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梁启超先生还在世，讲“成功学”这门课时，恐怕所有人都不能望其项背。一方面，他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比拟。他跟随康有为提倡变法，开启晚清政局的新局面，叉在学术上别开生面，倡导“新史学”，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另一方面，他不仅自身成就斐然，而且其子女个个威才，“一门三院士”的传奇更是令世人称道，其教育方式和理念也一直被各界所推崇。

一般来说，一个人真知灼见的流露无外乎这几个方面：讲课或者演讲、著作、书信。而书信中叉以“家信”含金量最高，“家书抵万金”可不是随便说的。在中国现代，梁启超家书和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被称为“三大家书”。据统计，17年间，梁启超先生写给子女们的家书有400多封，虽然包罗万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主旨还是如何为学、为人、为事、为业。

1927年2月，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在学校里要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他要求子女把握现在，享受从耕耘到收获的过程，再把收获当成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梁启超绝对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他曾说自己信仰的是趣味主义，因此很注重培养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因此，他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有情趣，并在广博的基础上面盖高楼大厦。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梁启超还是极少数几个可以靠“才华”吃饭、靠稿费活得很滋润的人。当然，这还必须有一定的理财能力。梁启超从小就对孩子进行理财训练，教给他们正常的理财观念。他在1928年4月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里说：“若将钱寄回来，倒无安放处，不如留在外面生利。”在1925年8月的一封信中，他与子女探讨买下北戴河一处房子，颇有经济头脑。他建议家人集资买房：“我想我们生活根据地既在京津一带，北戴河有所房子，每年来住几个月，于身体上、精神上都有益。但现在家计情形勉强对付……所以想和你们大伙平分，你们若愿意，我便把它留下。”后來那处房子有人要抢买，梁启超当即拍板买下，不惜以保险单押款，这在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

同时，梁启超也非常注重对孩子们的“逆商”教育。从结果来看，梁家子女个个不惧挫折，勇于进取，最终都凭借自己的努力书写了灿烂的华章。但是探求其原因和源头，都与梁启超先生的教育方式有关，他在1926年1月写给孩子的信中写道：“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他告诫子女：“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1928年，梁思成回国，梁启超提前写信说：“回国一时未能得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最可怖之敌。”梁启超让梁思成做好心理准备，充满希望地面对可能到来的不顺。可以说，梁启超先生的“成功学”真谛对青年人的成长、成才绝对是一剂永远有效的良药。

邢大军据《风流一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