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

纸上园林

酷暑的天氣，又将我拉回到去年夏天在苏州各个园林里穿梭的那段日子。一年的时间像个滤镜，滤掉了40摄氏度高温下的种种不适，滤掉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的干扰，让记忆中的园林复归“城市林泉”的清幽。

就像摄影记者蔡小川在那期的封面照片中呈现的——一个穿纱裙的小女孩立在耦园的水阁望出去，水阁的花窗将对面的水面和假山景致借进来，从中可见传统美学中的对称、因借、山水关系等手法运用的精妙。但严格说来，这一景观并不“真实”。且不说蔡小川拍了几小时才等到了这个小女孩，而且照片在做后期时还PS掉了对面假山上的游客，以及小女孩身边的杂物，这在编辑部内部也引发了争论。回头去看，留下来的部分更有持久的价值，正如我们在封面标题中对园林的定义——“中国人的桃花源”。

最初我对这期“封面故事”的构想，是去寻找“活的中国园林”。这个问题的由来，是如今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园林已经异化，从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共景点，如盆景般散落在城市里。游人不断地涌进来，带着一种猎奇心态漫游昔日的世界，短暂而快速地与园林发生关系。因此，我想要探究，园林只是城市化中的盆景点缀吗？一个臻于顶峰的古代文明，与当代生活有什么关联？

在探访苏州园林的几个月前，我因为采写年逾百岁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的“封面故事”，刚刚来过一次苏州。当时寻访的线索一是贝氏家族的远亲，另外就是与贝家有关系的园林。苏州“一城半庭园”的说法并不算夸张，最盛时城内的园林有270多座，其中53座保存至今，而去年正好是苏州园林“申遗”成功20周年。但在那一次，我已经感到这些围墙里的园林和围墙外的现代城市的割裂。城市在努力追寻它的往昔，借用一些粉墙黛瓦的仿古建筑，甚至是园林造型的公交车站，这种刻意的符号化反而不伦不类。

在贝聿铭第一次从美国回到家乡的1974年，这种断裂感肯定更甚。名园狮子林在民国时期被贝聿铭的叔祖买下，这里曾是贝聿铭的童年乐园，园林也成为他日后重要的灵感来源。我们找到了如今在苏州的贝氏家族中辈分最大的贝织芸，她曾是中学老师，退休后住在单位老房子里，家里的陈设十分简朴。贝聿铭70年代回国时，她并未见过。贝聿铭本人一直与苏州的家族成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想象，他时隔40年回到中国时见到变为公园的狮子林、见到远亲们的复杂心绪。他曾说：“我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可能是我。”

跨越了40年的中西文化差异，贝聿铭更能意识到历史与现代之间的这种断裂。所以他在苏州政府90年代起请求他为家乡设计一座标志性建筑的时候，提出了先让政府把运河清理干净的条件。到了2003年，他决定接下与拙政园一墙之隔的苏州博物馆设计时，并未像香山饭店那样给出一个众人预期的“传统”园林，而完全是一个几何造型的现代建筑。苏州博物馆对于现代建筑和历史传统之间联系的探索，对于中国本土语言的路径开创，至今仍有争议。

7月份再回到苏州，我和搭档蔡小川先去拜访了画家叶放。他的家，在市中心的十全街南石皮弄，网师园隔壁，是隐藏在联排别墅院墙里的一处当代造园。白天，坐在叶放家的厅堂中，他放下落地窗的竹帘，遮挡了阳光和暑气，也让园景变得影影绰绰。傍晚推门进园，则可以体会“不出城郭，而获林泉之怡”的私家园林意境。去叶放家不只为看园，更是因为，他和“南石皮记”是进入苏州园林体系的一块敲门砖。我们听叶放讲述他8岁之前在外高曾祖兴建的毕园中的生活记忆，从书条刻石里认识“苏黄米蔡”，从外婆的生日堂会上偷听“鸡——鸭——鱼——肉”般一波三折的昆曲吟唱，还有隆冬时节外公召集小孩子们进行的“折梅”游戏，这些是他最初的文化和审美教育。

我们还参与了叶放园林中的一场雅集。当天正赶上荷花生日，他要办一场访荷雅集。他提前两天就一直在观察荷塘里的荷花，要选那种初开的，做明清文人记载的莲房茶。雅集的程序十分繁复，包括跟荷有关的器物把玩、宴饮会意，还有宴后兴境，由曲家吟唱，琴家操执，客人们吟诗作对……叶放说，这还只是象征性地重现了雅集的一部分，而且，荷花生日只是个借口，就是借此去唤醒生活里的仪式感。

雅集中的无限可能让我更加体会到，园林不是一个空壳，不是一个艺术装置，而应该是四时晨昏的情境变化，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生活方式载体，是一个活物。但是，这种园林生活经验已经少有人懂得，在苏州，“南石皮记”几乎是一个孤本。而即便是叶放，除了在客厅与园林中对于传统近乎虔诚的再现，其他空间的陈设也十分普通，他和家人也并不能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传统中。后来还听说，这个难得的园林是打通了联排几户人家的前院而建的，因为某户的房产即将易主，院子的用途和归属也起了纷争。

叶放的园林像是众多苏州古典园林的一个隐喻。回想我们在苏州园林的那些天，白天日照太强，于是申请傍晚进园拍摄。那时候游人已无，暑气消散，可以安静地独享一园风景，才真正体会到城市山林的感觉。只是急坏了看守人，一迭声地催促，说园林里不能开灯太久，因为都是木建筑，容易引发火灾。可见园林在城市里的可游与可居，也是一种奢侈。

这些具体可感的断裂感也让我们去寻找“活的中国园林”的想法更加迫切，也更为必要。园林里是不是还有生活？还有哪种生活？将古典园林带入现代生活，是采取贝聿铭苏州博物馆式的观念连接，还是需要更长期的内化？

这个话题可以引出很多条线索。首先是历史的，我们去拜访了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童明，他是园林学者，正巧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代表人物之一童寯的孙子。1937年，留学归国的童寯，于战乱之际写成《江南园林志》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重新发现了中国古典园林，将园林带入当代。童明向我讲述了祖父和园林的这段渊源。之后还去采访了一系列亲历者，追溯了共和国成立之初苏州园林的保护和修复，园林作为世界遗产的20年，遗产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园林作为特殊“文化大使”在海外复刻与再造的故事。

现实的线索，我最初的设想主要在营造层面。原本以为作为传统建筑代表的园林的叠山、理水、花木、亭台技术一直有苏州工匠代代相传，应该会被很好地保留下来，但实地去拜访了很多“传人”和“大师”后发现，他们的大部分经验在于复制和修补，并不能真的创造出一个新园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人即使技术上亦步亦趋，也很难再造出半间沧浪亭，或者半段拙政园了。我逐渐意识到，园林其实是一种林泉观的再现，一种神仙境界的营造，并没有一定的营造法式。古代造园主要有三重主体：园主、花园子、工匠。园林主人大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周围的朋友们也都是集诗、书、画于一身。现在即便是个人行为的造园开始复兴，也不再是一种社会生产，因为全民造园的两个基础条件没有了：一是在现代城市中造园的私有土地没有了，二是造园的主体——士人阶层缺失了。而比这两个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园林所依附的文化传统的消失。

为了寻找园林中的生活形态，我们去寻访了所剩无几的私家园林中的两座。一座是著名的“新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的故居，他从上海退隐至家乡苏州后买下这座周家花园，在里面养花弄草，成为一代盆景大师，后在“文革”迫害中愤然投入园中深井。他的小女儿周全如今还守护在这里，侍弄着满园花草，尽管不是名贵品种，也生机勃勃。而我们去另一座“残粒园”时却吃了闭门羹，听说这座清代园林虽然只有140平方米，但半厅、假山、水池、花木等一应俱全，而且从清末至今一直归园主吴家居住。但遗憾的是，这一代主人并不喜欢它，甚至觉得是个麻烦，想转手出去，几个子女又为产权起了纷争，就任其荒废了。这不禁让人感叹，园林因人而兴，也因人而废。

从狭义上来讲，园林在今天已经死亡了。因为我们失去了整个系统，包括营建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基础都不在了。但园林依然是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内在根基，其实是一种“外儒内道”精神文化的反映，每个人精神上都需要一座“桃花源”。这种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园林观，在我们苏州采访的那些天随处可见：经常可以看到穿着普通的老太太，手里捧着几株花在街上慢慢地走，这是家里有清供习惯的；很多人家即便没有假山和水池的园林，也会在小院里种上一棵树，摆上两块石头，或者在阳台上养花种草，书案上摆放菖蒲碗莲，砚山笔筒上雕刻山水，都是一种园林寄托。

这也是中国园林“活”在今天的意义。回想这期“封面故事”，我越来越意识到，尽管传统园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但并不代表我们对“纸上园林”的重建——对园林观念和园林生活的探寻——在当下是没有意义的。尽管这种重建还停留在纸面上，停留在观念中，但价值是无限的，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状态。

新闻的冷与热

和园林类似，某种意义上，“宋朝”也是对一个隐匿世界的追寻。我分别在去年和今年年初负责采写了两期宋朝“封面故事”——《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和《宋朝那些人》，这两期都有些始料未及地成了“爆款”。前不久，三联“中读”又基于此推出宋朝主题的在线课程，将话题进一步推向立体和深入。我们后来也一直在探讨“宋朝热”的由来，就是切中了读者对于自身传统重新寻找的心理需求。

这种重新寻找首先来自长期的断裂。在历朝历代中，宋朝是被误读最甚的一个。以往提起宋朝，出于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人们往往会怒其不争地说这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威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著名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在采访中，更愿意用“爱恨交加”来表达这种复杂情感。而我们的这组报道，重点则放在宋朝长期被忽略的文化与审美一面，通过解读宋朝的一系列关键词——市井、雅集、宋词、山水、茶、书院，去探究“我们为什么爱宋朝”。不是去写通史，而是搭建宋朝与今天的联系，搭建今天的人们向自身文化传统寻找的路径。

我2005年加入三联，至今已经十几年。回想我在三联最初几年的报道，大都集中在城市和建筑领域，其时也正是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成为全世界的工地和秀场，明星建筑师和明星建筑轮番登场，以摧枯拉朽之势构筑出“乌托邦”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时间维度被极度压缩了，也因此显得更加剧烈。作为一个记者，我有幸坐在前排，见证了这个时代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壮举，见证了舞台中央空降的城市新地标，见证了拆迁和保护的激烈冲突——这些都是最好的魔幻现实题材。只是，在这些大拆大建的背后，有什么被我们忽视了呢？

一个建筑师朋友曾对我说起他的困惑。他在一些公共建筑中，精心设计了人的空间体验，但他发现，无论是项目业主，还是城市居民，都似乎更在乎建筑是否让人眼前一亮，好不好用在其次，更遑论公共性。一个原因是，作为城市事件主体的“人”长期被忽略，他们对城市建设长期丧失知情权和参与权，这种被动逐渐变成了根深蒂固的麻木。我逐渐意识到，我所采写的一系列“城市事件”，核心其实是事件中的人。他们随着物质载体的变迁而消逝的记忆，才是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處，才是一个城市的归属感所在。

我时常想起有一次去西安采访，站在城墙上，就好像置身于一个隔绝了车水马龙的古代城市。不禁想象北京城墙若是不拆，会不会如梁思成当初设想的场景：“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或铺些草地，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城楼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话，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原西安规划局局长韩骥对我强调了城墙保护背后的情感因素，他曾经去佛罗伦萨考察古城，专门拜访了当地最重要的保护组织“我们美丽的家园”，原来会长正是美第奇家族的后人，说古城保护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因为保护古城就是保护祖先留下来的财产，其次的保护力量才是有利益关系的商人和民众。我想，如果这些报道能在某一时刻唤起人们的情感记忆和保护意识，也就是它们最大的价值所在。

2012年，在中国高速城市化如火如荼之际，有着“建筑界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奖授予了王澍，也是第一次授予中国建筑师。这一选择也传达着对于中国城市化的批判性态度，因为王澍始终保持一种对大规模工业建造的抵抗姿态，默默进行着传统文人式的自然建造。获奖之后，王澍的兴趣转向了乡村。他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中国传统文明在城市里已成废墟，仅在作为根基的乡村里还剩下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向乡村学习，在乡村建造，也是对传统文明的抢救式探索。我认同他的工作信念：“我们身处一个由疯狂、视觉奇观、媒体明星、流行事物所引导的社会状态中，在这种发展的狂热里，伴随着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混合着由文化失忆症带来的惶恐和轻率，以及暴富导致的夸张空虚的骄傲。但是，我们相信存在着另一个平静的世界，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地隐匿。”

在这十几年中，媒体行业经历了起起落落，目前似乎并不是它的“黄金时代”。是什么让三联还一直坚守在这里？我想，应该就是一种不为热点所左右的价值观。

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公众印象中一样，我们所追逐的是新闻，是热点，但三联一直强调，记者要去发现热点中的“真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并不是当时热度最高的。因为只有真问题才会推着记者不断往前走，写出真正有价值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报道，所谓“历史的草稿”。而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公众视线之外的非热点，比如我近期尝试的像园林、宋朝这样的历史题材，贝聿铭这样的人物报道，芬兰教育这样的教育题材，可以引发今天的人对自身历史、对他山之石的新认识，也未必不能转化为热点。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记者，能够通过采访去读书、行路、识人，努力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也是一种单纯的幸福。我时常想，我们所沉浸的文字世界，又何尝不是超越现实的另一个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