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琳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从具体的改革开放事物中超脱出来，回顾来路，肯定成绩，展望未来，以相对超然的姿态思考“改革开放”背后的理念、路径等形而上的内容，推动思想大碰撞，尤为重要。过去的40年间，实体经济硕果累累，成为改革开放取得成效的关键领域。而金融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因实体经济而生，因实体经济而壮大。

现代金融体系框架“从无到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告诉《经济》记者，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大一统”体系中逐步分离，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并沿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起来的，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增加，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和对市场、金融认识不断深化，在“自下而上”的“市场探索、政府认可”和“自上而下”的“局部試点、政策推广”两条路径交互尝试中，在“市场、监管、调控”三者矛盾中平衡“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下交错推进的。

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我国实现财政和金融（人民银行）的分离，然后是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分离，实现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将政策性银行独立出来，逐步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姓资”“姓社”的争议中，我国以试验的心态搭建起独特的“为国有企业融资”、散户为主的股票市场，以至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在资本市场发展问题上一直都在争论“先天不足”还是“后天缺陷”。

在“先机构还是先市场”的争论中，随着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增多，开始了建设金融市场的反复探索，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银行间拆借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并推动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各类中介机构，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与“综合经营、综合监管”的讨论中，我国的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都走上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逻辑。从大一统的金融体制逐步分离出各类专业机构分业经营后，又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金融集团综合经营，除在股权上持有多个金融机构实现混业经营，还在业务上交叉融合，如在资产管理领域相互交织，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领域更是混业经营。监管部门也从中央银行一家逐步演化为“一行三会”，并再次改为“一行两委”，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间的统筹协调。

陈道富表示，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价格的自由化走着一条更加谨慎和渐进的务实道路。我国充分吸取经济改革开放中积累的“以开放促改革”、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等的经验教训，吸取国际上金融开放过程中曾出现的风险，按照“先内后外，先外币后本币，先机构后个人”等原则，与国内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地逐步对外放开金融服务业，在资质和规模双重审核的管道中渐近放开跨境资金流动，并让人民币国际化优先推进，保持着充足的外汇储备。“我们在充分评估国内外环境并做好配套措施的情况下，按照既定原则和步骤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股票发行价格、债券发行利率更多由市场供求决定，减少直至放弃对保险费率和证券交易佣金等直接的行政管制。”

于无声处听惊雷

虽然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来的，我们学习的也是西方的那套金融理论，但多方引进且相当程度都已“中国化”，使得我国的金融运行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陈道富表示，开放竞争和科技发展推动金融实现转型，我国的金融改革已从外在的“形”转向内在的“神”，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工作会议已对未来5年的金融发展、监管和调控指明了方向，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央部署，更顺利推动金融改革以稳定发挥金融功能，除从现实运行中重新认识真实世界的金融体系这本“无字天书”，清晰定位财政、金融、监管、宏观调控和危机应对不同职能外，还有必要跳出所谓的“国际趋势”，对其中蕴含的理念、功能、模式、改革路径等深层次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使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神韵。

例如平衡微观主体的成长、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陈道富告诉记者，我国微观主体普遍存在既希望政府放权不干预，又希望政府信用支撑，尤其在困难和危机时期希望政府介入的矛盾心态，表现出“青春期”的躁动和非完全独立性。金融市场内生信任的凝聚过程中，也将伴随着市场“中心化”的集中过程，引发“太大而不能倒”的隐患。“金融体系的成长，如小孩的成长一般，需要管理和宏观调控理念的调适，特别对非系统性风险和反映经济周期的金融波动，需要有更大的容忍度。”

“我们似乎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分业与混业、产融结合模式已有战略上的选择，但现实中又广泛存在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甚至名股实债。”在陈道富看来，间接融资似乎更符合文化传统和市场需要，我们仍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实际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存在复杂的股权、业务、资金等方面的融合，甚至产业和金融的多维度融合。

如何实现转变甚至转型并不容易，在破和立之间，还需要从实践角度设计可行的改革路径和对改革成功与否的评价体系。总之，“当从金融弱国转向金融强国时，特别是当我国的金融改革不仅仅是现有体系的完善，还将涉及重构金融要素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体系演进和转型，探索新的理念和模式，已不能简单借鉴国际经验了，需要立足于我国的传统、现实环境和金融实践，直面现实中的混乱与困惑，既要克服从概念到概念，坚持问题导向，又要不为具体问题所束缚，需要‘于无声处听惊雷，突破观念约束，回归本源思考与探索”。陈道富如是说。

40年金融改革思路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些年的金融领域改革过程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时刻。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建立了证券交易所，开始公开发行和买卖股票。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建臣感触最深的则是1983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央行职能，中国新的金融体制开始构建。

中国金融有几项大的改革，最初的改革是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向《经济》记者讲道：“在文革前，我们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1979年以后，开始把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业务分出去，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这是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第二个改革是银行的企业化改革。过去银行的行政计划非常多，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把专业银行都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1990年年初，完成了专业银行的商业化、企业化管理，银行必须有利润，过去贷款要服从国家计划，改革之后则按照市场操作，在这个阶段，还建立了一些中小银行、股份制银行等。”

第三个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1990年建立了两个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从此，中国资本市场就建起来了，金融进一步市场化，一直到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个改革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开始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管，出现资本市场后，我们建立了‘一行三会，进行金融监管。时至今日进一步改革，构建了‘一委一行两会，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个体制对统一协调管理，尤其是对货币政策审慎监管都会起很大作用，并且保持了证券市场监管的独立性。”曹凤岐说。

第五个改革是金融的对外开放。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比较快，引进外资银行，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等。曹凤岐表示，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开放，过去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现在放宽到51%，三年后投资比例将不受限制，还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

实际上，金融改革是一种配套性的改革，曹凤岐认为，真正的改革是围绕经济体制企业的改革，包括宏观和微观，所以金融改革思路整体来说是服务中国实体经济改革。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一直到2010年代中期，虽然改革过程中遇到困难，也因为经验不足、法制不健全而出现过股市剧烈波动、市场参与者行为不规范，但是，黄少安对《经济》称，总体上有两个基本面必须充分肯定：第一，国有专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基本成功；第二，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都有力地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实体经济发展。“至于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没有超出体制转轨和新兴金融市场问题的可能性范围。而且，我国也成功地应对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中央财经大学原校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王广谦也对《经济》记者表示，其实，金融改革思路基本上没变，也不存在走弯路，只是哪个领域快一点、哪个领域慢一点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一条很重要的主线，这40年中金融发展的作用巨大，市场运作、利率市场化推进、多元化决策、多样化金融机构、完善资本市场等，都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此外，金融改革进程也跟政策周期密切相关。丁建臣对《经济》记者表示，金融改革具有滞后性，换句话说，金融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制度的修饰和补充。“政治周期的更迭引发经济周期，之后是金融周期的到来和相关联的金融改革。比如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是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随着深圳建市、海南建省，金融市场化的一个动作就是推出了银行业中的同业拆借业务；又比如1993年上海市政府批复了陆家嘴中心区规划，那时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推出了国债回购；再比如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3年，资本市场出现了委托理财；2003年到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丁建臣表示，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金融乱象不断累积。“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的10年间，经过了多轮的金融改革，比如资本市场大跃进、银行大放水、保险大泛滥等，包括近期谈到的去杠杆、金融深化改革等。其实金融本身不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它源于实体经济，源于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也就是资金的盈余者。而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时间点，美国打响了贸易战，中国的金融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金融改革未来的挑战

在陈道富看来，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期，经济运行的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提供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如何以恰当的制度设计重新凝聚社会信任，是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长期挑战。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在深刻影响金融生态和供给形式，金融发展面临以新的底层技术、组织形式和基础设施进行重构的过程。金融运行的表外化、影子化、“去机构化”，随着我国与国际经济联系的增多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涉及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在开放情境下的金融管理、宏观调控等问题，都给我国金融发展提出了众多新的命题，对现有金融管理框架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国金融改革还会继续进行。黄少安表示，一方面是所谓的“金融深化”和“多元化”，特别是追求所谓的“高端化”即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另一方面是大步地开放和国际化。

在他看来，第一，最重要的还是要服务实体经济。“过去一段时间内，几乎全民搞金融，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数量猛增、金融业产值大增、金融企业利润高企，显得繁荣。而实际上，金融很大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展，在资金供应量巨大的情况下实体经济部门却融资难、融资贵，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金融体系过度被房地产业绑架，金融供给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金融风险巨大，金融体系中已经形成恶瘤性利益集团，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出现‘未实先虚和‘脱实向虚。”

黄少安认为，金融没有先进落后、高端低端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的区别，“经济大国的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比重是第一、二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进程内生决定的，不可能因为人为促进而提高；现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利益集团和巨大的金融风险已经是客观事实，必须正视”。

第二，对金融机构的影子业务和网络金融，必须加强立法、加强管理。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约束。第三，金融的开放一定要主动和谨慎，强者通吃在现代金融体系里更加突出，中国不能与美国等金融强国搞自由开放，尽量避免与之发生金融贸易战。第四，谨防金融强国通过资本市场控制中国重要产业和重要资源。第五，人民币既要坚定地推进国际化，又要防止落入“国际化陷阱”。

对于最后一点，丁建臣也表示赞同，他认为现阶段金融改革最迫切的需求是保卫人民币。“要让人民币真正成为财富的符号，在社会支付体系的构建当中，政府要为确保社会稳健高效的支付体系提供保障，确保金融经营主体稳健经营，不能破产，不能出现类似于银行挤兑的问题。”

王广谦也表示，金融改革要改变的还有很多，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前20年，市场出现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现在這个状况有很大好转，尽管趋势上一管就可能出现约束，但不至于“死”，因为市场经济主体在发挥作用，一放也不会立马混乱，因为市场有内在约束力。

对此，曹凤岐认为，要有放有管、松紧结合、松紧适度，应该透明化、市场化管理，“现在还是计划管理、行政管理多了一些。我们要有底线思维，防止系统性风险出现，比如已经提出来的防止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明斯基时刻等，监管的质量、能力、水平、方法都还需要继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