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虹

摘 要：关于科举和文学发展的关系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还分支出了唐代科举和唐诗的关系问题。科举一直被文人视为入仕的途径，那么科举的内容也必定是那个社会所关注，唐代以诗取士，一方面有其消极之处：应试诗的内容、题材受到限制，品质属中下层；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诗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样的社会需求会形成良好的诗歌风气，有利于孕育优秀的诗人和诗歌。

关键词：唐代科举 以诗取士 唐诗 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它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到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前后后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可以说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唐代科举与诗歌这一方面，试图分析唐代科举对诗歌的影响。

一、诗赋作为进士考试内容的时间

就从考察诗赋何时成为进士考试内容的时间而言，目前大多认同傅璇琮先生的看法，即认为“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杂文专试诗赋已是开元、天宝之际”。我是比较认可这一看法的，傅璇琮先生从《通典》《大唐新语》《唐音癸 》等各类史料考证出进士科最初只诗策文，又以《登科记考》：“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点出以诗取士的具体时间，并从其它方面加以佐证，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史实上的，比较可信。那么从这个结论来看，进士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时间是晚于唐诗繁荣时期的，由此引出一个观点：片面强调以诗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官事实。但是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那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到底对唐诗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事物发展都有其两方面，既要看到坏的一面，又要看到好的一面。所以，我认为科举以诗赋为考试内容，一方面是限制了唐诗的一个自由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动力。

二、以诗取士的消极影响

唐代科举以诗赋为考试内容，在对其进行评定时就有一定的标准，无论是在内容、题材或形式格律方面都受到了限制，所作诗赋在思想情感和内容上过于死板。而诗赋作为入仕的敲门砖，它也容易沦为名利的附庸，诗歌不是作为言志抒情的一种需要，而是一种走向官场的捷径。

（一）应试诗品质较低

历来文人对唐代应试诗赋的评价都不高，它们被指责为“琢雕绮言与声病”，为迎合考试，追求精工富丽的语言，而忽略了诗赋的内容和情感的深度，元稹就曾批评过应试诗：“不过雕虫镂句之才，搜摘绝离之学。”可见，文人们做诗只是为了走上仕途，考试标准才是作诗的一个标准，所写之语追求词藻华丽而无自己之言。由于受到内容和格律的限制，像王昌龄、孟浩然、李商隐这一类大家在写应试诗都感到力不从心。阮阅《诗话总龟》中提到：“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之比也。首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若非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之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诗缘情而作才可见其真、其美，将内容固定在一个题目之下，往往容易束缚诗人的思想感情，加上格律的限制，更难吟咏性情、抒发高远志趣。宋人孙明复亦注意到这个现象：“唐之制，专以词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于声病对偶之间。”科举是国家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那么绝大多数文人为了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就得迎合科举考试作诗的标准，这使得整个社会都追求统一的诗歌，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偏向单一化、模式化，不利于诗歌朝多样化发展。

（二）诗歌沦为名利的附庸

诗歌被作为一种考察人才的标准时，它就作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一般来说，写诗是为了抒发诗人内心情感，无论是写景抒情、咏物言志、即是感怀、边塞征战等等，都是缘情而作，自然而生。但是当诗歌被放当政治层面上时，它可以作为名利的敲门砖时，就会引发不好的社会风气。韩愈在《答吕毉山人书》就表达了担忧虑：“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文人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变得重利，就易于轻利，诗歌本来是高雅之作却不免成为名与利的附庸品，用诗歌去吸引贵族官吏的眼光，诗歌沾染俗世之风。计有功曾说：“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偏吻，如戟手交骂。”可见当时风气如何，诗歌地位如何。

三、以诗取士的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的出现使得寒门之士亦能进入到上层社会，步入仕途，这极大地鼓舞了一大批人的读书热情。在当时，进士及第非常困难，万里挑一的几率使得当时流传一句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到了五十这个知天命的年龄考取进士还是算比较年轻的。即使如此，大多数人依然还是疯狂地追求读书进士给人带来的荣誉。这一社会现象会促进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使当时的人们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进一步可能出现诗歌人才，而进京科举也促进了一个人员的流动，文人阅历的丰富也增加了优秀诗歌出现的可能性。

（一）科举为诗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

科举制度推行后，中下层阶级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才能获取仕途，这必定会推动一个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文人凭借诗歌跻身于官僚阶层，受此带动，越来越多的会加入诗歌创作的行列中去，这为诗歌创作活动的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为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家家户户都愿意让孩子学习文化，学诗、写诗成为一种流行风尚，这就将诗歌从小众化转为大众化，从上层流行下移到民间活动中，扩大了诗歌的创作活动范围，从而增加了优秀诗歌产生的可能。“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甚至还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可见科举创造了一个人人写诗的时代。

（二）进京赶考增加文人阅历，送别诗大量兴起

古人交通工具不发达，除了战争和饥荒年代，人口的流动是比较小的。文人若只待在一个地方，眼光就容易变得短浅，视野也比较狭窄，这种情况下作出来的诗歌没有开阔的格局，算不上优秀。而科举考试在京都举行，全国各地的文人都将离开家乡进京赶考，这无疑是增加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为诗歌创作积累经验。因为参加科举需要进京考试，从而又产生了大量的送别诗。这一类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科举考试前以祝愿为主的送别诗，如李白《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

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

复羡二龙去，才华冠世雄。

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

舞袖拂秋月，歌筵闻早鸿。

送君日千里，良会何由同。

这首诗借送从弟至西京长安应举之事，既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京都的深切怀恋和为国效力的迫切愿望，又稱颂了二从弟的才华壮志，并以“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祝福二从弟的前程似锦。一类是及第或落第后所写的送别诗，主要以祝贺和宽慰为主，像岑参的《送魏四落第归乡》、张籍《送朱庆余及第归越》、姚合《送马戴下第客游》、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等等，都是比较优秀的。这些诗歌的的创作既能真实的反映当时有关科举考试的社会生活，又会在写作技巧、题材上对诗歌起一个促进作用。

综上而言，唐代科举对诗歌的影响并不能以单纯的消极或积极来概论，科举从多分面渗透到诗歌之中，其对文诗歌的影响也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文学遗产》1984年。

[2]孟鹏程：《科举文化与初盛唐诗坛风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烟台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16年。

[3]许丞栋，钱俊岭：《以诗取士对唐诗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史料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