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 雨

我国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乡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发源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乡村的富庶是盛世历史的重要标志。

无疑，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制定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大乡村发展新动能。

无论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乡村振兴，就是要不断提高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农村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为何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都要发一个聚焦“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就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三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形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框架。这一系列“组合拳”对乡村发展意味着什么?如何扎实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习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8年中央发出的一号文件中都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陈锡文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基本特征。

陈锡文表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乡村不能衰败。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强大动力，这是已被各国实践证明了的规律。但是，世界各国的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各不相同，在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城乡分布的格局和变化必然有很大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对别国的经验照抄照搬。提出振兴乡村，绝不是不要城镇化，也不是要把城乡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及其变化。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必然逐步减少，有些村庄也会因各种原因而逐步消失，但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更由于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城乡之间只有形成不同功能的互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健康推进。因此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乡村都不可能被消灭。我国的特殊性则在于人口总规模巨大，即使乡村人口的比重降到30%以下，但总量仍将达到几亿人。有着几亿人生活的地方怎么能不把它建设好？如果城乡差距过大，怎么能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必然要求。

2013年12月12日早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在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看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到了70%，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为此，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在2017年12月28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重要讲话时，再次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

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往往对它的城镇化道路和人口的城乡分布会有很大影响。我国民国时期的学者吴景超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就分析到这个问题。他把世界各国分为四大类，一是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低，如西欧国家；二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低，如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三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较高，如苏联；四是人多地少，但农业人口比重很高，如中国、印度及大多数亚洲国家。他认为，这第四类国家要实行现代化，难度最大，非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不可。

另外，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求乡村必须振兴。陈锡文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这意味着经济的增速会适当放缓，但对发展的质量要求会更高。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也必须跳出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主动适应这种变化。2017年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为42.35%，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约16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有2.3亿农业户籍的人口虽已在城镇居住和生活，但尚未落户城镇。按“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年底，将有1亿已经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城镇。但这同时也表明，现已进城的农业人口中，多数人到2020年年底还不能在城镇落户，何况今后还会有农业人口陆续进入城镇。因此解决好这个问题，正如总书记讲的那样：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曹锦清受访时认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以及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些都构成了讨论中国当代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的现实大背景。此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一主要矛盾,“三农”发展一直更加强调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则更加强调农产品数量的供给。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三农”问题与从前相比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农村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从量转向了质,已经主要不是数量问题了,更多是农产品供给的结构问题、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只有解决好“三农”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够解决好整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客观地说,农业人口多,基础薄弱,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解决好“三农”问题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中央的决心是明确的,所以反复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目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后上。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国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实力增强，有些事以前没能力做，现在有能力做了”。那么，乡村振兴具体怎么做？

石家庄蔬菜订单直销。衡水市冀州区门庄乡西堤北村村民在查看蔬菜长势。（新华社/图）

◆如何振兴乡村？

什么样的乡村可以承载起人们向往的生活，可以诗意栖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同时也是乡村建设的指导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两会”在参加山东团审议时，讲了五个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振兴是讲具体的做法。从这个逻辑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明确的五个方面是目标，在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他提出的五个振兴是具体做法。十九大讲的是目标，是方向，在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讲的是做法，怎么给它落地。通过这五个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把要做的工作讲得非常清楚。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3月7日上午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记者会上说：“乡村振兴，体现中央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补短板。乡村发展还是薄弱环节，所以需要有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包括要贯彻‘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绝不是口号式、命令式做工作就能完成的。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杜鹰表示，说到底，我们要从面临的问题来理解什么是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是，不仅要看到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更要看到解决结构性矛盾，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要一并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农业的供给质量是很难提高的。所以，正确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应该包括三件事：优化供给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发展新动能，概括起来就是“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在一次论坛上指出，扶贫攻坚到2020年就结束了，乡村振兴则要到2050年。在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之间一定要建立一个联动机制，并无缝对接。扶贫攻坚要为未来的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积累有益的经验，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曹锦清表示，扎扎实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首先是要坚持制度约束,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系统总结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加快土地管理法修改,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以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目标,强化绿色生态导向,创新完善政策工具和手段,扩大“绿箱”政策的实施范围和规模,加快建立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看来，乡村振兴既要注重物质投入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件建设，包括乡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就业培训、培智扶志等。

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认为，一要更新发展理念。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只是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而且还要遵循生态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二要唤醒乡村潜能。我们以往对“三农”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乡村被认为是提供粮食、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基地,农业的发展几乎是乡村发展的全部内容,而乡村在生态、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优势往往被忽视。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乡村相对于城市的比较优势不断凸显。怎样激活乡村潜能、发挥乡村独特优势,以实现与城市错位发展,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三要以特色小镇为支撑,把特色小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通过建构特色小镇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对接点、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支撑点、中心城市的扩散点,把乡村的优美环境、人文风俗、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等在空间上进行集聚,形成城、镇、乡村三者的功能分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朱启臻则强调，未来我们必须要发展特色农业、融合农业、农牧民主体的农业组织起来的农业。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是乡村的价值，而乡村价值来自生产、生活、生态、教化、社会、文化这六个方面。可从乡村生产价值与产业兴旺、生态价值与生态宜居、文化价值与乡风文明、教化价值与治理有效、生活价值与生活富裕、乡村振兴制度供给六个角度来论证乡村价值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而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认为，要实现农村产业升级、农民增收、一二三产业联动，必须要培育“四新”：新型农民、新型农业主体、新型农业科技、新型农业业态。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陈锡文认为，农业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对农业生产的状况而言。农业生产包括农村的产业里边，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前年开始提出来的，一直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出来的产业兴旺，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说是产业兴旺里面包含着的一部分内容，是农业这个产业怎么适应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相对于乡村振兴来讲，相对于乡村振兴的一个目标产业兴旺来讲，农业供给侧改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阶段性的，因为农业发展到现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主要矛盾不是数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需求不对，有需求的产不出来，或者产出来卖不出去，库存很大。还有，可以能生产出来，但成本比国际市场高，价格比国际市场贵，没有竞争力。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怎么样让我们的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生产不能自娱自乐，生产出来是为了卖，你的东西要受欢迎。从产业自身效率来讲，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竞争力，这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另外，我们讲农村产业兴旺不光是发展农业。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也要发展其他产业。一直强调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调新产业、新业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是当前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它只是整个乡村振兴战略整个产业兴旺的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第五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上的主旨发言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宏大的任务，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任务。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更好地保障中国的粮食和食物安全。过去十几年，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登上新台阶，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但要看到，从粮食需求增长的几个关键驱动因素来看，中国的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城镇化水平都还没达峰。据预测，中国人口规模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14.5亿人的峰值，比现在还将增加约7500万人。现在距离城镇化的峰值水平还有约15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看，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后，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才基本稳定下来，我国现在人均GDP才刚过8000美元。所以，未来二十年左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国仍处在食物消费结构持续转变升级的过程中，除了口粮消费会继续下降外，其他农产品消费都还有较大增长空间。粮食需求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对畜产品消费的增长，进而对饲料粮需求、工业用粮都呈继续增加趋势，粮食供求总体仍维持紧平衡态势。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我们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调减非优势产区的粮食生产，比如最近两年玉米生产在调减，但是必须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护并优化粮食产能。在强调重视谷物基本自给的同时，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面对整个国土，全方位地开发食物资源，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更加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这意味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既要强调口粮的安全，又要重视食物的安全。

万寿菊的花朵是天然叶黄素的主要原料，素有“软黄金”之称。洛南县把发展万寿菊种植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此举既带动农民致富，又形成花海景观，促进旅游休闲产业的发展。图为正在采摘万寿菊的花农，谈起收入高兴地笑了。（新华社/图）

另外，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的配置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受农民关注的一个亮点是，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强调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安排，给农民更加稳定长期的预期。

总的来看，中国农产品贸易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进口已不再限于发挥品种间余缺条件的功能，已经成为供给的重要来源。农产品贸易发展缓解了我国国内农业资源环境的压力，保障了国内的供给和市场平稳运行，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和有关国家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农产品进口也对国内农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影响到了我国小农户的基本生计。下一步，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一要统筹处理好促进农业贸易发展与保护国内产业和农民利益的关系。在优化农产品进口来源渠道和布局的同时，要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带动农民增收。二要统筹处理好与贸易伙伴国的关系，更好地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从农业资源禀赋、农业科技、农业装备方面来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发展和贸易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农业合作有很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今后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贸易合作，按照重点区域、重点产品和主要国家完善贸易政策，进一步拓展进口的来源渠道。三要更加积极地支持中国农业“走出去”，支持中国的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集团。要发挥农业贸易大国优势，以建设性的姿态，推动农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杜鹰也认为，中央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主线，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根据“三农”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农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和重要决策。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是农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农产品短缺，农业战线上最主要的任务是增加产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围绕着这个任务奋力拼搏。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在我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粮食产量已经稳定在1.2万亿斤的高水平上，很多重要农产品，像肉、蛋、菜、果、鱼等产量都是全世界第一，中国人吃得饱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形势下，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过去是总量矛盾，现在是结构性矛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面。

实际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起步了，各地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创新点和亮点，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起来、推广开来、深入下去。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在最近一次论坛上指出，现代农业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和完整的经营体系支撑，分析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制度特征，展望未来发展演变趋势，不仅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促使中国农业由弱势向强势转变意义重大，也是新时代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举措。

◆困难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乡村振兴继续推行，不能搞“一刀切”。那么，振兴乡村还面临着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呢？

陈锡文受访时表示：“我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到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十二三年前，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那是目标，也是五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到具体操作的时候，很多地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自行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多年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好的，有地方做事不是给老百姓谋福利而是做给上级看。于是有没有条件我就是自己这么干，我那时候下去调查的时候，到一个村里，有个大婶就跟我说，支部书记讲‘新农村建设就是有钱盖房，没钱刷墙’。有钱就盖房子，没钱刷墙，你总得做，做了给谁看？给上头看。这种工作方法要摒弃。”

另外，要因地制宜。陈锡文表示，我们现在农村3万多个乡镇，60万个村民委员会，317万个自然村，你要看你的资源来办事，因为中国各地农村差距、差别太大，很难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你要创造性贯彻中央的要求，总的要求是一样的。产业兴旺，讲的是产业要振兴，你这个地方能搞什么产业，你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大家一起研究做，不能好高骛远，不能简简单单模仿别人。做什么事要有人才，要不自己培养，要不引进，或者外出的人回来。这些问题都只能从实际出发，关键是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能做得不偿失的、伤害名利的事情，更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否则，最后代价很大，成果很小，交代不过去。

杜鹰分析认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面临的挑战。

第一，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一些农产品出现阶段性的供大于求。比如，这几年的稻谷和前几年的玉米，产量和库存量远大于消费量，大量的稻谷、玉米全都堆在库里，不仅容易造成陈化和霉变，特别是增加了财政的负担。还有不少农产品滞销积压，面临着生产出来能不能卖得出去、能不能卖一个好价钱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些农产品结构性短缺。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大豆供不应求，开始从美国、拉美国家进口大豆，到去年我国进口大豆9553万吨，占国内消费量的87%。又比如做方便面、面包一定要用的强筋小麦，国内生产不足，需要大量进口。

食品安全问题也是结构性矛盾的体现，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河北三鹿集团的三聚氰氨案，还有水产品的绿孔雀石、鸭蛋的苏丹红、地沟油、养猪用瘦肉精、畜牧业滥用抗生素等问题，都影响到食品安全。人们对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的需求还远远得不到满足，迫切需要农业转型升级。

第二，农业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堪重负。过去，我们的农业是主打产量，为了把产量搞上去，使资源环境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最典型的就是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过多。中国现在平均每亩地化肥使用量是20多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而且使用效率不高，农业排放的COD超过了工业和城镇，造成土壤有机质下降和水环境污染等问题。大量使用的农膜是不可降解的，容易造成耕地的板结，将来子孙后代种地就是很大的麻烦。东北有些地方过度垦荒，黑土层平均厚度由80～100厘米减少到20～30厘米，使非常宝贵的农业资源失不再来。青海省玛多县原来人均收入全国最高，后来因为过度放牧沦为贫困县。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处理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终究会受到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

第三，我国农业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我国的农户具有小规模、 半自给、兼业化的特点，过去农产品生产还有低成本的优势，但是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逐年提高。2005～2015年，我国3种粮食的生产成本年均上升9.9%，其中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最快，分别达到18%和13%。我国大豆、玉米、小麦、棉花的亩生产成本分别比美国高38%～220%，再加上我国每亩地的用工量多，单产水平又比美国低，单位农产品的成本较美国更高，导致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竞争力下降。2004年以来，我国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去年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到503亿美元。所以说要做到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第四，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由于总的供求形势决定农产品价格处于下行周期，又由于近年外出农民工的净增数量和工资水平增速出现“双降”趋势，导致近年来全国农民收入的增速比此前5年下降了3.3个百分点，迫切需要为农民就业增收开辟新空间。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魏后凯也认为需要破解三大难题。

从人才的短缺来看，现在农民的素质以及农业农村的各方面人才远远不能满足乡村全面振兴的需要。所以如何吸引、培育各种人才弥补人才的缺口，是乡村 振兴需要破解的第一个难题。

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很落后，跟城市是天壤之别，有巨大的需求。但是，在农村投资，资本的回报率比较低。市场经济追求逐利原则，资本不愿意去，导致资金缺口很大，据测算，2016年，全国有近43%的人口常住在农村，但是农村农户的投资，加上农林牧业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5.7%。这意味着农村资金的需求量很大，缺口也很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这个缺口还会继续的加大。

2009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就发现，这些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靠工资性收入，而工资性收入有相当一部分，又是靠农村人口离开农业、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即农民收入的增长较大程度上不是靠农业，不是靠农村，而是靠城市的产业支撑。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农民的增收模式有可能会带来农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农村的衰败。所以，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建立一个更多的依靠农业，更多的依靠农村，可持续的、稳定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江苏启东市南阳镇光明村共有2475名村民，1000多人常年在外工作，村里留守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全村有耕地3900亩，其中1000多亩被托管给几个职业农民。农民潘广时是这里的“种粮大户”，他在村里托管了630亩耕地，是一名典型的职业农民。图为潘广时在地里用新买的农药喷洒机喷洒农药。（新华社/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撰文指出，乡村本来是应该能够产生乡愁的地方，但不少地方的农村给人的感受却是缺少活力与生机。从新农村建设实施开始，国家已经连续十多年对农村进行大量的投入，但有起色的乡村数量比较有限。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新型战略来实现乡村振兴，由过去的“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过去实行城乡一体化战略，本意是希望以城带乡，但由于我国城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基本上把农村的人、财、物都吸到城里去了，而乡村的吸引力远不够，加上制度因素，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这次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新途径，应该是试图校正过去的资源单向流动，让二者互动起来，互通有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总之，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外部环境、内在动因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要注意到，当总量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农业就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了，这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就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了。过去是卖方市场，“萝卜快了不洗泥”，只要能生产出来都能卖出去；现在是买方市场，农民不愁东西生产不出来，而是愁卖不出去。这个时候，就要把我们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供给侧，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这才是解决当前农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