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凯

典型的徽州水乡景象。

夕阳西沉，歙县唐模古镇喧嚣渐歇，沐浴在和煦天光中。唐模肇建于唐，至明清时期而臻富盛。唐模经济繁荣，社会和洽，民风文质彬彬，自诩轨式唐朝——又抑或直追高古，欲作陶唐氏之民欤？古道循溪而蜿蜒，房屋栉比，一派祥和气象。

大江之南，在古称“宣歙池”的地区，黄山（或称黟山）中天而立，水分流入长江、新安江，鄱阳巨浸列其西，千岛湖（即新安江水库）萦其东，太平湖（即陈村水库）守其北，江山盛概可谓海内无匹，其腹心之地正是国内外所称羡的徽州。徽州交吴越楚之会，从来人多俊彦、物常殷阜，山水、士商、墟落、物产及其影响，率多深远，抚州戏剧名家汤显祖一句“一生痴绝处、

无梦到徽州”道出真味，在闲静、醇和背后，实则千仞壁立、包蕴万千。

安徽的得名，徽字就来自“徽州”，这里既是皖省重镇，也决定了清代设立的这个新行省的文化性格。

不止于皖省，徽州其实是“最中国”的地方，这是一個文化的中国、历史的中国、景观的中国，也是传统杂糅现代的中国，更是孕育新天地的中国。

徽州之镜，照见我们。

脱尘嚣徽州有神仙，最出名的是许宣平，唐时歙县人，那时的徽州还没有叫“徽州”。世传李白曾去寻访他，终不获。

仙人难致，仙界更为渺远。黄山，是人间仙乡，近在脚下。

此行访黄山，拟取捷径，驱车进断腰岭土径，盘桓良久，不得出入之要领，荒草漫腰，不辨道路，竹海森森，旋又雨降、雾起，通讯信号失去，一时恍若隔世。

既然黄山天都难谒，遂滞留山下，竟生出莫名的安定感。寻访，而又不获，是正当的。隐逸与飞升既危且险，惟其如此才有雄浑如大鲲大鹏般的美感体验，此时唯存虔敬，根脚在世间，心已在世外了。

翌日，黄山果真没有让人失望。在缆车穿出层云的那一刹那，流淌的云溪、翻卷的云浪簇绕着奇峰古松，令人如置身天外了。“穿入白云行翠微”，凡尘的种种念想，顷刻解散。石为云之根，诚哉斯言，大化之中古哲常岩栖谷隐、吸风饮露、霞举飞升的故事此刻如此自然、如此亲近。惊骇于如斯雄奇，山海洞天既是我们的出口，也是我们的入口，造化中的“人”与人化的“自然”正是这一文明的底色，黄山就是通往这套记忆的时空机器或曰虫洞，唤醒身体与心智。

时常设想，一位不在中国传统语境内的海外游览者，登临黄山会发出怎样的感想。但转而又觉多虑，黄山奇观气势撼人，观者怎会无所动;何况早有中国山水画，以及景德镇等外销瓷风情画所带来的东方图像全球传播，至少在山水审美情趣上已获世界体认。登临黄山，中外来客自可调度积久而成的“经验”，看到意象中的中国，也看到自己。传说李白来新安访宣平公不遇，吟出“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之句，半是怅惘，半则是自况，仙人与世人，其实亲密。

为何亲密？脱尘嚣、列仙班更多是一种内在的修为，世俗生活的沉重粗粝与前者的光彩辉耀形成了彼岸对照，在人间的隐者及其所亲近的岩谷林泉更成为俗世通向解脱的蹊径，隐者大多不过渔樵弈饮，一头系着朴野，一头系着文明。你看着我，我望着你。

黄山是国人胸中的丘壑，是文明的符号。“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太白巨笔，美哉胜哉！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性格。

王树楷

世纪之交，作为一项中美文化交流项目，徽州民居荫馀堂被整体搬迁至美国东海岸复建并对公众开放。王树楷背后这座古宅也曾被列入搬迁候选名单。作为纪录片导演的他为荫馀堂投入巨大的精力与热情，对徽州关注更为深切，“徽州民居、聚落的灭失速度之快让人震惊;我们曾采用多种方式来资助徽州建筑保护和文化传播，荫馀堂只是其中大家最熟悉的一桩。”

图像写真推动了黄山的海内闻名，古有新安画家攀援取裁，近代画坛巨擘黄宾虹、刘海粟、张大千、李可染等更纷纷流连，纵情笔墨，黄山之名播于海外，声望愈噪。

1979年，邓小平发表“黄山谈话”，被认为是打开了共和国国际旅游的窗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当今中国旅游的蓬勃发展，想必连邓公也未曾料想。作为改革开放时期首先接待海外游客的景区，黄山中外瞩目，而在当时中国再融入世界的关节，黄山也格外神秘而明快，共和国活力的释放改变了世界。

现如今，黄山上士女老少如织，天都仙乡凭当年的巨眼远瞻，不经意间经历天下巨变，山川无言、山川无言。

1990年，黄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0年，黟县黄山脚下的西递村、宏村也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次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国欢腾，经济开始井喷。

时易景迁，在接纳新的世界话语进入中国传统名山大川叙事的同时，成为世界遗产的两座村庄也日渐在全球符号化。李安新武侠电影《卧虎藏龙》中对宏村的惊鸿一瞥，凝固着的是一种奇诡隐秘的东方想象——此前通过外销瓷美术有意无意传播的这种拼贴式中国人居元素，竟作为创造性转内销的必要组分而成立了。

但令人困扰的是，国内景区经营者在刻意迎合这一标本式、平面化的古村落保存图景，宏村也走过弯路;相较而言，西递村的保护则更多延续了古村落活态，世界遗产为理解徽州提供了一面新镜子。

渐渐地，“皖南古村落”作为黄山的自然延伸，跟黄山一起建构出一套更为完整的中国意象。在此背景之下，黄山迎来不满足于游访的新居民，也就顺理成章了。

查济村的法国居民于连是2003年来的，他精心修复、改造了村里的一处老民宅，并保留了原有建筑的外观和大量细部，在内部装修中，则增加了现代的浴室、卫生间以及西式壁炉，以适应现代生活习惯。他在这里举行了中式婚礼，并与夫人、孩子在此生活，成了查济新村民。此事一时传为美谈，这座民宿可说是中国民宿热之先声。

现在如果想在查济获得一块宅地，价格腾贵，竟至数百万——已不是于连可以负担得起的。随着查济的产业顺利转型，“新村民”进入的门槛也在水涨船高，这一发展收益又何尝不是新村民带来。

如果说于连这位洋隐士还算隐于市的话，那么摄影家李玉祥先生则选择了隐于野的生活方式。

李玉祥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周游全国，完成了《老房子》系列摄影，全面呈现中国民居和聚落之美。现在，作为南京人的他选择了黄山作为归隐之所，“虽说楠溪江古村落最有宋元意境，但徽州的高度在那里，”李玉祥说，“而且从南京过来太方便了。”

李玉祥遂與诸友卜居黄山北麓木竹园，溪谷畔仅五七农家，茂林修竹，小桥流水，地稍偏僻，进去乃知别有洞天。

“就打算在这里做工作室了。”李玉祥显然对木竹园投射了相当多的感情。循溪而上，李的朋友、来自安庆的程君早已经在此精研酿造多年，他将当地草药和浆果发酵制作成酒。访问邻家自是一番揖让饮酌，酬唱对答。

李白也有一位知名的“酒友”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泾县桃花潭在木竹园直北，李汪交游如在昨日。

张建平

在自家书房中，张建平多年的摄影记录和书籍文献堆得到处都是。从早年的建筑遗产保护，到后来关注徽州以宗族为纽带的聚落体系、以及由前者自然衍生的族田农作景观，他在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一直伴随着求索和思虑。“徽州文化的核心是精英文化，这是一个开放系统，绝非一种凝固的乡土文化。我希望能够不断学习，在徽州汲取更多能量。”

人间冷暖自知，神仙虽好，尘世的喧嚣往还也让人留恋。对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李白而言，世间的温情相交，对他满腔抱负和胸中丘壑而言，是种泽润、慰藉。及至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迁葬李白遗骨于当涂青山，遂李白与谢眺为伍的夙愿，此种关照，足令青山与诗仙千秋辉映。

兴教化汪是徽州著姓，汪伦就是徽州汪氏。汪姓在徽州的语境里与教化相关。

隋末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歙州汪华起兵割据歙、宣、杭等江南六州，保境安民。至武德年间，唐祚底定，汪华乃献土归唐，贞观间殁于长安，旋归葬故里，一生功与名堪称荣耀。

在徽州，汪华被尊为汪公或汪王，建庙祭祀。作为徽州的人文初祖，汪公早就成了神明，每年的“抬汪公”游神赛会，在老徽州一府六县地区热闹非凡。这一风俗甚至远播至贵州，安顺屯堡这座明初开始由徽籍驻军形成的聚落，就保留着完整的抬汪公习俗，600多年来奉祀不绝，保留着对祖先与故里徽州的记忆。

隋唐以降，在整个帝国东南开发的背景下，徽州山越逐渐融入华夏主流文明，“唐模”这个地名就是这一记忆的写照，礼乐教化一旦开始，就在新安地区扎根生长。

宋室南渡，徽州更逐渐发展成中华礼仪文献名邦——徽州的名字恰是徽宗所定，得南宋名臣范成大的高誉后，世谓徽州为“东南邹鲁”。

如果说徽州对汪公的记忆带有从蛮荒到文明的隐喻，那么邹鲁之譬则是展现徽州自宋以来执礼教之枢轴的实况。一代代徽州人，传习礼乐，与时维新，为华夏礼乐进行地方治理的可能性进行种种尝试，作为一种东亚公共产品向帝国及周边地区源源不断地供给，极具生命力。中华帝国不堕，大抵跟这些江南士族旺盛的创造力息息相关。

行走在徽州，触目可见的祠堂、牌坊和作为古代文化高峰的书院、园林，向我们诉说着昔日基层社会之繁盛，这些磨练徽州人“修齐治平”能力的实验场，确保了他们出将入相，在帝国渗透自己的影响力。

朱熹生于、长于福建，其父祖便是徽州婺源人。在与新安望族呈坎罗氏交游的时候，他更坦陈自家与歙县的渊源。虽有继往开来之志行，可能他当时还没有料到，自己对徽州的影响将会如此深远。

如果说汪华是徽州的文明之祖，那么朱熹就是新安的士人楷式。朱子殁后，被南宋朝廷追封为徽国公。他的学说、他的实践成为此后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不仅覆盖东亚朝鲜、日本、安南，甚至藉早期来华传教士西译后，波及泰西的启蒙思想家们。

生产精品文人墨，或仿古代玉器青铜器动物纹饰

以故宫、圆明园等六十四景为题，或移西湖盛景为案头清玩，集诗文书画于一墨，融会传统古雅意趣。

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文房四宝，其最佳者皆出徽州，唐宋时就作为皇家贡物闻名天下。徽墨多出自歙县，用材讲究，工艺精湛，世谓落纸如漆，可万载存真。墨作为艺术载体也传承有自。徽州制墨大师吴成林不仅钻研制墨古法，更发掘探究其艺术寄情之功用，多年来搜集数百块古墨模并不断推陈出新。

可以說，徽州的宗祠、牌坊、书院就是朱子精神的纪念碑，传统的宗法制在朱熹的重新擘画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士绅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出口。

因朱熹家族与歙县紫阳山的文化及乡梓渊源，先生殁后，地方特建“紫阳书院”以传承其学。元代以来，以紫阳命名的书院颇夥，其实多为响应朱子理学而兴建。榜样的力量是持久而有力的，“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徽州士绅社会构建的这套物质符号系统，让前贤英烈可感可触，地方社会的凝聚，离不开这些教化媒介，徽州理学文化的致密可观，让人感慨。

邢瑞

一年之前，在出国深造与“落户乡村”两种人生设计中，邢瑞（前排）选择了后者，出任碧山工销社的管理者，员工大都来自本地。这固然有曾供职《碧山》杂志书的影响，但更多动力来自实现自身价值与文化探索。近年来碧山乡建计划在徽州浓重的乡土感中嵌入更多元因素，为古村落的发展模式提供另一种可能。

朱熹称赞过的呈坎，目前有49栋建筑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徽州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宋以来的徽州社会变迁在这里都留下痕迹。乡贤罗会定先生常驻宝纶阁值守，宝纶阁其实是罗氏的宗祠，罗会定先生之父、祖在清末以来亦商亦儒，维系着家族的生意网络，同时也是宗祠的照料者。包括他自己这一代，罗氏此支已连续三代人都是祠堂执事。这在当下的徽州也不多见。

宗族衰微后，徽州的绝大部分祠堂已经渐渐退出使用，蜕化为家族的礼仪象征物，虽不致马上灭失，但缺乏维护、毁圮渐多，也是一道地区性难题。

宝纶阁有幸成为文保单位受国家保护、又有幸由这样注重文脉传承的罗家后人守护，已经是徽州祠堂一种较为理想的保护传承方式。

宗祠旧题“罗东舒先生祠”，现在的匾额是已故文博专家罗哲文先生题写的——罗哲文先生对呈坎古村建筑遗产的保护以及对后面要提到的荫馀堂项目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罗东舒是呈坎罗氏支脉中一位拒不仕元的先贤，以名贤纪念的名义，罗氏意在表彰阀阅用垂世范：一面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诫，一面凸显了家族的礼义旨归和荣耀渊源。

进入宗祠享堂内，这座建筑硕大的梁柱质朴雄浑，如交柯古木，荫蔽子子孙孙。内檐正中悬挂黑漆金字“彝伦攸叙”榜书匾，典出《洪范》，在深幽中威仪赫赫，系明晚期文坛领袖董其昌所书，是罗氏先人对后世的谆谆教导：顺应天道人伦，谨遵纲纪礼法。

宝纶阁即宗祠后寝之名，楼阁两层，以昭穆之说将三栋各三间的寝堂连续展开筑为九间，气派非凡，雕梁画栋之妍亦冠于徽州，不难想见罗应鹤营造这座大祠时所倾注的心血。前厅的雄浑与寝堂的华丽相映衬，如同宝盒层层打开见到珠玉。

“‘宝纶阁的匾额是请歙县西溪南吴家知名的大孝子吴士鸿题写的，”罗会定先生说，“在徽州地区，这些世族之家历史上的交流非常密切。”宗祠作为一个个被精心展示的空间，事实上将整个徽州社会串联起来。

享堂前露台雕琢古典的石栏板据说就是绩溪胡宗宪所赠，位于绩溪龙川的胡氏宗祠也是胡宗宪家族展示其宗风、地位和交游的空间。徽州的祠堂，既属于每个村落单元，又深刻嵌套在徽州共同体的历史权力结构中。随着村落的衰败和徽州精英共同体在近代以来的逐步解体，祠堂的荒废不可避免，而书院则似乎在当代又有了新生命。

青年朱子学学者赵金刚多年来致力于“朱子之路”的探寻，与史迹共鸣也让他研究的儒家形象更加立体。“儒家也是常为新的，有很强的生命力，”赵金刚如是说，“新儒家不是现在才有，朱子在他的时代就是一位活跃的新儒家，他在各地兴办或者复兴了很多书院，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注入新精神。”

因着共同的兴趣，包括赵金刚在内的青年学人与建筑师邢迪等几位跨界文化菁英也在尝试书院在当代的可能性，他们选择了绩溪县的上庄村。上庄是胡适先生故里，作为五四时期的一名旗手，胡适也在寻找自己与儒学传统的连接。从他致力于徽州另一位儒学大师戴震的研究来看，此种推慕背后，心迹可鉴。

赵金刚认为，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书院也应当承担起新的职能，那就是通过这一场所重新恢复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独特的公共空间。他认为，上庄书院的愿景可能是当今书院复兴运动中的一个“异数”。

邢迪

建筑师邢迪（坐者）因绩溪博物馆与徽州结缘。他与本地匠人洪辉一起，以徽州特有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建起这座新徽派建筑。驻场一年的经历让他对本地历史、地理环境、文化内涵有更深刻的了解。在为本地教民设计了一所教堂之后，邢迪又投入到徽州民居改造和徽文化传承的探索当中。如何在与传统对话的同时有所创新，是他在徽州工作的主要考量。

在当地人士和政府的支持下，上庄书院的揭牌仪式也显得简单而不寻常。在一个清风微雨的春季，在胡适先生的故宅，来自各个领域的五位学者受聘为“常溪学者”，颁发证书，并庄重承诺为上庄和徽州文化未来发展尽一己之力。

这就意味着，今后在上庄，乃至整个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乡村建设、学术研究等各方面的人才都会参与进来，从而形成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一种合力，而非重现读经或书画艺术班的陈态。

“希望通过我们的实践，让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安居乐业，让他们的精神也能够得到安顿与安宁。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为践行中国式的生活方式找到一条出路。”赵金刚说。

建筑师邢迪与徽州的结缘，则是因为绩溪博物馆这栋“新徽派”建筑，驻场建筑师工作完成后，他对徽州这片保留传统人居的“文化保留地”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在担任建筑师为当地进行设计的同时，他也开始找寻其他有助中国传统村落发展未来的道路。

为找到新的文化干预模式，他回到了“书院”这一模式。书院可以提供一种再生产机制，确保文脉的传承，在设计领域也是如此。这一机制的前提保障是互相理解，包括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

“在徽州工作必须慎之又慎，”邢迪说，“这里隐藏着文明的密码，须我们细心解开。”如何与传统对话而又能有所创新，是他在徽州工作的主要考量。

最后他们会发现，与徽州对话，就是一种自我教化的方式。

观流迁荫馀堂，粉墙黛瓦，一座典型徽式民居，如今安置在美国东海岸的萨勒姆小镇，是当地皮博迪埃塞克斯美术馆的重要藏品，也深得参观者青睐。这幢房子的每一处细节都被精心呵护，从一梁一柱、砖瓦雕饰、内外陈设到居家日用靡不悉备，时间仿佛被定格在它从黄村打包的那一刻。荫庇黄氏家族八代人的荫馀堂自清末创立以来的历史印迹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一一精心展示给到访者，成为一件能够自己诉说自己的“藏品”，给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带来心灵上的冲击。

荫馀堂的搬迁与异地复建，不仅是中美之间一次有益的文化交流尝试，可以说还提供了一种徽派民居的观看方式，这反映的是主事者细腻的人文情怀。

王树楷先生亲历了荫馀堂从选取、研究、打包乃至赴美的整个过程。今年9月，当他再次回到黄山，为该堂搜寻传统蓑衣、农具、生活用品等展品的间隙里，重又讲述了这栋建筑迁建的幕后故事。

王树楷并不是徽州人，与黄山结缘，先是因拍攝《李可染》纪录片，后又拍摄《张大千》纪录片，回顾这些近代一流画家的“黄山之眼”，黄山固然秀美，他也与李玉祥一样，被沿途那些锈痕斑斑的城乡墟落深深吸引。

他也并非文化遗产科班出身，但凭借着他的艺术敏感和耐心工作，荫馀堂项目得到了中美双方的认可和支持。因此他一边仍然扛着摄像机，一边得以在这起“搬家”事业上施展拳脚，克服重重困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

“一定不能是各级文物保护建筑，就算登记在册的历史建筑也不行，只从普通民居里选择。”王树楷说：“徽州民居、聚落的灭失速度之快，让人震惊;我们曾采用多种方式来资助徽州建筑保护和文化传播，荫馀堂只是其中大家最熟悉的一桩。中外文化交流不必停下来，也不会停下来。”

令人唏嘘的是，项目组在最终选定荫馀堂之前，还有其他五所民居进入候选名单。如今时过境迁，那五所民居除了其中半间房子被搬至古城岩建筑群景区外，在黄村内竟无一处幸存。“那半间也差点留不住。当时我们听说主人家因儿子结婚要拆掉盖新房，赶紧过去，好说歹说地买了下来。”王树楷说。

可以说，王树楷在徽州的行动正映射了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徽州从犹抱琵琶只露出黄山一陬——以旅游换外汇、积极融入世界，到地方真实生活可触可感，揭开中国人的秘密花园，再到国家精英推动文化复兴的急速流迁。

在此层意义上，荫馀堂的赴美，提供了全球意义上的中国之镜，这镜的底色是浪漫而诗意的，并不因回望的时间不同而改变。将偌大初心转化为行动并取得成功，谈何容易。

位于婺源的千年古村甲路曾是上通徽州下达饶州的必经之路，村名因此而得。甲路以制伞著称，甲路纸伞与景德镇瓷器和杭州丝绸齐名。这里也是著名的抬阁之乡，节日前后分外热闹。

2007年，王树楷又与新浪前总裁汪延、摄影家张建平等人发起了“徽州之友”文化保护与发展项目。作为文化事件的荫馀堂项目，影响仍将持续。

与王树楷先生不同，人文摄影家张建平倒是一个地道的徽州人。多年来，他为徽州文化遗产保护奔走、呼号，早已超出作为摄影师的责任，而成为当地文化遗产的坚定守护者。不过，他并不愿意让人将自己定义为“遗产斗士”。与张老师相接触，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徽州之境，也看到了他的柔情。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张建平说：“徽州文化的核心是精英文化，这是一个开放系统，绝非一种凝固的乡土文化。外界尤其当下的学者，看徽州的眼光应该更具备全局性。这不是我的发明，我只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够不断学习，在徽州汲取更多能量。”

从早年的徽州建筑遗产保护，到后来关注以宗族为纽带的徽州聚落体系、以及由前者自然衍生的族田农作景观等，张建平的保护之路一直伴随着求索和思虑。

“开发旅游、大面积毁弃徽州古村落田园、改建大广场等做法，是对历史的无知。”他说，“现在，重视和保留相关联的文化景观这一村落保护发展思路正在被接受，但真实的保护进程是拉锯式的，我们得承受。”

绩溪龙川古道起点附近的一个小村静谧的清晨景象，翻新的古道穿江而过，是村落对外的唯一出口，两侧亭台新筑，稻田早收，而真正保留古驿道旧貌的徽杭古道则在数公里外。

张建平先生今年又奔走在西溪南村士绅园林和祁门茶场的调查与保护中，他的视野随之向明清徽州士绅、近代工业化进程及他们的区域和全国网络延展。

西溪南村望族吴氏曾广为收藏名迹，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佳作都曾被收藏于此，吴氏与江南名士唱和往还，所建“果园”一时成为江南名园，代表了明代士绅文化的尖峰;祁门茶业改良场则是晋商万里茶道衰落后，国人力图振兴茶业，重返国际市场的努力典范。

这些遗存丰富了我们对徽州的刻板认知，理应设法存续，而非任由当下符号化的徽州在全国各地复制的同时，竟回转来反噬自身。

众所周知，徽商在明清两代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并将扬州、苏州、杭州包括新兴的上海这些江南名都变成了他们的前院，在帝制中国，江南凭借大运河的纽带巩固着与北京朝廷的联系。明代文学大家归有光评价新安大族“士而商、商而士”，正是对新安人以徽州为后院和根本，因江南为市、趋京师为官的全国政商网络的概括。这两个网络绵密交织，而非各行其是，贾而儒，正是勤勉的徽州人充分渗入帝国治理体制后的生存与扩张智慧。

当然，这一智慧也绝不只限于徽商群体，但，他们实在太靠近“江浙沪精英圈”了，乃至士商两方面都如此卓荦。

由此观之，新安画家群体的同期崛起，濡染黄山、白岳之灵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恐怕与明清徽州发达的经济社会条件及其全国政商网络互动密切相表里。

晚清民国的徽州，经历了太平天国兵燹，终于伤及元气，一蹶难振之下也进行了种种维新的努力，清末新学和民国茶场均是这努力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此期间徽州留下的物质遗存广泛而富时代烙印，在张建平看来，这是一部分沉默的遗产。比如，徽州近代建筑的命运并不如所谓“徽派建筑”，后者的文化光芒和政治正确具有某种遮蔽性，但并不意味着前者就不重要。当然，也很难想象一座徽州近代建筑会像荫馀堂一样被搬到大洋彼岸，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是因为要发挥差异的价值。

对于徽州来说，现在是到了寻找内部差异的时候了。而可喜的是，各方绵延的努力中，人们在对徽州的认知情况正在悄悄变化。

更可喜的就是，张建平之子骏西也已加入到徽州文化的保护事业中。人与物，虽流迁不止，但其中的互相关照，最可感人。

到故乡徽州有点特殊，作为精英文化的渊薮，它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故乡，而作为成熟商业区域的物质孑遗，它的形态又显得不够“乡下”——古人记云“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索性，不如就称之为到故乡去。

是的，回故乡或者到乡村去，时下正流行。

近些年名声鹊起的碧山乡建计划，在徽州浓重的鄉土感中嵌入了国际化的多元摩登元素，在一些质疑声中，也经历过反复，但毗邻西递、宏村的小小碧山在小资文青或曰城市中产者中的影响力却日益显著。

较早进入碧山村的左靖先生基于之前长久的徽州古村落调查和民艺研究，编纂出版的《碧山》杂志书已逾十本，旨在宣扬一种智识生活态度，他在村里还有营生——比如黟县百工计划、比如精酿啤酒，他强调，自己只是碧山的一份子。

事实上，这座靠近西递、宏村的徽州古村落早已不再静谧无声，相当数量的“到故乡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或裹入到这场复兴的巨流中，并通过碧山这座放大器得以戏剧性地呈现。

徽州就是一座世界舞台，台前幕后的剧场系统正在成形。碧山工销社的邢瑞女士正在为日本长冈贤明的D&DEPARTMENT门店落户碧山而奔走，这是一所提倡“长效设计”的全球引领性机构，对旧物的关注，在徽州更能唤起共鸣。这些分散或集中的投入，成为社区凝聚的基础，徽州文化史上的又一次涨落可期。

李玉祥

作为摄影家，李玉祥在早年的工作与游历中领略了中国各地古民居与聚落之美，最终选择黄山作为归隐之所，相约几位好友，散居黄山北麓木竹园，将村民旧宅着手改建为工作室和生活乐园，笑称“竹林七贤”。民居朴实无华，但前有茶园菜圃，侧有小桥流水，隐于茂林修竹间，可谓别有洞天。

从无人问津到当下的趋之若鹜，“碧山热”这一现象的实质，不妨认为是作为文化符号的徽州重新回到了公共知识和城市精英场域——而它自身离场的时间并不算长——须知徽州本来如此。

但唤醒的周期不可谓不长，是积数十年涓滴之力的结果。徽州文书引领的徽州研究点燃了人们对乡土社会再认识的契机，随着进入高校成为象牙塔中的宝藏，徽州文书、建筑、文物甚至家居日常唤醒了人们对过去的深刻乡愁。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是异乡、徽州也是异乡。于是人们寻访，这一寻访，大约与李白去寻访许宣平时的情愫，约略相近。

乡村建设在近代中国可以说很有感召力，知识分子沉淀在社会基层进行文化干预、教育卫生支持和产业发展扶助等，某种程度上是修齐治平传统的延续，如梁漱溟先生注重社会治理模式的实验，但新的内涵也孕育其中，如晏阳初先生的定州实验致力于将乡村导向“现代”。徽州乡贤陶行知先生与晏阳初先生同道，联合推动了平民教育，他关于知行关系的论断又在用传统资源回应时代命题。这些历史资源如今又被唤醒，在徽州的实验也为这里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是徽州当下最为活跃的部分，也是最为可爱的所在。

荫馀堂来自黄村，中美徽文化研究所因此历史机缘，选定在黄村开启推动社区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事业，并继续吸引国际智慧服务徽州，也意图以黄村为基地打造一个国际合作的样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则选取了绩溪尚村进行乡村环境改造和社区营造实验，对乡村社团和乡贤网络进行动员;泾县查济村正在经历从画家村到国学村的转型，以承载起更多元更前卫的新徽州人的梦想，村支部书记对此信心满满，驻村的画家和国学工作者们也保持着憧憬。吴志轩则希望他在婺源虹关的民宿能够建立更好的伙伴网络和产品系统，致力于社群的营造和地方墨文化的发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徽州的实验在遍地开花。

真正的流行，绝非赶时髦。徽州实验要经得起时间拷问。

无论如何，对自然造化的追摹，对文明的认同，对乡土的好奇及共情，与古今精英相应——力行或是归隐，对“新邻里”的期待，促使大家从四方来到故乡——徽州。可以说，每一位中国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