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来，一代又一代援外医务人员牢记党和国家重托，用精湛医术竭诚为受援国人民袪除病痛，救死扶伤，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块金字招牌。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政府发布了《对华政策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的出台，标志着中美敌对关系的明朗化。上世纪整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的遏制战略，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尽管中国曾努力缓和中美双方关系，但美国政府态度始终顽固。1957年，中国放弃了与美国和解的尝试，中美关系全面封冻。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破裂。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政府之间的若干协议，召回在华工作的各行业专家，随后要求中国偿还高额债款。从此，中苏之间的“兄弟情”一刀两断。

在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断交的艰难困局下，打破外交困境、开拓新的外交空间就成了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著名战略思想，将目光瞄准了非洲大陆。

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的反法武装斗争赢得独立,随即面临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走、国民缺医少药的困难境地。阿尔及利亚遂向世界卫生组织求救。

在当时的政治、外交背景下，1963年1月，中国第一个向世界宣布医疗援阿，同年3月，一支以湖北医护力量为主，配备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医学精英的医疗队，带着国家任务远赴重洋，由此揭开了到目前为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援外医疗大幕，谱写了一曲曲辉煌乐章和一个个感人故事。

徐贤泽：莫谈功臣，但做忠臣

当《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拨通徐贤泽电话时，内心无比得激动，因为时至今日，第一批援外医疗队成员多已不在人世，能够采访到第一批医疗援外队员，记者感到十分荣幸。在电话那头，现年84岁的徐贤泽老先生，用一口浓重的武汉话将记者带入到了1963年的一个夜晚。

那晚，29岁的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现为湖北省中医院）检验士徐贤泽刚下夜班，就接到通知，让他马上去一趟人事科。人事科科长告诉徐贤泽，“你要出趟差。”

“当时，我们出差那是家常便饭，我就问他，这次是去哪出差，当听说是非洲阿尔及利亚时，我整个人一下子愣住了，以为他在给我开玩笑。”徐贤泽对记者说道，“我问他，去非洲搞么事？他说，去搞医疗队。我问去多久，他说，去半年，做一年准备。”

人事科科长同时还告诉徐贤泽，医院共送了3个人的材料上去，但政审要查三代，十分严格，结果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通过，非常不易，让他一定要去。再问其他情况，人事科科长就闭口不答了，并一再告诉徐贤泽保密。

“那是个什么都要保密的年代，我去非洲的事情，科室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个月后，科里同事才知道我出差了。当时为我送行的只有我爱人，她支持我的援外工作，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肚子里4个月大的孩子起个名字。”徐贤泽说，他依依不舍地摸着妻子的肚子，告诉妻子，家里是书香门第，所以如果是男孩就叫彬，女孩就叫文，取文质彬彬的意思。

去非洲之前，徐贤泽先在北京进行了半个月的紧急培训，学习注射疫苗，学习“反苏防修”材料和最简单的法语日常用语。临行前，政府为第一批医疗队13个人每人发了500多元置装费，徐贤泽记得，他用那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买了西装、皮鞋、睡衣、秋衣、箱子和挎包。

4月6日，第一批中国医疗队员从北京出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后，他们搭乘午夜航班，经停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摩洛哥的拉巴特，前往阿尔及利亚。4月16日，医疗队抵达了工作地点、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赛以达。

“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医疗卫生更是没有条件可言。虽然我们去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但社会医疗环境还是差得超出我们预期。”徐贤泽说道。但更令徐贤泽不安的是，当地不稳定的政治环境。

周恩来(前排右七)、陈毅(前排右五)在阿尔及利亚接见中国首支援外医疗队员时合影留念。后排右起第七人为徐贤泽。

“我们在那里时，正好赶上了一次政变，国防部长把总统搞下去了。当时流传中国人在其中动了手脚，所以我们和使馆之间的联系被掐断了，医疗队每个人都很紧张。”徐贤泽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文件的安全，队长让他单独住到地下室，并告诉他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队长在上面应付，他就在地下室烧文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盼到大使馆的车来，警报解除了，我们也就安心了。但此后我们管得更严了，宿舍、医院、医疗队三点一线，基本不准外出。”

令徐贤泽印象最深刻的事发生在1965年，一个伊斯兰教产妇被送到医院后，出现了大出血情况。正巧赶上伊斯兰教的斋月，所有人都在过节，找不到给产妇献血的人，于是徐贤泽和另一个同事毫不犹豫地给这名产妇献了血。第二天，这名产妇见到徐贤泽便跪在地上，亲吻他的白大褂和脚，场面十分感人。

原本说的半年或一年的援外时间，却因为阿方的强烈挽留，一再延期。徐贤泽整整在非洲待了两年半，直到1965年10月才回国。回到家中，他的那个取名彬的男孩已经两岁多了，彬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爸爸，在大人们的起哄下，张口就叫“哥哥”。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及利亚与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双阿提案”。提案获得通过，中国重返联合国。

当时，徐贤泽的朋友都说他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功臣”，但徐贤泽却说，莫谈“功臣”，能够为国尽忠，做个“忠臣”足矣。

梅庚年：中国白求恩长眠非洲

1 梅庚年先生在埃塞俄比亚卡法省省会季马市工作照片。

2 梅庚年先生在为患者诊治。

3 梅庚年先生牺牲后，当地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4 作为援中非共和国医疗队的一名司机，程纪中任劳任怨，随时保证出车。

自1963年我国第一支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派遣后，非洲国家对与中国进行医疗卫生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内当时也大力宣扬“非洲朋友将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思想。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向非洲派遣援外医疗队愈加频繁。从1966年开始，我国各省区市对非洲各国实施医疗援外“分片包干”策略，其中，河南省于1974年3月开始对口支援埃萨俄比亚，时任安阳肿瘤医院院长的梅庚年成为第一批援埃医疗队成员。他，永远长眠在了那片热土上。

安阳肿瘤医院成立于1972年，设计建设过程倾注了梅庚年先生的大量心血，可谓是他“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当他接到援非医疗任务时，面对刚刚建成的医院，怎能忍心离去？

梅庚年先生的儿子、安阳肿瘤医院胸外科医生梅平对记者说，梅庚年能够欣然接受组织上的援外任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机动医院工作，和著名的白求恩大夫做同事，深受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梅庚年时常被莫名地批斗，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虽然我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但国内环境实在不好，不如先出去非洲待两年再说，你多保重，照顾好家。”这是梅平偷听到父亲临行前对母亲说的话，竟也成为了他听到父亲最后的声音。

据梅平介绍，梅庚年去的是埃塞俄比亚卡法省省会季马市。当地自然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和水平也十分落后。时任中国医疗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的梅庚年每天都组织队员学习《纪念白求恩》一文，告诫大家“放下专家架子，以实际行动增进相互了解”。很快，他们便用精湛的医术赢得了当地社会的信任和赞誉。

卡法省副省长阿巴比耶曾亲自把自己长期患坐骨神经痛的父亲送到季马，经梅庚年团队针灸治愈后，老人专程赶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过电台赞扬中国医疗队和针灸疗法。后来，亚的斯亚贝巴电视台还为梅庚年团队拍了电视片，全国播放。这样一来，慕名上门求医的患者更多了，时任埃塞俄比亚卫生大臣的贾马尔看到前去就诊的人群络绎不绝，则风趣地说：“季马成了朝圣的地方”。

1974年国庆节来临，当地卫生局长莫加安排中国医疗队放假。但当梅庚年看到一大片露宿草地等待就诊的患者时，便决定全队不休息。莫加局长得知这一消息，竟感动得落下泪来，说：“请原谅我今天的激动，这是我14年来第一次。我真正感到你们同他国医生不一样，你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假如医院所有的人都像你们中国人那样工作就好了!”

梅平告诉记者，从父亲同事口中和父亲寄来的信中得知，父亲梅庚年时常白天看病、做手术，晚上写材料、夜查房，从不逛市场、看电影。一天下来，他要接诊300多人次，还要做4至7例手术，最繁忙的一天，他看了313名患者、做了7台手术。紧张的工作和长期的劳累，使梅庚年的高血压、心脏病几次复发，身体也日渐消瘦。队员们劝他去首都住几天休息疗养，他却说：“我的岗位在季马!”

1975年8月1日，梅庚年接到我国大使馆任务，加木戈法省发生严重旱灾，急需中国医疗队支援。梅庚年连夜召开紧急支委会决定救灾人选，会上他第一个报了名。使馆党委得知他要去灾区时，考虑到整个工作和他的身体状况，劝他留下，但他却坚持要去。

然而，谁成想，救灾结束后，梅庚年在返回亚的斯亚贝巴途中发生车祸，不幸以身殉职，年仅51岁。牺牲后，埃塞俄比亚政府为梅庚年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季马人民分别用中、英、阿姆哈拉文为其竖立了3块大理石墓碑来纪念他。

5 1985年5月29日，中非共和国总统科林巴亲自签署命令，授予程纪中骑士勋章，并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梅平说，埃塞俄比亚政府给他们家里寄来个骨灰盒，打开后，里面只有父亲的一缕头发。从那时起，梅平下定了学医的决心，并最终在父亲所创建的医院中如愿当上了医生。

2018年，正值中国援外医疗55周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人员曾联系梅平，要拍一部周年纪录片，主人公正是梅庚年先生，名字叫《国家任务》。而在大洋彼岸的非洲季马，在梅庚年墓碑所在的巴吉村，刚刚开通了一条公路，名叫梅庚年路。

程纪中：英雄司机获骑士勋章

在中国光辉的医疗援外史上，为国献身的不仅梅庚年一人，而子承父业立志从医的也不止梅平。程纪中和程军父子前赴后继，把生命和青春献给援外医疗事业的英雄事迹，至今被中非共和国的人民广为传颂。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汽车尚未普及，更何况非洲，懂驾驶的人在中非两地寥寥无几，可谓是高技术人才。因而，中国派遣的援外医疗队中，除了医护人员外，还有个特殊的职业——司机。

1984年7月，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优秀驾驶员程纪中接到援外医疗任务，在通过政治考察后，成为第四批援中非共和国医疗队的一名司机。当时，全家人都为程纪中入选而感到骄傲。

程军告诉记者，父亲那支医疗队工作的洛巴耶省，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物资极度匮乏，以至于医生开具的处方中，不得不加入煤油、矿泉水、自来水等物品，煤油是用来照亮的，矿泉水用来服药，自来水是让患者洗手的。而医疗队的日用品、食品等需要定期到100多公里外的首都班吉去采购。工作条件更是简陋，医疗用电靠发电机支持，用水要到20公里外的采水点用汽车运输。

程纪中作为援外医疗队的司机，除了负责接送医生和患者外，还兼职负责后勤工作。他不仅每天开车接送医生们去离驻地10公里的医院上下班，到20公里外的一个水井拉水，负责队里伙食采购，还要维修保养医院的发电机，保障医疗队用电。

“那时还没有电话，父亲也很少来信，只知道他在国外非常忙。”程军对记者说，后来从浙江省原卫生厅得知，程纪中虽然承担着队里最繁重的工作，但他总是精神饱满，积极主动，任劳任怨，不论是节假日，不论白天或夜晚，只要是工作需要，他都随时保证出车。在中非开车很辛苦，路面差、道路泥泞、高低不平、车轮打滑，驾驶汽车非常吃力，但程纪中总是全神贯注，谨慎行驶，从来没出过差错。

此外，程纪中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维修车辆和机电设备，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而在生活中，他更是不怕脏，不怕累，平时待人热情，助人为乐，把中非群众当作兄弟，常常帮助医院的当地司机修理救护车，因此中非朋友都把他当作知己。就连手术室的玻璃储水瓶破了，他也耐心细致地把一堆碎玻璃用万能胶一块块地拼粘好，让医护人员继续使用。

1985年3月20日，下午2点多，程纪中还没有吃午饭。他刚准备回驻地，听说医院电路坏了，检验室急等通电化验，二话没说，便投入电线检修工作中。程纪中发现天花板上的电线被老鼠咬断了，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爬上去修理。正在紧张工作时，天花板突然碎裂，程纪中从高处跌下，由于头部着地，不治身亡，以身殉职。

5月29日，中非共和国总统科林巴亲自签署命令，授予程纪中骑士勋章，并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允许家人出国瞻仰父亲的遗容，据程军回忆，那时的他只有17岁，并不清楚骑士勋章等各种荣誉代表什么，他只知道父亲没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和母亲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很久……

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后，程军决心学习医学专业。1988年，程军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父亲工作过的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脑外科医生。程军动容地说，“正是父亲勤劳奉献的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因为父亲，我选择这个职业，选择了这个专业。”

2000年8月，在母亲和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程军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追寻父亲的足迹，毅然参加了援外医疗队，成为第9批援中非共和国医疗队队员。

“我和父亲虽然都在中非共和国援外，但并不在同一个省，到了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当年的工作生活环境是多么艰苦，这更加坚定了我援外的决心。”程军说道。

2002年6月1日，程军在结束援外任务回国前夕，来到父亲的墓地敬献花圈，祭奠亡父。在父亲的墓前，程军含泪说：“爸爸，你安息吧，我长大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援外医生。”

孔晴宇：和埃博拉的遭遇战

2007年，原卫生部印发《关于援外医疗工作人员管理办法(试行)》，对参加援外医疗队的成员，从品德、技术、语言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规范化要求。随后，各地卫生主管部门又在此基础上，出台了各地的援外规定，如北京市要求，为了便于协调管理、掌控大局，参加援几内亚医疗队的医院必须由院级领导带队。在此情况下，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孔晴宇主动请缨，成为了2012年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可当干劲十足的孔晴宇刚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便遭受了一个“下马威”。

埃博拉病毒爆发后，孔晴宇（左三）立刻指导院感控制工作。

孔晴宇告诉记者，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他和同事打着伞步行去中几友好医院，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直击地面，同事顿感浑身麻木，一动也不能动。一段时间后，他才慢慢恢复了知觉，幸亏没造成伤害。后来得知，几内亚这个国家铁矿石蕴含丰富，就连铺的地面都是由铁矿石铺建而成的，所以雷电会直击地面，每年几内亚有几百人被雷电击死。从此以后，医疗队成员再不敢雷雨天气徒步外出了。

除天气恶劣外，几内亚的社会环境也很不太平，执政党和反对党矛盾很大，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医院里的保洁人员打扫卫生时常会捡到院外飞来的子弹头。2013年5月的一个下午，孔晴宇在去医院的路上，一颗流弹“嗖”的一声打在他面前不到5米的地方，顿时冒出了一股黄烟，孔晴宇惊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反对党对中国人也很友好，但有时难免会‘躺枪’”。孔晴宇对记者说，当时为了保障中国医疗队的安全，当地政府为医疗队配了专车和政府车牌，平时警察见了政府车牌，都会提供额外保护，但一旦两派冲突，这辆政府车牌的医疗专用车就不安全了，几次被打砸。

不过，这些危险在孔晴宇眼中，还都是“小儿科”，最大的危险，则是他刚好赶上了2014年初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在病毒爆发最严重时期，他带领医疗队与埃博拉打了半年的遭遇战。

据孔晴宇回忆，起初，有几个发热、呕吐的患者前来就诊，医生们都不知道是埃博拉，还以为是常见的热带病，结果接诊的当地医生因为没有戴手套和洁手的习惯，很快接二连三地倒下了，其中有6名医护人员不治身亡。由于经历过非典，孔晴宇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开展病毒分析，结果发现是死亡率高达60%～90%的埃博拉病毒，比非典凶险数倍。

时任中几友好医院副院长的孔晴宇，立刻将这一紧急事态上报，并召开全体会议，宣布中国医疗队全面抗击埃博拉。

随后，孔晴宇一边忙着收治各地的埃博拉患者，一边为该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感染措施，如医务人员戴手套口罩、医疗器械严格消毒、医疗垃圾一律分类焚烧等。看见医院里的当地护士因为患者太多，而用矿泉水为患者清洗伤口时，孔晴宇立刻对医院院长提出了严正交涉，说道：“如果不改，我们将停止合作，停止药品供应。”在孔晴宇的坚持下，该院最终把矿泉水都换成了生理盐水。无菌观念的普及，使院内感染率从30%降到了个位数。

为何埃博拉会在非洲肆虐呢？孔晴宇调查后得知，埃博拉通过体液传播，非洲人多为穆斯林，亲人在给死者洗礼的过程中，不仅要抚摸尸体，甚至还要亲吻尸体，这是导致埃博拉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孔晴宇专程到几内亚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民众普及埃博拉病毒的预防措施。

2014年9月，由孔晴宇带领的这支援外医疗队顺利完成了任务回到中国，由于在抗击埃博拉中的突出表现，孔晴宇和他领导的医疗队获得了最美医生、感动中国人物、2014-2015影响世界华人大奖、联合国南南国际组织2015年国际合作奖等荣誉。

孔晴宇对记者说，比起援外医疗的前辈们，现在非洲的条件好了，我国的援外政策也改善了，援外期间还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可以回国，所以，他所遇到的困难都不算什么。“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回到几内亚看看，看看风景、看看朋友。毕竟那块土地饱含了我们的青春和热血、汗水和泪水，有真感情。”

杨得海：让中医在海外开花结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逐渐提升，大国形象日益凸显，为了树立国人的良好国际形象，国家对援外医疗队的管理也更加严格。2016年8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援外医疗队员选拔暂行规定的通知》，不仅对援外队员归国后的待遇、晋升给予倾斜，而且对援外人员的选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宁夏中医医院骨伤科医生杨得海告诉记者，他在2016年10月主动报名参加援外医疗队时，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就连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都在考试范围内。

与综合医院的援外医疗队不同，杨得海认为，随着《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等中医药政策文件的发布,我国中医药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医药“走出去”正迎来最好发展时期。而他作为一名中医院的中医师，将中医技术带到大洋彼岸，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许多事情比想象的要难，杨得海告诉记者，在海关，他费尽了口舌，安检人员才允许他将针灸用的银针带上了飞机。

杨得海所去的国家，是非洲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贝宁，他所在的小组是保健组，承担在首都科托奴为总统和政府高层人士提供医疗保健的任务。“能成为一个国家总统的保健医生，我感到万分荣幸，这更加有利于中医技术的推广。”杨得海说道。

近水楼台先得月。果不其然，在总统的倡导和宣传下，中医药在当地和周边国家的精英人群中迅速推广，甚至吸引了不少欧洲人慕名前来。不过，中医药只在上层社会传播，这与杨得海的初衷差很远。如何让中医药走进当地人民，为广大贫困群众救死扶伤，为此，杨得海时常下到基层，为当地老百姓义诊。

宁夏中医医院骨伤科医生杨得海(左一)与他的同事、患者和徒弟。

贝宁的基层群众对针灸、拔罐、推拿等传统中医疗法十分陌生，这让不少患者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在当地人眼里，浑身插满银针根本不是治病，而是种自我体罚。杨得海告诉记者，多数贝宁老百姓第一次找他看病，都抱着好奇的态度，但往往立竿见影的现场治疗效果，或一两个疗程下来，就会对中医刮目相看，对这种“东方的魔术”赞不绝口，从最初的怀疑、好奇到最终认可和接受。

眼见贝宁人民对中医如此喜爱，杨得海决心在这里留下一支“不走的中医医疗队”，于是他组织了其他队员，通过临床带教、共同手术、举办专题讲座和培训班等各种形式，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中医技术，为贝宁国家培养卫生健康人才。一段时间下来，当地的医务人员对臂丛神经、颈丛神经、股神经的走位，以及体表定位点和进针方法有了很大的认知和提高。

虽然直至杨得海离开非洲时，贝宁当地的医务人员还无法熟练地开展中医诊疗技术，但杨得海相信，对于吃不起欧美药、付不起手术费的非洲人民，中医以其低廉的治疗成本有着广阔的推广空间。杨得海说：“通过一批又一批援非医疗队的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医药一定能在非洲大陆开花结果，这便是传承的力量。”

是的，回首55年前，当时在非洲并没有中国的工程队、勘探队、企业和商人，非洲人民正是通过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医疗队，从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而承担援外医疗这项国家任务的英雄们，在前仆后继中铸就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用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使援外医疗队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块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