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辑]43 笑当[张飞] 的 [二流]

如果您问北京话的特点是什么？我想说：它跟北京人一样，透着那么大气、委婉、幽默、洒脱。这四个词儿，是这些年我琢磨（研究）北京话悟出来的。

说到北京话的幽默、洒脱，我小时候，在胡同里听那些老北京人谈天说地的时候就体会到了，但真正领悟北京话的幽默和洒脱，是参加工作以后。

我16岁进北京西郊的一个木制品加工厂烧木炭。烧木炭是又脏又苦又累的活儿。当时正值“文革”后期，车间里的师傅多一半都是到这儿来思想改造的，我亦是如此。这些师傅是清一色的老北京人，有的在坛根儿长大，在天桥耍过把式，卖过艺；有的在德胜门一带长大，做过小买卖，担着馄饨挑子下过街；有的在朝阳门外长大，打过小鼓儿，走街串巷收古董；有的拉过洋车，扛过大个儿。总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因为出身都有“？儿”，即所谓有“历史问题”，给“发”到这儿烧炭来了，我则因为父亲是“右派”，也忝列其中。

在那种三天两头挨批，接长不短挨斗，每天上班当“张飞”（一脸炭黑）的劳动环境里，这些老北京人并没流露出悲观呀失望呀的情绪，相反却一个比一个开朗豁达。大家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活得有滋有味儿，好像苦呀累呀精神折磨呀，活着就要经历这些似的。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是典型的北京人性格。在惶惑惆怅的日子里，幽默成了生活中最好的润滑剂。

这些师傅没事儿就坐在一起扯闲篇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外号叫“二流”的师傅，他姓刘，名字忘了，外号却牢牢记住了

为什么他叫“一流”呢？据说这外号是他自己起的。他认为“一流”，自己永远达不到；“三流”，自己叉不甘心；所以还是当“二流”心安理得。有一次，我问他：“不怕有人叫你二流子呀？”北京人管流里流气的痞子叫“_二流子”，但这个“流”字是一声，读“溜”。

“我这‘二流可不带‘子，再者说我是流水的流，它那是溜冰的溜，差着音儿呢，爷儿们。”他笑道。

他当时最爱唱老北京的那首太平歌词：“闲来无事我出了城西，瞧见了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了推车的汉，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许正是他内心的写照，这种心态也符合北京人随遇而安、得乐且乐的性格。

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单位都会有一个两个让大伙儿开心的“活宝”，“_二流”就是大伙兒的“开心果”。他一口的“京片子”，张嘴就是土活，来不来就是一句俏皮话，按后来的说法应该叫“脱口秀”。听他聊天，简直比听相声还过瘾。也正因为有这位师傅，我十八九岁就开始写话剧编相声，而且和同事上台演出。我编的相声.参加过当时北京财贸系统的文艺汇演。

“二流”一直是我想写成小说的喜剧人物，现在想起他来，我都忍俊不禁。他是在坛根儿长大的。在老北京，坛根儿通常是指天坛的坛墙外边，那儿是老北京最穷的人住的地方。天桥紧挨着天坛，“二流”从小就在天桥这块“杂巴地”刨食，不到20岁就被国民党“抓了兵”。

他讲话：给身“黄皮”（黄色的军装），我就“国军”了。但没打两回仗，刚知道怎么打枪，他就成了解放军的俘虏。用他的话说：换了身衣服我就“共军”了。让他能仰起脑袋的（令他自豪）是他所在的部队是“四野”。当时，林彪正得势，是党的副主席。他一天到晚“我们四野”，而且还说他出席了“开国第一宴”。

您再接着问：“真的假的啊？”他说“真的假的你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呀？”别人都以为是真的。后来这事儿传到厂保卫科长那儿了。参加开国第一宴，那是随便说的？这不是满嘴跑舌头吗？赶到保卫科长一问他。他来了一句：“我说的是‘出息？开锅递一眼。熬白菜豆腐开锅了，我递过去一眼看见了，馋了想吃，您说我这点儿出息？”

让他这么一解释，大伙都乐了。要知道当时他要是冒充自己参加过“开国第一宴”那可不是小事儿，弄不好得判几年。后来，林彪“9-13”出事儿了，“二流”再也不提“四野了。有一次，我问他：“您真是‘四野的？”

他笑道：“‘四野干吗？我‘五野的。”北京人一说这话，就证明他真是“四野”的了。没过几天，他穿着美国大兵的皮猴儿（衣帽连体的军服）来上班。这种皮猴儿质量和款式相当好，在上世纪50年代最时髦，一件皮猴儿能换一辆自行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瞧见没有，这是在‘四野打锦州的战利品。”他身上有两处伤，是打仗的纪念。他还拿出两枚军功章让我看，证明他不是吹牛。

多可爱的一位师傅，“二流”要是活到现在有90多岁了。在他身上，我体会到，北京人的幽默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我接触的老北京人不懂幽默的还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