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

父亲小时候的故事最有趣的一则，是大家庭中十来个少男少女组成“花子旅游团”出游。春风暖，蚕豆熟了，原野在召唤。口袋里没什么钱，厨房米缸中偷一小袋米，拿个铜罗锅背上，于是乎装备齐全地出发了。上世纪20年代，昆明人口不到十万。在这个孩子王的带领下，这群“离家出走”的小叫花子，半个时辰就出了城。小河里逮泥鳅，捉虾，田里偷蚕豆，有米有锅，这就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城市一圈圈扩张，等我到了他们那个年龄，郊野不再“伸手可及”。小学、中学每年组织的春游是我们一年之中最重大的节日。满怀欣喜地盼望，头天晚上兴奋得难以入睡。出游皆步行，排着队、唱着歌的兴高采烈至今难忘。归程通常筋疲力尽，草鞋或手工缝制的布鞋不耐远路，拖着被磨起泡的脚，一拐一拐走回家，兴致不减。多年后看到美国画家Norman Rockwell的画，“郊游归来”：小女孩手上拿着植物标本，头上的花蔫了，人也蔫了。似曾相识，我不由会心地笑起来。

1950年代中期进入初中，班集体旅行多了名目，踏青之外，还有四月四植树节，期末旅行。植树节一律去滇池边泳滩“海埂”，一人发一小捆柳条，土里一插，浇点水就完事了。有个同学告诉我，如果将柳枝倒过来栽，芽朝下，长出来的就是垂柳。看着周围枝条柔情一般下垂的柳树，我当然都如此办理。种树要不了多少功夫，湖岸寻找彩色小石头令我们乐此不疲。浪花拍岸退去的时刻，阳光下五彩石砾闪烁，捡到“宝石”的女生大呼小叫。男生在水里游泳，岸上打侧手翻，做出各种试图引入注目的动作。

我们曾经到西山华亭寺住过两晚，暮鼓晨钟在山间回荡撼动心灵的感觉终生难忘。也曾在大观楼旁的小岛上已被收归国有的旧时官僚私宅“庾家花园”住过。印象中从早到晚就忙于准备三餐，在老师的指挥下下，户外生火煮饭，湖边淘米洗菜。这些平时被我们厌恶的活计变成愉快的游戏，男生女生争相表现。此行的高潮是湖中划小船，“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迎面吹来凉爽的风”，一切都是真实的写照，感觉自己就是电影里那群美丽的少年男女。

那时所有的外宿旅行都得自己背上行李，来回步行。已经不记得我们这些十来岁、瘦廋弱弱的小女孩怎么对付过来的，只记得每次都是父亲替我打背包，外面裹上他当年做公路查勘时用的一床防水“油布”。初中二年级策划期末旅行时，大家觉得去公园、庙宇太平凡，决定去滇池边的渔村“柳林”住上一星期。我们的班主任，美丽、出身世家的生物老师金韵华是全班同学的女神，受到金老师的差遣就像得奖。这回中头奖的是班长、威望仅次于金老师的一位男生。他任大厨，我和几个女生做他的下手。至今我对他满脸汗水、抄着大锅铲炒菜的样子还有印象。

下学期开学，不见了班长，老师说他到北京上学去了。男生尤其难以接受他的不辞而别，他曾像个万能的大哥哥一样照顾同学。有个男生家中发生变故没钱吃饭，班长在同学中凑钱给他买饭票。将近半个世纪后我在巴塞罗那见到他。他说在柳林那些天，一直想告诉我他要走了，却未能开口。他常常去我家附近足球场踢球，在我家门口兜来兜去，希望碰到我说声再见。我却没有出现。

上高中后学校不再组织郊游了，那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年代，并非要上战场去打败国家的敌人，而是要举国上下拼了命地超过他们，老人小孩亦不例外。学校周末不放假，在校园中由花园改成的菜地上耕种；农忙季节下乡劳动，帮助农民割麦子之类。从没拿过镰刀的孩子累得半死，农民看着七长八短的麦茬和一地麦粒心疼。

197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成人，城市里有配了杂粮的粮食供应，吃不好，能吃饱。我遇到一群乐山乐水的朋友，逢周末，骑自行车出游，“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此外，一道听音乐，读诗，学古文，学英语，游泳，打羽毛球。父亲笑我们乃叫花子养鹦鹉，苦中作乐。

当时我以为全国城市的年轻人都和我们昆明的生活方式差不多。1970年代末去到广州，才知道“人各有志”。表弟星期天早上5点钟起床，骑自行车去郊外买鸡，令我奇怪之极。我们在周末一定睡个懒觉，做点约伴骑车冲向郊野之类闲事。怪不得表弟妹面色都比我们红润。

当年的玩伴各奔东西，每想起他们，心里响起那支歌：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友谊虽然没有地久天长，故乡山水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