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德凯

近日，一位基层干部在微信中描述了其沦为“微信工作群奴”的状态：多个部门的微信工作群每日必报到并传报相关材料；他的“副包”（即包村工作副手），每次出门要带五部工作手机，里面是各部门不同的工作系统要填报，所有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

说实话，想想那个场景，如果仅仅让我“照料”五六部手机，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保证手机不遗失、维持其24小时不间断运作、不搞混各手机的“娘家”，就已经很头大了，而这些基层干部，还得每天应付来电来信、落实工作要求，真是大写的“服”。

手机APP、微信群等“现代办公工具”为什么会成为基层干部的“坑”呢？先来看看这位干部是怎么说的。“六点起床，赶到村里八点多。从昨天晚上十一点多睡觉到现在的功夫，微信工作群的信息已经爆炸了……”

他随便就列出了所谓“比较重要”的工作群：乡镇工作群、乡村工作群、某县医保群、某县农保工作群、某县卫生计生群、秀美某县、某县环境卫生群、某县扶贫攻坚群、某乡党建工作群、某县扶贫第一书记群、某村村民群、某村党支部交流学习群……

而他的副包，也就是另一个包村干部，则排开一桌的专用手机。这位干部调侃：“出现这画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修手机的，一种就是我们乡村干部了。”

在外人看來，上级发手机似乎是一种“福利”，但这种“福利”对基层干部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

每天应付手机APP和各种各样的“微信工作群”，让部分乡村基层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应付手机上，工作沉不下去。一些上级负责人也把工作群作为开展工作的捷径，不再下乡到村了解情况，需要什么原始素材，直接让乡村干部通过手机报上来。

在我看来，基层干部被这么多工作群和手机所绑架，很大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对“痕迹化管理”的形式主义化。

这位干部这样描述他们的下乡状况：“现在去下乡，进村第一件事，不是去村委会布置工作，而是先到挂点的贫困户家去和他合个影，然后再找手机信号、找GPS信号，因为要手机扶贫APP签到，上传帮扶日志和照片。这叫工作留痕。”

这个工作留痕，其实就是方便上级对基层干部的检查管理：有照片、有定位、有记录，是对“合格干部”的要求。留下这些痕迹，至少表明干部到了工作地点，开展了相关工作。

“但你叫人家群众怎么看？早上起来一开门，跑来个干部抓着就照相，然后埋头玩几下手机，简单说几句话，就走人了，作秀意思太重了吧？”这位干部对群众反应的猜测，其实应当是群众的正常反应。

正是对工作留痕的要求过于简单化，不考虑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甚至不考虑基层使用“高科技手段”的客观条件，生生把“加强管理”的好经给念歪了。

手机APP、微信工作群等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准确有效地使用，可以提高基层的工作效率，甚至减轻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但是，工具的使用不可本末倒置。如果用于提高效率的工具反成为基层干部的负担，那么，肯定是措施设计上出了问题。

如果真有安装工作APP的必要，何不只要求安装APP？或者县级进行整合发一个专用工作手机，各部门的APP都装在一个手机上？更不要说各部门用财政经费招标购买手机所造成的浪费和可能的寻租风险了。

我想，那位基层干部希望的，上级部门“多接一点地气，少一些套路”，不要让干部“从人民公仆，变成‘手机奴仆‘微信工作群奴”，大概也是基层干部的共同心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