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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我读推理小说

2018-08-06止庵

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30期
关键词:智力竞赛谷崎松本

读书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消遣读书和正经读书。推理小说是比较适合消遣阅读的一类作品,为什么可以用来消遣?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智力游戏。

推理小说一定得有案件发生,一定得有凶手,一定得破案,这是几个基本的要素。读者站在起始点上,和作者所知道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样的阅读实际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智力竞赛,一是我们和小说里面的侦探竞赛,福尔摩斯也好,波洛也好,如果我们比他们水平高,那书就写失败了。另一种竞赛是我们作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在叙述层面上,我们会去看作者能不能把故事讲得天衣无缝,如果故事编不圆,有漏洞,或者很牵强,那书的水平也是不够的。

作家止庵

我们现在读一本书,看完之后都要去深思,要让它对我们的真实生活有影响,要改变人生。推理小说没有这个作用,它的所有乐趣都在阅读过程之中。篇幅一般都不是很长,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推理小说“黄金时代”,它们大概10万字左右,周五晚上看,到周日就看完了,正好度过一个周末。但如果像刚才说的,写的有漏洞或者水平不高等等,就会丧失阅读的愉悦感,这本书就没必要读了。

推理小说是类型文学,一般说来它比纯文学低一个档次。在“黄金时代”,推理小说是没有时间背景的,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埃勒里·奎因,他们的作品很少能对得上具体的年代,他们把背景抽离了,不是在说某一历史环境下发生的事儿。犯罪的原因基本都是谋财害命,所以一般出了案件,首先考虑谁是最大的获益者,来判断凶手。这种小说并没有在反映现实。当然,它本身也没有反映现实的任务。

类型文学有一套自己的要求,我们不能拿纯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怎样写人物、主题怎样深刻、怎样反映社会等等。拿人物来说,比如福尔摩斯,他有性格,脾气很坏,还总企图装神弄鬼,但这些性格跟他破案没有关系。这些侦探身上的性格,都是作者附加的,没有这样的性格,这些人也照样破案。可是纯文学作品有很大区别——假如安娜·卡列尼娜不是那样的性格,她就不会有那样的遭遇。

当推理小说传到中国时,曾经引发过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这种小说除了当作智力竞赛之外,它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当时讲了好多,什么健全法制社会,什么培养人的法律观念,但这些东西都说的是标,不是本。因为不看推理小说,也可以健全法制社会,用不着靠这个。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推理小说?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只有推理小说在向我们强调世界还是有秩序的,这是我们要读推理小说的根本理由。

我来解释一下:所有推理小说都体现两个基本观念,一是善一定能战胜恶。所以坏人无论多高明,最后都会被抓住。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越来越狡猾的凶手,就有越来越高明的侦探或者警察。第二个观念是,这个世界是有秩序可循,是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把握的。这个理性就体现为逻辑和实证。这两点,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立足点。所以,全世界那么多人读推理小说,不单是在参与智力竞赛,从根本上讲,它满足我们对于世界的基本要求。

刚才说推理小说里面的人不靠性格破案,破案所依靠的一是逻辑分析,二是实证方法,所以推理小说需要到犯罪现场去找线索,找出来之后,运用逻辑分析谁是凶手,谁不是凶手。咱们只要闭起眼睛一想,福尔摩斯的典型形象就是拿着放大镜,叼着烟斗,这两个工具其实就是他干的这两件事儿,一是到那儿看,二是回来分析,一个代表实证,一个代表推理。

电影《勾魂慑魄》片段之“门泽哲斯坦”剧照

现在也还是这样,即便推理小说家爱给侦探设置困难,比如盲人侦探、瘫痪的侦探,还有像马普尔夫人那种根本没出过家门的妇女侦探。美国作家杰夫里·迪弗的“林肯·莱姆系列”写的就是警察局里的一个高级办案人员受了伤,全身瘫痪,只有一个小拇指能动。怎么办呢?就由另外一个女警察承担去现场的部分,她到那儿仔仔细细检查,一步步通过对讲机告诉他,他再进行分析,靠一个手指头敲电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不管多复杂,干的都是两件事儿,一是必须得看,二是必须得想。到了美国的硬汉派推理,除了看和想,还得动手打。

所以,福尔摩斯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真正的主人公是福尔摩斯所用的逻辑。波洛也一样,他可以去破福尔摩斯的案子,福尔摩斯也可以破波洛的案子,因为最重要的是逻辑。我们刚才所说的智力竞赛,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竞赛,是在逻辑的方向上的一种智力竞赛。就是看谁做得更周密,观察得更仔细,分析得更聪明。

日本的推理小说跟欧美推理小说不大一样,日本的侦探,他们得动脚。什么意思呢?他们得到遥远偏僻的地方去,所以日本侦探总是出差。福尔摩斯不怎么出差,波洛也是到哪儿就在哪儿破案,马普尔小姐甚至从来不出她那个村子。日本的侦探,从松本清张的时候开始,比如《点与线》,他要到九州的海边,一看,就明白了。东野圭吾的《恶意》《放学后》《红手指》《新参者》都属于这个系列。他塑造的加贺恭一郎用一种更独特的方法来破案。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有100条线索,本来30条就够了,不行,他必须一件一件把这100条全都查出来。咱们过去有个说法,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他就是这样,完全靠勤劳,这种勤劳甚至有点儿笨,像过筛子似的,不错过任何一个线索地破案,比别人多花好多的力气。

推理小说虽然是类型文学,但日本人就是把日本人的那种勤劳、那种认真都放在里面了。日本有一种“时刻表小说”,像松本清张的《点与线》,还有之后的西村京太郎,包括岛田庄司的一部分作品,写的都是这种东西,因为日本的火车都是准点,所以导致了一批这种小说出现,全是利用时刻表来犯罪,利用时刻表来破案。侦探到《点与线》的女凶手家里一看,唯一的读物就是一本時刻表。日本火车的准点,跟日本社会的严谨性是非常契合的,日本整个社会的秩序化是非常清楚的。

日本早期的推理小说,像江户川乱步,说实话,水平并不太高。第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是松本清张,他贡献了社会派推理。他把战后日本社会的很多东西都写进小说里,开始把犯罪的原因变成社会原因,反映社会现实了。比如《点与线》里面涉及政治黑金,《砂器》里面涉及麻风病,《零的焦点》里面涉及美军的占领等等,这使日本的推理小说在全世界独树一帜。

日本的大众文学和纯文学泾渭分明,一个是畅销路线,一个是精英路线。推理小说在日本属于大众文学而不是纯文学的范畴。日本的推理小说“不文”,比较简单直白。像松本清张、东野圭吾,都写出了纯文学的味道,但仍然属于大众文学。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写过推理小说,包括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夏目漱石,特别是谷崎润一郎都写过推理小说,他们愿意用推理小说这个形式,不过他们都是写着玩儿的。

只有一个推理小说的作家,能把推理和日本的审美真正地融合到一块儿,他就是《一朵桔梗花》的作者连城三纪彦。东野圭吾最喜欢的作家就是他。他是一个奇才,他的短篇小说特别好,《一朵桔梗花》《变调二人羽织》《宵待草夜情》都是既能欣赏推理,又能看到日本审美的作品,小说讲的全是大正末年或昭和初年发生的案件,被杀的人经常是妓女。他在笔下充分展现的日本审美,只有在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他们笔下才能见到。

电影《零的焦点》剧照

好多人看不起日本文学,觉得日本文学都是对西方的模仿,其实这是个外行话,日本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独特的一个品种。因为日本人和其他地方人都不太一样。日本人的小说里有两个基本的东西,第一就是人生况味,那种活着的辛苦。咱们看西方小说很难看出这个东西,都是悲欢离合。日本人经常把这种辛苦或者悲哀当成小说中主要的东西。第二就是审美感受。日本人有一套独特的审美把握,跟全世界人都不一样,它主要体现在日本的美是一个细微之美,是一个瞬间的美,稍纵即逝,而不是壮美,永恒之美。那种对纤细、微弱的把握,换了别人,可能都根本感觉不到。

这种审美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源氏物语》。到了20世纪,日本作家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但和中国受到西方影响不太一样,日本人在这种影响下焕发了他本民族原有的东西,受到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之后,日本人把自己原来对美的那种感受给唤醒了。比如谷崎润一郎,或者川端康成,他们跟西方的唯美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没有什么理念的东西,都是感觉层面上的。日本人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到现在基本上已经不那么写了。比如东野圭吾、村上春树,其实就是西方小说了。因为日本社会也变了,一个年代有一批文学。

回到刚才说的东野圭吾和松本清张,他们的作品中有没有日本因素?其实也有。但是不一样,比如刚才说到的东野圭吾塑造的“用脚”的侦探加贺恭一郎的形象就是典型的日本人。还有“时刻表小说”,全世界也只有日本有。所以你说这些作品里面有没有日本人的生活?也有。我们对日本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川端、谷崎那种,他们叫日本,这个在连城三纪彦笔下也能看到。广义的是我们知道日本人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是比我们紧张、比我们严肃、比我们认真、比我们自立的那种日本人,加贺恭一郎就是那么一个日本人,活得辛辛苦苦非常费劲,但是又从中获得乐趣。日本人是这么活的,就在文学上这么体现,未必是故意的,但谁也阻拦不了。

(本文由止庵口述,本刊記者孙若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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