言”之径建立功业。至于为何写文以立言，刘勰则在《序志篇》中用“梦”来解释。一梦：七岁时扶彩云而上，他认为此乃吉兆；二梦：而立之年随孔圣而行，圣人难见，此乃“天降大任于斯人”。此外，刘勰在第一段给出写作之缘由，也正是凭借儒家经典来纠正当时文坛中浮华、新奇等诸多不良之风。此亦是刘勰以儒家为文之正宗的体现。再者，刘勰积极向仕途靠拢，渴望建功立业来实现自身抱负的人生目标之壮，亦为“入世”之症候。

刘勰视“君子”为人之高者，此为体现儒家之思的一项，把建功立业定为人生追求，此为二项，树立德行以文为渠道，重视德、文，此为三项。这也同样与“修身”、“治国”高于“齐家”保持着吻合。

二、儒之尚：中庸之道

《序志篇》叙述了刘勰写《文心雕龙》的缘由、态度、原则。当时文坛可谓是“异彩纷呈”，学界之风更是以艳靡、浮华为主，针对文坛蔽气刘勰拿出了己论，他认为圣人难有，圣人之思更值后人学习，如何去阐明古往圣贤的深刻之思？注典之书为佳法，马融、郑玄已做得十分精当，自己如何努力也难有超越。刘勰看来，古人经典之功用十分明显：德、礼需文来传承，政务的实施需“文”来宣传，军事层面也需“文”来扬筑。圣人留下来的经典之作在时间长河中难免“磨损”，甚至是消极层面上的败坏。发展到后来，文章难持原之功用，尤其在文辞层面作家追求“奇”“华”“怪”，趋附于浮华、靡丽之文风，文章亦更远离其本。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正是对此象的贴合阐释：过多修饰反伤文辞之美。刘勰把《尚书·毕命》中关于文辞需抓要点之论与孔子在教学时的观点进行对比、综合，此亦能体现其不偏不倚、端正客观之评态。

其次，在论其他创者对文章的评价时，刘勰真正展现了儒家中庸之道。刘勰认为《典论·论文》从论文结构上论可为思维缜密，但就内容而言并不完整；曹植《与杨德祖书》虽能看出曹植本人的辩才之术，但其有诸多论点尚不精切；另外，提到应瑒《文论》，刘勰认为虽华丽，当忽略内容之充实，存空虚疏漏之感；陆机《文赋》难不受其巧妙地说理所引，过多论调易显琐碎、冗杂；又论其内容充实，更显精湛的《文章流别论》，刘勰认为论实用性，此文也不足，亦见刘勰重视文章之用，不管是就文章内容而言，还是就论章之文而言。最后提到《翰林论》，它内容上不够有深见，也正因如此难以得到其中之要领和精髓。

就论文之文而言，刘勰追根溯源，要求从本源出发，更好地对过往圣贤的文、思进行学习和传延。这是他为文之要求，亦是他自身所推崇，文坛迫切须抓文学评论之“根”“源”，需处理源与流的关系。在评论其他文学评论家的文章时，刘勰提到各家出彩之处，也洞悉到其中存在的残、偏之点。非一味地或偏激地评他人之文，而是给与辩证之见，正体现儒家思想中不偏不倚之道。

三、立足儒学：道、圣、经、纬、骚

刘勰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对儒学的热爱和追求，加上后期耳濡目染，其可谓是深受儒家的“熏陶”，在儒学这片文化底蕴十分厚重的土壤上开出了灿烂之花。不可否认，刘勰在寺庙中潜心文笔的十余载确实影响其一生之心境。儒、佛并行。个体之思有早期（萌芽期）、中期（形成期）、后期（成熟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然思想会有不同的内容。刘勰的思想是儒，是佛，是道？历来均有不同之见。认为刘勰主要以我国传统儒家学说为主，可从以下微论谦见一二：

首先，梦之境。刘勰七岁时便启梦，后三十而立之年又梦，足见其思绪之繁，但更值注意的是，处而立之年的他，其思想更为成熟，为何偏同儒圣孔子相随，若非因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且自身对儒家文化有极深的热爱纵不会梦孔而从之，为何不是佛或道托梦于他？且刘勰本人也把此梦作为写作《文心雕龙》之缘由来定位的。

其次，《序志篇》第四部分：“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刘勰道出写作缘由，针对当时文坛不良风气提出纠正，第四部分刘勰推崇以自然之道出发，以圣人作为师，经典著作为据，加上纬书供以参考，对《楚辞》后之变化做细致析究。刘勰认为写文章或对文章进行评论都需以儒家經典为“根”，对儒家圣贤更须是效仿、学习，得圣人思想之精髓，“经”、“纬”、“骚”均为儒家之经典，刘勰以儒家经典为本，将此视为“文之枢纽”，可明显看出儒学在其思想上的分量及影响。

四、结语

刘勰处动荡之期，儒家正统地位也随汉朝崩解而渐走下坡。建安时期，黄老之学十分活跃。到魏晋时，除老庄思想占主流外，名、法家等也行于大流溯中。南北朝时佛、道又大为盛行。综合各时思想之流变，刘勰的思想亦是兼合各家之味，但总体倾向仍以儒为主，兼佛家、道之思。举证如下：一、“树德建言”。刘勰积极入世望进仕为官，既为生存之需，亦期与圣贤一样建宏显志。二、“师圣宗经”。刘勰推崇以儒为师，向儒家圣人、经典学习，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之风弊端尽显之际，他须凭借正统经学加以规范和拯救。三、“惟物折衷”。刘勰在行文中亦十分注重文学评论之折衷性。刘勰推崇“察纳雅言”“博闻强记”“弥纶群言”。在论各家评论文之著作时，刘勰既看到了其文之精华所在，亦见其构思、内容、框架、思想之缺，此辩证的评价思维正体现着儒家不偏不倚的“中和”韵色。

从《文心雕龙·序志篇》的以上诸点，可见刘勰倾儒之显，但也并非只体现于此，整部《文心雕龙》蕴含儒家思想之处难记其数。故儒家思想在刘勰的精神世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说法实具恰切性。

注释：

儒家经典之一《礼记》最早阐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理，刘勰一生都追寻着此理想。

此处据《南史·刘勰传》：17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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