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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欧洲和中国的纽带
——中国外销瓷

2018-08-10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8年7期
关键词:纹章外销英格兰

(泉州市博物馆,福建 泉州 362000)

2005年5月,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卖了数千件的明清瓷器,其中一只1733年制造的瓷盘上,除绘有英格兰科顿李氏(Lees of Cotton)的家族纹章外,瓷盘的边缘上还绘制了英国和中国的港口和城市风貌,绘于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圣保罗大教堂、伦敦桥等英国伦敦著名景点,与右上角和左下角的具有中国水墨画意象的中国景色相映成趣。这恰好体现出中国外销瓷在英格兰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是巧合,这个瓷盘的确反映出当代大批的中国外销瓷远渡重洋前往欧洲各主要城市的港口,并深深影响着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形态,而此时的英格兰也正逐渐朝海上帝国之路迈进。

无独有偶,在这只瓷盘制成的8年前,也就是1725年,英格兰著名的剧作家约翰.盖伊(John Gay, 1685—1732)有这样一首诗《致一位迷恋古中国瓷器的女士》(To a Lady on her Passion for Old China, 1725):

我心中掀起新的疑虑和恐惧;

是哪个情敌近在眼前?原来是一个中国花瓶。

中国便是她的激情所在,

一只茶杯 一个盘子 一只碟子 一个碗

能燃起她心中的欲望,

能给她无穷乐趣,能打乱她心中的宁静①译文引自:甘雪莉(Shirley Ganse)(著)、张关林(译),《中国外销瓷》(香港:三联书店,2008),第43页。。

这首诗更深切地反映了当时英格兰兴起的中国花瓶狂热(vase mama),此时欧洲各国的中国瓷器订单五花八门,英格兰的贵族家族也争先向中国订制绘有家族纹章的瓷器以显扬其家世,特别是成套的纹章瓷餐具,价钱甚至是一般标准餐器的10倍。欧洲的饮食文化于文艺复兴时期更趋精致,各个宫廷频繁地举办大型宴会,使得宫廷社会(court society)比以前更重视餐桌礼仪的规范,这个倾向由意大利宫廷开始并向外传播,最初在贵族阶层之间蔓延,之后亟欲向上提升的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也群起仿效。除了要维持用餐的方便和流畅,贵族更试图利用繁复的仪节,来区隔自己与他人,宴会如同一场大型、铺张的戏剧表演,每种食物该怎么吃、餐具该如何摆放、座位如何安置,都成为一种文化记号,象征了主人的高贵。能有幸拥有瓷器的宴会主人,自然会希望将极为稀有的中国瓷器安置在大型宴会中,不论是作为餐具或装饰,瓷器都不再只是一个商品,更是拥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

事实上,就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而言,丝绸和茶叶的贸易量都远大于瓷器,但是瓷器的贸易过程更为繁复:欧洲的消费者需先向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订购所需的瓷器纹饰和器型,公司再委托中国行商至中国东南沿海的各瓷器产地下单,最后由中国工匠按照订单制作。如此一来一往至少需花费3年的时间,当中更牵涉了中西双方的品味交流,而瓷器本身又比丝绸和茶叶更为耐久,能够流传至今,都使得瓷器的中西文化交流意义更为独特。

1 欧洲对中国外销瓷的订制、运输和销售

中国外销瓷的订制、运输和销售,一般引用的史料主要是藏于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的英属东印度公司《印度部门贸易文件》和《东方和印度部门收藏》两书,及由曾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秘书的马司(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所编写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书中提供了许多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数据。

在当时欧洲流行的风俗画(genre pictures)中,可以看到中国瓷器频繁地成为画中主角;而一些描绘欧洲贵族生活的画作中,中国瓷器也时常出现在欧洲贵族家中的茶桌上和室内装饰中,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当时欧洲的“中国花瓶狂热”已深入贵族的生活,并有其特殊意涵和象征意义。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就收藏有许多当时的珍贵画作。

英格兰随笔作家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在伦敦发行的《旁观者》在1711—1712年间每天发行,撰稿人以旁观者的姿态,描述对当代英格兰社会的观察和想法,其中也包含了数篇讽刺瓷器狂热和奢侈消费的文章;而丹尼尔.笛福,英格兰著名的论册作者、社会和经济评论家、小说家,在其著名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和同年出版的续集《鲁宾逊更多的冒险故事》中,更直接地抨击了中国瓷器所代表的虚妄,在这些作品中,笛福都明白塑造了其认为理想的英格兰人和英格兰国家的形象,反映出当代英格兰社会对中国瓷器和奢侈风气的响应。这些留下的文句,无不显示了中国外销瓷在当时国际贸易里所占的份量,虽然与中国出口大宗商品的茶叶和丝绸比较,瓷器仅位于第三位,但瓷器的功能和影响力却远远超过前两者:瓷器既可以耐久保存,又兼具实用品、收藏品和商品的特性,其影响力处于日常生活、艺术与商业的交会点,并透过远度重洋的贸易商,连结了世界两端的欧洲消费者和中国制造者的风俗和品味交流。

瓷器对当时的欧洲来说,虽然是中国独有之物,但瓷器(porcelain)一词却源于欧洲,而非译自中国原文,目前找到欧洲最早使用porcelain形容陶器的纪录出自1298年的马可波罗。在这份由马可波罗口述、比萨的鲁斯蒂切罗纪录的《游记》中②John Carswell, with contributions by Edward A. Maser and Jean McClure Mudge;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David and Alfred Sm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ctober 3-December 1, 1985,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 [I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David and Alfred Smart Gallery, 1985), P13.,这个词语除了用来形容福建泉州制造的精美白色瓷器外,同时也用来形容被作为货币使用的宝贝;除了中国外,印度、非洲等地也都使用宝贝货币,因此宝贝早已出现在商旅云集的意大利,所以马可波罗一开始就能指认出中国宝贝,而宝贝的外型白色圆滑且容易碎裂,和圆润光洁的中国瓷器颇为相似,也难怪马可波罗会将两者联想在一起,并都使用porcelain。

到了元朝时期中国的制瓷技术更进一步,藉由蒙古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掌控,使得中欧贸易更为畅通,更多的中国外销瓷开始进入欧洲人的生活,但由于其中经过多次的交易,欧洲能够见到的瓷器,价格必然都十分高昂;既然瓷器如此难得,欧洲的王公贵族对于中国瓷器更是推崇备至。1497年当葡萄牙探险家达伽玛寻求绕过非洲好望角以达印度的航路时,葡萄牙国王曼纽尔一世便再三叮宁其务必带回两样欧洲最渴求的物品:香料和瓷器,在折损了一半以上的船员后,达伽玛终于为国王带回了一些香料和一打瓷器,葡萄牙人也成为最早掌握中国瓷器交易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开始在印度收购中国瓷器,并更进一步地希望能直达中国以探寻瓷器的源头;1517年葡萄牙商船初抵中国之后,曼纽尔一世心心念念的仍是瓷器,1581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姻合并后,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便掌握了这条瓷器之路,通过澳门直接向中国订制瓷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欧洲国王可直接向瓷器产地订购瓷器的记录。

1579年英国海军名将、著名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乘金鹿号环球旅行时,在巴拿马附近捕获了西班牙商船圣母号,获得了丝绸、26 t黄金和1 500件瓷器,德雷克返回英国后,将几件价格不斐的战利品,当面进献给伊丽莎白一世,这可能是英格兰第一次获得如此大量的中国瓷器。1596年,另一位英格兰人班杰明.伍德试图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但最终未能抵达目的地。

在德雷克出航的20多年后,莎士比亚在1604年的剧作《恶有恶报》第二幕第一景中仍不经意地透露了中国瓷器之昂贵及难得,剧中的妓院老鸨提到“那时候我们只剩下两枚(梅子)了,在一个果盘里放着,一个值三便士的果盘,您一定看见这样的果盘;那虽然不是中国瓷盘,也是很好的盘子了。”反映出当时生意兴隆的妓院虽然买得起好果盘,却仍买不起中国瓷盘,可见中国瓷器在英国的昂贵。

同样向往中国商品的荷兰人于1602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试图瓜分这个海上暴利,同年劫掠了一艘名为圣伊阿戈号(San Iago)的葡萄牙武装商船,并将船上装载的众多中国青花瓷据为己有,1604年这批货在阿姆斯特丹公开销售,这是欧洲第一次有大批中国瓷器登陆,给整个欧洲市场带来不小的骚动;食髓知味的荷兰商人,从此开始更积极地寻求与中国直接贸易之法,1608年一份订货清单上显示,荷属东印度公司要求船队需进口“5万只奶油碟、1万只盘子、2 000只水果碟,另外还要盐瓶、芥末瓶、多种宽碗和大碟各1 000只,加上数量不明的罐、杯”③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P68.。但是欧洲对中国瓷器求过于供的结果导致中国瓷器坐地起价,且提供的瓷器质量下降。荷兰商人在斡旋了一阵子之后,1612年起中国才开始供应符合荷属东印度公司所要求质量的瓷器,荷兰人逐渐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成为继葡萄牙之后欧洲最大的对中贸易国,估算每年约有5万件瓷器输往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最盛期约在1635—1640年间,据估计当时一年至少有30万件中国瓷器送往欧洲。

为了要与其他国家竞争,英格兰早在1 600年便成立东印度公司,并获得伊丽莎白一世特许垄断英国与东方的贸易,原本专利只有15年,之后改为没有期限;公司政策准许船队中的人员可以进行一定数量的私人买卖,以赚取个人的利润,因此在公司成立之初,多半只有与东印度公司职员有关系的人,才能如愿得到中国瓷器。

一开始英属东印度公司无法直接与中国贸易,因此时常和竞争对手荷兰人合力抢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但这种以不法手段获得瓷器的办法并不稳当,公司仍需不断设法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英属东印度公司遂于1635年与葡萄牙签定休战与自由贸易条约(Truce and Free Trade),在此条约之下,英国人被允许与葡萄牙人一同航行,并在随葡萄牙人由澳门返回印度殖民地果阿后,英国商人便可以在此交易一些商品,因此英国史上第一艘成功策划并顺利抵达中国的船,实际上是在1635年与葡萄牙人一同从印度出发的。

而第一艘从英国直航至广东的商船,则是在1637年,由商人威德尔船长以公司名义率领的一支4艘船的船队。他们首先前往澳门,在遭到葡萄牙人拒绝后,直接前往广东,接着虽然又遭到中国买办的阻挡,但最终得到当地政府的允许可以贸易,但是需将船只停在虎门外海。此次中英贸易得到了糖、生姜、丝绸和瓷器等总共价值62 000个八单位里亚尔(一种西班牙银币,如图1)的货物,不过船队中只有一艘名为凯瑟琳号的商船直接驶回英国,其他3条船则巡游于亚洲。

图1 西班牙八单位里亚尔银币(来源:陈锦山摄)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精心布置的中欧瓷器之路,却因为明清两朝更替而受阻,清朝政府在1662年执行了配合海禁政策的迁界令,更是大大影响了中国瓷器生产和输出,且同年荷兰又失去了根据地台湾,这使得欧洲的中国外销瓷进口一度停顿,荷属东印度公司只好改进口日本瓷器,相当数量的日本有田窑瓷器开始进入欧洲市场,甚至被收藏家误认为是中国瓷器,例如在现存的收藏名册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有田瓷器被记载为中国瓷器的记录。

随着清廷在1680年和1683年平定三藩之乱和攻克台湾,清廷开始规划开放海禁,据当时吏部侍郎杜臻(1633—1703)的记载,开放海禁的最重要目的即为“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澳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④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一,孔氏岳雪楼影钞本。。1684年清廷遂全面开放海禁,上谕:“前令开海贸易,于闽、粤一带民生有益。若两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于各省惧有裨益”⑤《清代历朝皇帝圣训》卷27,《理财》,第2页。。开放海禁与否关系到闽粤民生,可见当时对外贸易的数量不容小觑;清廷还另外设置专官收税,取代原本掌管贡舶贸易的市舶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大海关则于1685年正式成立。

继英属和荷属东印度公司之后,丹麦(1616年)、葡萄牙(1628年)和法国(1664年)也相继成立东印度公司,使得远东贸易更具规模;各国纷纷在广东设立办事处,由于外国人不能直接到中国生产地进行买卖,而须与享有中国朝廷特许对外经营的洋行进行贸易,贸易区的江面上往来各国船只,岸上则竖立着各国的旗帜,这时候流行将这类城市风景绘制在画作和瓷器之上,前文所述的英国科顿李氏的家族纹章边缘即体现了这种流行。根据统计,1600—1700年这100年间,荷属东印度公司每年由中国运出60万件瓷器⑥Robert Finlay, The Pilgrim Art: the Culture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P21.。

外销瓷除了出口量极为庞大以外,订单内容更可说是五花八门,器型包括了餐具、花瓶、花盆、假发架、画框、有盖便盆、刮胡小盆、漏勺、手杖柄、奶酪篮、布丁模型、冰镇器、痰盂等;远在欧洲的客户会先向各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说明订制需求,船长再和中国的代理洋行进行商谈,由于这种委托纯属私人行为,因此少有数据留下,大多数的委托人会提供贸易清单、家族纹章样式、设计图和器型的木制样式等,由东印度公司的船长或货物管理员带到中国后交给中国买办,再由买办到东南沿海各地订制,中国工匠再依照模型做出瓷器。

1728年英格兰托维尔家族(Tower)的纹章瓷(armorial porcelain)订单(图2),就可以看到其上附有订购者提供的彩绘图案和英文说明:“六个大碗、在珐琅瓷器外部彩绘这个纹章;两组珐琅瓷茶具、每侧都要彩绘这个纹章;漆器:两个茶桌、一个八呎高的八扇屏风;一个梳妆盒;一张方桌”;及买办附注的中文说明“八扇屏、符高八呎……大茶盘两个;小茶盘四个。”而18世纪时蓝浦所编纂的《景德镇陶录》中,在论及各窑各器时,即记录当时广东省充满了着各式各样的奇特商品“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⑦蓝浦(撰)、郑廷桂(补辑)、连冕(编著),《景德镇陶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第17页。。这些奇巧西洋瓷器的制作难度要比工匠熟悉的中国传统瓷器高出许多,因此价格较为昂贵,但几乎所有商品在出窑之前就已找到买主。1974年英国出版《中国纹章瓷》一书,收录2 000件左右的纹章瓷。2003年,英国人大卫.霍华德将自己近30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即《中国纹章瓷》(第二卷),在第一卷基础上新增1 380多套纹章瓷彩色图录,每件瓷器都标明准确的烧制年代及纹章瓷所有者的生平,可谓中国陶瓷研究领域非常珍贵的研究著作。

图2 英格兰托维尔家族的纹章瓷订单及其成品

2 中国外销瓷引起欧洲的中国狂热

不同于茶叶、香料的吃喝下肚和丝绸的剪裁上身,瓷器远较这些商品更为耐久,其上所承载的文化意境和异国情趣,更使其拥有艺术品的特性,是既富且贵的人家才能拥有的奢侈享受;使用瓷器做成的餐具器皿和装饰摆设,或以之作为礼品,都象征着拥有者的地位、财富和独特品味,而在订制的瓷器品项中有大量的茶具、咖啡具和热巧克力杯等餐具,也反映出欧洲因为茶、咖啡、巧克力这些异国饮料的消费,所出现的新兴社会习惯和文化美学品味,因此博得了贵族和商人的青睐。

除了欧洲各国国内消费者对中国外销瓷的高度需求之外,另外一个瓷器占据贸易重要角色的原因则是,瓷器是远洋商船最理想的压舱物,器重且不易受潮,用蒿木包裹起来后,一点味道也没有,利于和茶叶一起运送,装满了茶和瓷器的商船底部有利商船航行时的平稳,也可防止丝绸受损。

英国国内不满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独大,纷纷试图与之抗衡,而英属东印度公司也藉由不断扩大船队,以维持贸易实力;1698年,英国又成立了另一家东印度公司,经竞争和协调后两家东印度公司于1708年合并,直到1833年英国国会取消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英属东印度公司才就此瓦解。

表1 英国商船肯特号的商品清单

英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量在18世纪初达到巅峰,通过1704年一艘返航的英国商船肯特号的商品清单⑧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44.,可看出瓷器的单项进口总值大为提高,占全部商品总值的百分比也有所提高;同年也留下了一份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订货清单,船队需于拿到商品的2年前就下好订单,因此订单的内容只能由董事会基于当年拍卖的结果来决定,清单上的品项都是董事会认为最能替公司赚取利润的商品,从中便能反映出当时最符合市场口味的瓷器种类,包含青花瓷、奶油盅、有把手的热巧克力杯和大量绘制有狮子的瓷器等等。鉴于客户的口味和偏好千奇百怪,公司倾向集中采购大量的餐具、茶具和各种新式茶壶,大多数为青花瓷或珐琅瓷,以符合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由于在中国购买、订制瓷器或其他商品的成本,远低于之后在欧洲的卖出价格,因此若仅按成本征收交易税,公司的利润太低;所以英属东印度公司采取上岸拍卖的方式,任何人订购的瓷器都要通过拍卖才能取得,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总部和船舶停靠的格林威治(Greenwich)码头就设有拍卖大厅,而这种拍卖抢购的方式,也推升了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趋之若鹜,甚至还专门产生了一个英文单词——中国狂热(sinomania)。

中国外销瓷在当时的欧洲也时常成为绘画中的主角:荷兰在大约1650年流行静物画,描绘摆放在一起的奢侈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荷兰当代画家威廉.卡尔夫(Willem Kalf, 1619—1693),便一再重复地描绘几乎同样的奢侈品组合,例如银制酒壶、土耳其挂毯、中国瓷碗等(图3),这些都是当代上层阶层家中最引以为傲的异国奢侈品,画家将其入画,以向观众炫耀拥有者的财富;此时出现在画中的瓷器多半不再只是单纯的摆饰或餐具,而是静物写生的一部分,与其他饰物、水果、花朵等摆放在一起,缔造出一幕别有寓意的场景,一般认为是用来反映人世间的欢乐、虚华和腐败;这种画风在18世纪后期定名为风俗画,意指其展现了画中物品拥有者所熟悉的世界,并且此种画风盛行时也正值荷兰贸易商的黄金年代。

图3 威廉·卡尔夫《银器和水果》(1665年)

中国外销瓷也成为欧洲王室和贵族之间流行的礼品之一,由于受礼者自身多为极富有且地位高贵,因此所送之礼是否足够昂贵便十分重要,而中国外销瓷所代表的品味和时尚,既能确保送礼者不失礼仪,也能够映衬出送礼者的身份和不俗品味;最常被当作礼品的瓷器多半是加装有镀金、镀银装饰或金属制配件的瓷器(图4),这类瓷器的数量较少,也反映出其特殊性,恰可满足拥有者的炫耀心理,作为装饰品和生活中的愉悦享受。

图4 东印度公司纹章瓷果篮及两个盘子 约1800年景德镇烧制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17和18世纪之际的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为欧洲带来了新商品、新需求和新形式,改变了欧洲贵族和中间阶层的消费文化;从向外寻找中国的珍贵瓷器,到对内探求制瓷之法,也改变了欧洲的制造工业,最终影响了下层阶层的劳工。这样的转变起于欧洲贵族的中国狂热,之后大量进口的中国外销瓷满足了这个需求,产生了一系列与中国瓷器相关的奢侈和愉悦的辩论,这些辩论可说是欧洲社会对于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的响应。这些中国商品远离了中国的消费文化,迎合并形塑了英格兰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最后改变了欧洲和中国的工业和时尚设计,这个现象既出现于全欧洲,也出现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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