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伟

摘要：一方面，国内存在的复杂性、系统性社会矛盾要求国家治理的综合化、协同化，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中分权化、部门化、碎片化现象严重，现实困境及参与全球公共事务、贡献中国智慧的需要要求转变国家治理方式。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操作性困境，将协同治理的理念融于顶层设计之中，贯穿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各个层面。他强调协同治理要体现人民本位，运用辩证思维，并注意发挥制度保障和调查研究的作用。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内容广博、富有创见，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协同治理；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D610； 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09

協同治理是应对复杂性、系统性的治理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科层制的纵向线性治理模式的扬弃。它以协同学和治理理论为基础，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利益共同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互相配合、相互协调、协同进步以达到协同治理优势。它是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兴起的一种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已经成为“各国完善公共服务提供的趋势”[1]。

目前，中国已进入发展战略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交织、叠加在一起，呈现出复杂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国家治理理念和方式还存在不适应的情况，还存在分权化、部门化、碎片化的治理倾向，国家治理的效能被严重削弱。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操作性困境，在深刻把握社会矛盾新表征和国家治理规律的基础上，富有创见性地阐述了协同治理的思想。

一、习近平协同治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应对国内复杂性、系统性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

随着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系统不断出现各种冲突，国内矛盾表现出三大特征：其一是复杂化。国际层面，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交织在一起，资本的逻辑与主权的逻辑互相碰撞、交锋；国内层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呈现新形式，主要社会矛盾和次要社会矛盾、浅层次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社会问题交融在一起，错综复杂。其二是系统化。改革开放以来，容易改革的领域和方面已经改过，不易改革的领域和方面呈网络状，受体制、机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社会矛盾往往固化、体系化，枝蔓层面的局部、单方面改革难以撼动。其三是同期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中积累的社会问题几乎同时集中出现，而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导致它们的副作用外溢。

社会矛盾积累带来的后果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较大差距；贫富差距、既得利益固化、社会保障不健全、消极腐败等社会问题还将在一定时期存在，与人民的预期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客观存在影响了人民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判断，在国内外局势变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偶发性的社会事件可能会产生波浪效应，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特别是人民的正当利益诉求在正常渠道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非制度性的社会参与行为增多，大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风险、难度和成本。要改变这种境况，必须探寻解决系统性、复杂性社会矛盾的方法，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维度重新审视社会矛盾解决的合理性、科学化路径、手段。

（二）革除分权化、部门化、碎片化的国家治理弊病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的全面安排和调整，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协同增效。然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尚未完全从革命党的治理思维中转变过来，还存在路径依赖的方面；各级政府还习惯于牢牢把持权力，尚未形成权力让渡、多元协同治理的意识；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还存在“本领恐慌”、“能力不足”的状况，他们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表征把握不透彻，对人民群众的愿望了解不深入，对解决社会矛盾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不熟悉。目前，在国家治理方面还存在三大弊病。一是治理分权化。忽略社会矛盾之间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将权力分散在不同组织和人员之中，且彼此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上级与下级之间、同级不同部门之间“各人各扫门前雪”，国家治理的摩擦成本、协调成本增加。二是治理部门化。在国家治理方面，我们基本上采用的是部门负责制，优点是权责明晰、责任到位，缺点是很多具有区域性、全局性的问题，单一部门难以解决，而多部门共管又权责模糊，多头治理、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治理效率低下。三是治理碎片化。缺乏全局意识和顶层设计理念，将本应该系统化、整体性解决的问题分成若干部分分而治之，这样造成的结果不是“1+1=2”或“1+1>2”，而是“1+1<2”。

当前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顽疾”、“硬骨头”都涉及多领域、多个层面，且互相牵制、相互交织，如果继续沿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或“九龙治水”的治理方法，必然会“碰钉子”、“涉险滩”而难以凑效。比如，很多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全局性，需要多个部门、多个方面的协作配合，然而实际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治理部门化，“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2]109，互相工作不对接，另一方面，治理分权化，“污染防治职能分散在海洋、渔政、公安、交通等部门，资源保护职能分散在矿产、林业、农业、水利等部门，综合调控管理职能分散在发改委、财政、国土等部门”[3]，经常出现争功避责的局面。导致的结果是生态环境治理声势浩大而收效甚微，不必要的行政成本与社会资源浪费太大。

（三）参与全球公共事务、贡献中国智慧的必然要求

今天，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整个世界成为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恐、缉毒、维护生态安全等世界性问题需要多国参与、协作治理，中国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在协同治理方面积累了大量案例，留下了诸多经验教训可资镜鉴。比如盛行于西方几十个国家的社区森林管理（也称协同森林管理），它改变了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采用直接授权给当地居民的多主体“水平式”协同治理模式，一方面解决了森林地区贫困化问题，另一方面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总结世界其他国家协同治理的规律和普遍性做法，反思他们在国家协同治理中的成败得失，然后将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和做法与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协同治理理论和做法，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二、习近平协同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将协同治理的理念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之下，融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形成了内容广博、富有创见的协同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包括：

（一）将协同治理思想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注重国家治理的联动效应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和历史使命的改变，国家治理的演进逻辑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从全局出发整体谋划、全面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党中央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做出的科学论断，而十八大以来提出并形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更是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做出的重要战略安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举措，四者统一于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涉及到的四个方面，不是平行推进的，也不是简单交叉推进的，而是全面推进中的协同推进，协同推进中的全面推进，也即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4]17。可以说，协同推进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本质特征和鲜明特色，是贯彻实施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习近平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宏大的系统工程，“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唯有如此，才能“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4]80“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布局，而要解决好这一矛盾、贯彻实施这一布局必须“协调推进”[4]12。

不仅“四个全面”总体上要协调推进，而且内部各构成部分彼此之间也要密切配合、协同运作。在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主题时，习近平形象指出：“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4]13鸟要展翅高翔，必须双翼协调一致、保持平衡；车要高歌猛进，必须双轮步调一致、配合得当。若双翼、双轮配合不得当、不协调，则鸟不能如意飞翔，车不能顺畅前进。“双翼”、“双轮”说恰恰是习近平协同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将协同治理思想贯穿于改革的各个层面，强化协同优势

协同治理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的各个方面。改革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改革的顺利进行端赖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运作、集成发力以实现整个改革系统的最优化运作，取得“整体结果”[4]79。习近平强调指出：“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进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2]44。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改革的误读，他特别说明：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协同推进的过程，不存在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的问题，只存在哪些方面改革还不到位、哪些方面改革还不协调的问题。具体而言，习近平全面协同推进改革的思想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1. 区域协同发展。包括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协同性和国内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前者包括统筹各类资源，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在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2]129，打造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快实施自由贸区战略等。后者包括自觉打破地区本位主义和“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推进区域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统筹发展，使整体利益产生乘数效应。防止“各取所需、挑三拣四，甚至借改革之名强化局部利益”，以及“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 [2]15。

2.“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指出：“所谓顶层设计，就是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2]32他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求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5]。比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也会影响到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以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为例，这是个市场产品的问题，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也与生态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如果解决不好则影响民生，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与社会体制改革相关。所以，改革要确立全局意识、整体思维，正如习近平在谈市场经济问题时指出的，“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6]也即是要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体制改革的协同配合，最终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3.各系统内部协同发展。不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之间也协同推进，而且各自内部也要协同推进，外部协同推进和内部协同推进相互协调。比如，在经济工作方面，要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力争形成协同治理优势，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各行其是、相互掣肘”[2]50；在民生保障方面，要“协调推进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工作”[4]26；在生態保护方面，“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7]，推动人口、经济、生态协同发展；在依法治国方面，要构建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4]11。

4.改革措施协同一致。“协同推进，就是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2]32宏观方面，要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微观方面，包括整合好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政策资源，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等“五组”关系，使各项改革举措同向着力、协调共振，“在政策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2]39。

5.治理主体和治理过程的协同一致。克服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治理现象，“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4]63，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个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另外，推进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在内的协同创新，综合统筹战略、战役、战斗层面的问题，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良性互动的机制。

（三）运用制度保障协同治理，发展协商民主

治理是一种规则体系，它通过系列制度确立主体间一致同意并采取集体行动的规则，并保证其可持续性。因为协同治理扬弃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单纯依靠命令手段控制社会的方式，那么推进协同治理也不可能再沿用过去强制、刚性的人治手段，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强调制度伦理、制度理性的制度治理。早在给《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短论中，习近平就曾敏锐地指出，“改革的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对从法律和制度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8]，强调要发挥法律的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充分肯定了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根本作用。同样，对于如何推进协同治理，习近平认为制度建设是关键，必须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比如，在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他指出必须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解决“多头分管、责任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2]100。

协同治理是各治理主体基于共识而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互动过程，而要使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主体形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则必须建立对话和协商机制。协商民主制度是应对协同治理的必然和最佳选择，它为日益多元的利益表达提供制度性通道，有利于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把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2]31，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制度形式和独特制度优势，一方面拓展了社会主体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和方式，开辟了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渠道；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各主体在协商、对话、交流基础上互相配合、相互扶持，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一起参与国家治理。通过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改变政府权力嵌入社会权力、政府单一治理的状况，实现治理权威的多元化，可以建立协同治理的社会信任基础，形成协同治理的政治认同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和分歧，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和治理合力。

（四）坚持协同治理中的人民本位，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

协同治理往往面对的是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社会问题，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和诸多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要产生协同效应如果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那么在复杂的局面中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有时不仅不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习近平认为，人民群众是协同治理的主体和参与者，必须坚持人民本位为最高价值和行动准则，尊重人民群众的权益，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9]。只有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才能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4]88；只有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尊重人民群众在协同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才能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凝聚共识，才能保证协同治理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有效推进。否则，如果还是沿用过去政府全控全管社会事务的方式，容易导致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最终事与愿违。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2]37要有效推进协同治理，特别是发挥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就不能坐而论道、闭门造车。必须重视社会调研的方法，尽可能多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多咨询相关专家学者，“努力把真实的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4]165，进而从整体上了解事情的真相和全貌、抓住问题的本质，然后确立协同治理的基本思路、推进措施和方法，最后在实践中实验、检验，反复论证和科学评估，使零散的认识系统化、粗浅的认识深刻化，保证协同治理决策的科学性。

（五）掌握协同治理的方法，体现辨证思维

辩证思维也就是全面、整体地看待问题，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协同治理是应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根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具体社会矛盾而产生的治理理念，它是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推进国家协同治理，必须掌握社会矛盾分析法、联系的观点，抛却线性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全面而非片面地、系统而非零散地、普遍联系而非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10]。他认为“改革也要辨证施治”[2]32，要正确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改革发展稳定五组关系，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4]72。另外，协同治理不是同步治理，更不是均力治理，而是要运用好矛盾分析法，“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点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57，通过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它矛盾的解决。比如在工作重心上，以发展为第一要务，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影响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相应推进”[4]76；在体制改革上，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和牵引，“使各个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為政、分散用力”[4]68；在治理措施上，要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此外，也要把协同治理看成相互影响与演化的过程，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协同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在动态中处理各种关系，维持治理结构的平衡。

三、习近平协同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尽管习近平没有使用“协同治理”一词，但是他运用的 “统筹设计”、“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协调推进”等词本身就是协同治理思想的诠释，包含着协同治理的意蕴。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丰富了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通过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唯经济论”、实用主义等一度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潮。受经济理性、“数字出官”等思想的影响，GDP的增长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的主导指标，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特别是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居民贫富差距过大。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陆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强调社会协调、社会统筹，但是尚未将之上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予以重视，认识不系统，也缺少可操作性。针对新的历史时期的新问题新形势，习近平继承了我们党关于社会协调、社会统筹的观点并与时俱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下赋予了新的内容。

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创新性，是我们党全面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理念的进一步升华，是国家治理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党在治国理政的技术操作层面上从机械叠加走向集成优化；其二是针对性，是基于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过程中存在的现实矛盾而提出来的，是问题倒逼而产生的治理理念，具有现实针对性；其三是全面性，是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战线的战略思想，涉及到全球治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等方面，全方位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是在对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新的历史任务而作出的新论断、新决策。它摒弃了全能全控和碎片化治理的做法，深化了对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治國理政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有利于更有效地应对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国家治理危机

协同治理不仅是一种国家治理理念、思想，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法、手段，还是一种决策。协同治理强调在尊重多样性、竞争规则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目标一致、思想共识、行动协调，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它是应对社会系统内部越来越分化的趋势而提出的，与社会协调、社会统筹不同。其具体表现在：其一，主体不同。社会协调、社会统筹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或者权力机关，协同治理的主体则是多个，是多元交互共治，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市场、公民等，远比协调、统筹的主体宽泛。其二，权力来源不同。社会统筹、社会协调的权力来自统治阶级或国家授权，通过委托代理制由官员治理国家，政府权力膨胀，而协同治理的权力则主要来契约或制度，公共权力受到约束，私人权利得到保护和张扬，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治理方式不同。社会协调、社会统筹主要通过国家和政府下命令、作指示的方式进行控制，是单向的、刚性的、强制的，而协同治理则强调对话、协商、沟通、协作，是双向的、民主的、包容的。其四，治理绩效不同。协同治理的有效性最高。总之，从社会协调、社会统筹到协同治理，是线性纵向治理向交互联动治理的转变，是政府、民间组织、公民互动博弈、取得协同优势的伟大尝试。

当前，要破除改革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实现政府危机管理方式的改革，加强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筹，在协作互动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结构整合、功能整合和机制整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基于协同治理的需要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专门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同时，构建了包括专项小组、中央改革办、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组成的领导格局，力求做到在国家治理中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协作配合。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协调”纳入五大发展理念之中，提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协同治理认识的重大飞跃。这表明无论从理念上还是工作机制上，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协同治理的一揽子对策，它有利于解决影响全局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突出问题，有利于更好地破解改革过程中的操作性困境和瓶颈制约，缩小国家治理有效性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期待、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之间的差距。

（三）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的国家治理既受全球治理的影响，同时又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是全球治理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导，吸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协同治理的经验，同时糅合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智慧和其他国家协同治理的理论和做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做法。这可以为其他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提供参考，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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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2（1）.

[6]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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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02.

[9]习近平.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N].人民日报，2014-03-01（1）.

[10]习近平.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人民日报，2015-06-19（1）.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