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玲

(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墓葬中均出土有形制各异的石棺，但这些石棺多为数块石板的简单拼砌或仿木结构，而仿照现实世界的房屋建造石棺并大量出现，始于北魏平城时期。

已发表资料的房形石室约有6件，依其时间早晚排序分别为: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石室[1]、太安四年(458年)解兴石室[2](P8-9)、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毛德祖妻张智朗石室[3]、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宋绍祖石柩，[4]还有2件无纪年铭文，一件为智家堡石室，[5]另一件为西京博物馆所藏北魏石室。[6](P74)此外还有大同城区华宇工地北魏石室、沙岭北魏夫妻合葬石室等未发表资料的数件石室。

因在其它发表资料中，对部分石室的结构特征、壁画铭文等描述已经非常详细，此不赘述。关于石室的定名，在文献记载及壁画铭刻中有“石椁”、“石柩”、“石堂”、“石室”之说，其均有指石棺之意，本文采用“石室”之名。下文简要介绍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所藏两件石室及毛德祖妻张智朗石室。

解兴石室。砂岩石质。长方体，彩绘仿木建筑构件，顶部为平顶，平铺4块厚约10cm的石板，四周均有出檐；四壁由12块石板组成。石室底座也以石板拼接而成。该石室彩绘壁画，其做法是在石壁上先刷一层白灰，然后彩绘，彩绘建筑构件、纹饰及墓主人生活场面等。在门楣上，由右至左竖写着一段墨书文字:“唯大(代)太安四年，岁次戊戌，四月甲戌朔六日己卯。解兴，雁门人也。夫妻王(亡)，造石室(堂)一区之神柩(祠)，故祭之。”(图1)

图1 解兴石室

北魏石室。砂岩石质。单檐两面坡悬山顶，抬梁式承重墙结构。前壁缺失，东西山墙与后壁由7块石板拼成，立于5块长方形础石上，前壁中央立一圆形石柱，顶端雕成方斗形，上承三角形梁架，部分石板外侧朱书:“东”、“西”、“中”等字。无铭文及壁画。(图2)

图2 北魏石室

毛德祖妻张智朗石室。石室整体长260cm、宽160cm、高220cm。主体结构由10块支撑板，2块挡板，2根三角梁，1根横梁，8块顶盖组成。其中1块支撑板残断、4块严重残缺，顶部盖板只剩部分脊饰和残片。整件石室采用嵌入式高浮雕技法，石室内置石雕棺床，采用高浮雕、浅浮雕技法，分上中下三层有序雕刻缠枝葡萄花鸟纹、兽面纹和浪尖纹等纹饰。石室前部内外侧和两侧前半部分均绘有壁画，壁画采用重彩鎏金等技法，绘有门神、羽人、花鸟神兽、出行、侍女等内容。

这些已发现的石室，虽均为仿木结构，但形制各异，使用这些石室的墓主人既有鲜卑人，也有汉族人，可以看出，这一文化现象是北魏平城这一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特定人物作用下的产物。

一、墓葬分布及形制

从目前出土房形石室的墓葬来看，这些墓葬大多数分布在马铺山以南，御河以东地区(图3)。近年来，大同御东地区建筑工地的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数件房形石室，解兴石室、毛德祖妻张智朗石室及沙岭北魏夫妻合葬石室均发现于这一带。在北魏平城时期，王公贵族墓多分布在这一带，比较典型的墓葬有司马金龙墓及宋绍祖墓。可见当时的北魏上层社会比较流行使用房形石室作为葬具。

图3 房型石室墓分布图

分布在御河以西，明堂遗址以南的墓葬有两座，分别为华宇工地北魏石室墓及智家堡石室墓。除在平城以东、以南地区发现石室墓外，在大同阳高地区也出土了房形石室，而且有铭文题记，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座墓的墓主人为鲜卑人尉迟定州。从出土情况看，在平城北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石棺床，石质生活用品等。使用石葬具，是当时北魏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风气，除在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墓主人墓葬中出土了石棺床，在南郊北魏墓群等一些平民墓中也出土了石棺床等石葬具。但是，根据墓葬出土情况，房形石室的使用者应多为当时北魏社会中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

出土房形石室的墓葬形制多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代表墓葬有尉迟定州墓与宋绍祖墓；也有部分墓葬为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如智家堡石室墓及沙岭北魏夫妻合葬石室墓。智家堡墓葬内文物因在工地施工时遭民工掠取，后经调查追回，清理墓内随葬物有灰陶及釉陶器，玻璃小杯、铜鍑等。而在沙岭北魏夫妻合葬石室墓中却鲜有随葬物发现。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两座土洞墓并不一定代表墓主人为平民或普通身份的人，智家堡墓内出土了玻璃小杯，而玻璃器在北魏时期应该为比较珍贵的东西，一般平民墓中很少会出土玻璃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北魏平城时期使用房形石室的墓主人多为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

二、文化背景分析

北魏王朝建国后，大刀阔斧地开展汉化改革，不仅学习借鉴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还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化，经北魏历代皇帝尤其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后，不仅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使传统的汉文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且融合了很多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元素，佛教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糅发展。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7](P2)汉文化的丧葬制度在北魏一朝有很大的发展。平城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仿木结构石室，本文认为主要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仿木构石室是汉墓葬形制逐渐“第宅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墓葬有其完整的墓葬制度及发展规律，西汉武帝以前多为竖穴墓，墓内置棺椁，且有一套完整的棺椁制度；西汉以后逐渐发展为带斜坡墓道的“横穴墓”，仿制生前庭院住宅布置有门庭、天井、墓室等结构。人们学会为死者构筑一个立体的，更像生前的生活环境，称之为“第宅化”。

汉代石棺多出现于四川地区，在山东及关中地区也有发现。人们在棺椁上刻绘仿现实建筑物大门，如山东曲阜韩家铺安汉里石椁，山东邹城卧虎山的西汉墓石椁，在石椁外刻有铺首衔环门。在河西地区的十六国墓葬中也出现了在棺上雕刻大门的案例，陕北米脂党家沟的石棺上绘制一对凤鸟叼铺首衔环的大门。四川地区的石棺上绘制升仙、驱邪镇墓等题材较多。

受北魏统治者汉化政策及思潮的影响，在北魏平城时期，不仅继承学习了汉文化，而且推动了汉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北魏墓葬中房形石室及石棺床的广泛使用受汉代丧葬观念的影响，到北魏平城时期这种思想观念发展到顶峰。房形石室，更加接近真实生活中人们的居住环境。根据出土的石帐础及残留木栏杆判断，许多棺床上面还罩有帷帐。七里村北魏墓群M1的木质帷榻地柎南部放置3件石础，柱孔内残留木质痕迹。在棺床周围附近同时出土柱础及木栏杆，推测它们很可能是支撑帷帐的构件。人们按照生前的居室布置来构建其去世后的墓葬布局，是古代人们“视死如生”观念的直接体现，也是汉代丧葬制度中“第宅化”的继续发展。这就从考古墓葬发掘资料的角度佐证了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也反映了北魏王朝对汉文化的大力接纳与传承。

其次，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云冈石窟的开凿及拓跋鲜卑族的传统习惯也有很大关系。在东北地区的三燕壁画墓中，也有许多墓室以石块垒砌，墓室中还有石棺，形制为梯形，应主要是受拓跋鲜卑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内蒙古及东北地区的许多鲜卑墓葬中，木棺也多呈大头小尾的梯形形制。用石块搭砌石椁或墓室，在鲜卑早期墓葬中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石料的取材成为平城大量石葬具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砂岩质地较软，易于雕刻，因此我国大多石质文物都属于砂岩类型，我国的砂岩集中分布在四川、云南、山东地区，山西也有分布，这些地区也是石窟及其他石质文物分布较多的地区。大同地区属典型的砂岩石质，石窟开凿过程中挖凿出来的大量石料，很可能就是人们雕凿石室、石棺床及其它石质文物的材料。从观念上来讲，北魏统治者大力倡导佛教，开窟造像之风盛行，人们把佛像雕刻在山崖上，不仅寄托着对佛的尊崇和信仰之情，更代表着一种万古长存的希望。云冈石窟的开凿也为石头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宗教色彩。因此北魏人们在墓葬中大量使用石室，很大程度上受当时开窟造像之风的影响，他们也用“置换”的手法，将石头制作石室及其他石葬具，希望他们在地下的居室长存不朽。

三、北魏石室形制来源探究

早在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在西北的黄河上游地区及东北地区都有发现，但其形制上与北魏出土的房形石室没有直接的联系。中国最早的房形石棺出现在四川地区，如乐山市沱沟嘴崖墓石棺棺盖雕刻单檐庑殿顶式，棺身雕出房屋的框架。内江市红樱1号崖墓出土的石棺，与北魏平城出土房形石室的形制及制作方法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平城石室可能受四川崖墓石棺之影响。巫鸿先生推测，其可能是由于五斗米道或天师道而传播。但这一说法很难考证。

仿木结构建筑的石室在汉代的山东地区也出现过，是放置于地面之上的石祠堂，如山东长清孝里铺孝堂山石祠、嘉祥县武宅山武梁祠、金乡县里楼村石祠等均为单开间或双开间单檐悬山顶结构。长清孝堂山郭氏石祠坐北朝南，面阔两间，进深一间，屋顶为单檐悬山卷棚式，前檐一共有3根石柱，均为八棱形，中间一根较粗，与后山墙承托起三角形石梁，两边两根石柱较细。墙壁均用石板砌成。

这些石祠堂一般放置在墓葬前面，有的将祠堂部分掩埋在墓葬封土中。东阿芗他君祠堂题词曰:“起立石祠堂，冀二亲魂零(灵)，有所依止。岁腊拜贺，子孙欢喜……”这段题词可以看出，石祠堂乃是为逝者灵魂饮食起居而设，也是后代祭祀祖先之地。同时也可看出当时的丧葬观念，人们依照现实生活去设计自己在往生世界里的生活场景。据《水经注》记载到北朝时期，地面上还保留有很多石祠堂。

平城北魏墓葬中石棺的形制与山东地区石祠堂的形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借鉴石祠堂的形制。当时北魏王朝在统一北方后，从山东地区迁徙了大量的能工巧匠至平城。泰常三年(418年)“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河于京师。五月壬子，车驾车巡，……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袭冯跋，……道生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8](卷3《太宗纪》)皇兴三年(469年)五月，“徙青齐人于京师。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8](卷48《高允传》)而这些地方正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将其大量人口迁出至平城的地区，其中迁入平城的人口不乏当地的能工巧匠，北魏平城石刻艺术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工匠的传承与发展。

总之，受“第宅化”观念的影响，平城时期的鲜卑人或汉人，模仿地面石祠堂的形制来制作自己在往生世界中的居室。使用这些石室的墓主人既有鲜卑人，也有汉人，可见这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思潮。虽无法判断这些石室是否为《魏书》中记载的“秘器”，但可以推断使用这些石室的人应为当时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受平城石葬具的影响，在迁都洛阳的北魏后期，房形石室、石棺床及围屏石榻等进一步发展，对隋唐及以后葬俗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