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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制度对陶瓷艺术的影响

2018-08-04武红红

景德镇陶瓷 2018年3期
关键词:阻碍陶瓷艺术科举制度

武红红

摘要:科举制度是明代重要的政治制度,是高度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明代陶瓷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本文所论述的明代陶瓷艺术主要以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为例。

关键词:明代 科举制度 陶瓷艺术 发展 阻碍

明朝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换言之,科举制度是明代重要的政治制度,是高度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不仅对教育取士方式、官僚机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与学术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在此时期,明代陶瓷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明代在中国陶瓷史上由宋代的百花争艳经由元代过渡,变成了几乎由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到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陶瓷几乎占据了全国主要市场,相当于代表了明代这一时期陶瓷文化的时代特征。所以本文所论述的明代陶瓷艺术主要以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为例。

一、明代科举制度发展

我们参考众多文献,取多数人所信服的观点,根据明代不同时期科举发展的状况,将明代科举制度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探索发展期: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368~1487)

二、繁荣期:弘治年间至万历前期(1488~1585)

三、衰落期:万历中期至崇祯十七年(1586~1644)

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正式开科取士。朱元璋在《社科取士诏》中说到:“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庭,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为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耀,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勿得与官。”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科举取士的重视程度之深,“非科举者,勿得与官”他设想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当官,官员必须通过科举选拔而来,其他的选拔方式一律不采用。并且规定考试内容不只是四书五经,还有“骑观其驰驱便稳,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从这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人才要求期望极高,他认为中举者应是全才,需要样样精通。而后发现了科举人才的缺陷:出现了“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者甚寡”,选出了擅长文辞者,但实际工作能力不强,于是以科举作为唯一的选拔方式宣布失败,后出现了荐举的方式选拔官吏。当然,荐举官员的科举方法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到洪武十五年(1382)后,荐举选官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所以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选拔系统来取代荐举取士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明代统治者推动科举制度达到鼎盛阶段,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首先,明代科举选拔大批人才,保证了越来越多的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国家的文治水平。其次,由于选拔的人才来自全国各地、社会的各个阶层,所以科举大大加强了各地区、各阶层对朝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其三,科举制度对社会乃至全国各阶层的学习读经的风气得到了助长,对普及传统文化具有着重要意义。

“盛极则衰”,与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同样也不例外,它发展到鼎盛阶段的同时,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于是开始走下坡路,也就是处于万历中期至崇祯十七年的衰落期。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封建法权意识是科举考试的导向,而这种思想的直接来源也就是皇权专制思想。儒学成为科举考试中唯一要求必学的课程,这种思想不同程度上禁锢了人们思想的发展。

二、制度影响下的陶瓷发展

明代朱元璋集所有的权利于一身,而皇帝权利在陶瓷上的体现就是御窑厂,所以明代御窑厂的设立也不例外,御窑厂的设立就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体现。《明宣宗实录》中记载张善被皇帝诛杀,原因就是他触碰了皇权一一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瓷器,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循。”而明朝最重要的御瓷厂就是位于今天的景德镇,景德镇在众多陶瓷产地中博得皇帝的厚爱,成为国家陶瓷业的中心,甚至在成化以后成为了当时唯一的御器厂,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就有了国家的支持和保障。清人陈浏在《陶雅》中:“(明)永乐影,青脱胎盘,最为可贵。脱胎乃瓷质极薄之谓。……其所影之花,两面莹彻,可以互鉴,惟款识也然”等等古书中都记载了明代陶瓷艺术的鼎盛时期,明代陶瓷工艺能达到极其精美绝伦的境地。所以我们在谈明代科举制度对陶瓷艺术的影响这一问题时,就主要以景德镇陶瓷艺术为论述对象。

元代实行世袭的工匠制度,工匠世代相袭,而明代的工匠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有了进步,所有工匠隶属于工部和内官监督管理,工匠也有很大的灵活性: 《明会典》记录,“洪武十二年令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日轮班匠”。轮班工匠属于南北两京的工部,江西的就属于南京工部,四年为一班。除此之外,还有存留和住坐这两类。而景德镇的陶瓷业发展盛行,所以景德镇工匠一般在本镇御厂服役,属于轮班匠。除官匠、编役外,尚有雇役,按劳动去拿报酬。明代工匠人身相对自由,所以激发了工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陶瓷艺术发展越发璀璨。

“官搭民烧”也是明朝景德镇陶瓷文化的重要内容,该制度正式产生于嘉靖年间之后。所谓的“官搭民烧”是指“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余者己散搭民窑烧”。其时,官搭民烧的民窑有2 0座,这种窑叫青窑(包青窑)。所谓的包青窑:“惟烧柴窑,厂器尽搭此窑烧,民户亦有搭烧者”。官搭民烧制度,为清所沿用,“厂器尽搭烧民窑,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在官窑由盛转衰的同时,民窑在这一时期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窑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这一时期政策方面的一系列改变。其一、明政府对手工业者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其二、隆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使得长期以走私形式出现的民间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海外市场得以开放,瓷器需求量大增,极大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此外,官窑在这一时期的大量派烧也为民窑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当时官窑瓷器的烧造额已远远超过了其生产能力,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烧瓷的任务,御器厂不得不将一部分分担给民窑,从而形成了的“官搭民烧”的制度。在经历了永、宣二朝的大发展后,官窑青花瓷并没有在接下来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继续它的辉煌,反而令人奇怪地陷入了低谷。从文献上看,我们可以看出虽有烧造,但数量大为削减。故而造成今人认识上的“黑暗”,被称之为“黑暗期”或“空白期”。基于这种情况,景德镇的民窑得以迅猛发展,民窑青花瓷的制作水平迅速向官窑接近, 出现了官民竞市的局面。泰昌一朝甚短,而天启、崇祯二朝,明政权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使其己无暇顾及官窑,生产基本上陷入了停顿状态,即便偶有烧制,也应该是尽托民窑烧之,因而传世官窑制品极为罕见。 此一时期官窑的停烧必然使得大量优秀工匠流向民窑,从而刺激了民窑的发展。没有了束缚的民窑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奔放的风貌,所烧造的青花瓷装饰纹样丰富多采,造型活泼,画法随意,显示出了无限的创造力和自由的个性。

明末文人的大量精力、才智被浪费在科举上,八股取士造成士子知识贫乏,道德麻木,由读书而科举而入仕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士人为之耗费了巨大的心力才智,也使他们在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上受到很大影响,这些方面也转而影响到明代文学的发展,极少的睿智有能力人才从事手工艺技术、发明创造的事业。造成社会发展缓慢,同时也影响了陶瓷艺术的发展。所以,本文认为陶瓷艺术发展的中流砥柱是工匠,不同时期士人的思想受到皇权封建思想迫害之深之大,给陶瓷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三、结语

明代科举的创建、发展与衰败,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从积极方面来说,明代科举吸收容纳了大量的有志之士,同时激发了普通百姓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虽然大部分无法进入官僚机构,但这部分士子数量庞大,逐渐成为明社会的文化阶层,他们创作了大量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艺术,将我国的文化事业推向一个高点;同时,科举也给明末社会带来了恶劣影响,完全以考代教,将士子的精力和目标完全转移到考试、选拔、入仕、做官上,社会完全以财富、名利、权势来评价个人的成就和价值,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浪费在八股文中,社会发展失去了活力与动力,最大的缺陷是系统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过于重大。明代陶瓷在承续历代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和创新,在工艺上往往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峰。综观明代景德镇青花、官窑青花器虽胎釉精细,青花发色纯正,但官窑器基本上供官府朝廷使用,因其按宫廷的正统要求,在创作上千篇一律,从而限制了陶瓷艺人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而民窑在制陶上不受约束,在人生观上务实、乐观,在艺术创造与发展上显示出一种追求理想,个性张扬的生命活力,同时对明清以来中国画有着官窑器无法比拟的深远影响。对研究明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宗教传播、风格变迁等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

[2]陆建初.古陶瓷识鉴学.1996

[3]蓝浦,景德镇陶录

[4]陈浏.陶雅

[5]浮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浮梁县志.方志出版社

[6]屈万里编,明代登科录汇編.台湾学生书局.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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