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新华日报》馆的同志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综观党组织在重庆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党组织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和政治任务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党内政治生态始终关系到党的事业发展的好坏。因此，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回顾党在重庆的政治生态，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的特点，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铸牢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党的事业生生不息、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邓小平曾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理想信念，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烈认同。杨闇公这一代共产党人选择共产主义的初心非常明确，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了实现理想，王右木、童庸生、李蔚如等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杨闇公被敌人割舌、断手、剜目，最后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吴玉章、刘伯承等人终身奋斗，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毛泽东语），刘伯承只希望他的墓碑上刻着“中国布尔塞（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就是最大的光荣……他们坚守理想的实践，告诉了后来者信仰的力量。

中共中央南方局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周恩来常常用先烈的感人事迹教育同志们，甚至连躲避空袭的时间也不错过。有人到晚年还能记起周恩来教背杨匏安烈士的诗句：“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周恩来更是坚守理想的典范。皖南事变后，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在红岩“孤岛”告诉同志们：“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与他们有过深入接触的美国外交官费正清在日记中赞叹：“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

在罗广斌的报告中，经受住各种非人考验的狱中同志对信仰的力量深有体会，他们说：“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江姐受刑时曾昏死三次，却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杨虞裳受刑时回答特务说：“我现在是在你们的老虎凳上保卫我们的党。”狱中同志以自己坚守理想的模范行为与少数叛徒背弃理想的卑污举动彻底划清了界限，树立起一座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红岩》木刻插画

抓好“关键少数”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好“头雁效应”，就会在无形中产生强大的引领力量，带动整个风气向好的方面发展。

对怎样抓干部，杨闇公很早就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训练重庆团组织成员读书以提升斗争水平，要求团员“每天最少都要读两个钟头”；读书之后，就是讨论，每次开会对党团中央的报刊上的问题，都要“提一点来讨论”；讨论之后，便是走出去宣传，要团员们将内部讨论时形成的观点向群众作宣传。在没有建立党组织的时候，团员就是引领当地革命斗争的“关键少数”。这种训练方法，锤炼的不仅是党团员的信仰和能力，还有领导者坚持和执着的态度：一要提出要求；二要亲自督促；三要以身作则。杨闇公对自己的付出毫不介意，仅在日记中淡淡地记道：“不过自己苦一点。”

◇红岩办事处的同志作为一个战斗集体坚守在重庆，他们还自力更生，用勤劳的手改善生活。图为邓颖超（右二）、钱之光（右三）在红岩水坝挑水

南方局领导层更是带头从自己做起、发挥表率作用的模范。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在南方局时期曾任学习秘书，他回忆南方局领导层对党内生活的重视时，深有体会地说：“党的生活非常严谨，从周恩来同志起，都参加党的小组会，过严格的党的生活。”周恩来45岁生日时坚持不出席同志们给他准备的庆祝茶会，却按照整风精神给大家作报告，当晚又慎重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七条；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也都写了自己的修养要则。南方局领导层正是通过自己的示范，手把手地带出了一支坚强的战斗集体，“没有出过逃兵”（宋平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方局工作人员多数成长为各级重要领导，他们没有一个人腐化堕落，全都经受住了“赶考”的考验。

反观大破坏前夕的川东党组织，却是一些领导带头破坏党内政治生态。他们在长期的地下隐蔽工作中，在缺乏监督的环境里，“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比如刘国定，就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公然违背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当时川东临委决定，主要领导都要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刘国定却拒绝执行，留在重庆不走，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对他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办法。他和王璞“每次会面，不能谈任何问题，稍微意见不合，就吵起来，这中间石果（即王璞）事实上还是最好的领导人，但由于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吸收斗争中的经验，风浪来了，也仍然把不住舵，只好回家读《三国演义》”。

当时狱中同志中有过讨论，认为四川地下党“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这种说法固然因激愤而有失偏颇，但也足以视为狱中同志对一些领导干部没有做好表率的强烈失望。所以狱中同志寄望组织：“希望组织上对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

严明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高度重视纪律、不断严明纪律的历史。

1924年8月底，杨闇公在思考印度革命运动时总结道：“团体运动，对于团员要有训练和有严格的纪律，才不会自行崩溃。”在担任重庆团组织领导人后，杨闇公执行纪律非常严格，先后开除多名违纪团员，确保了组织正气充盈。

南方局各级干部视纪律为底线、红线，坚决遵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一个保密工作条例，实施内容很细，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的外出行动以及应付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都有明确规定。如外出必须二人、三人同行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被外交部驻外使馆一直延用。正是因为铁的纪律严格约束，南方局才能在浓雾弥漫的重庆坚持斗争，带给国统区人民光明和希望，被誉为“雾都明灯”。

反思川东党组织纪律松懈问题，有忽视纪律教育的原因，有领导干部特殊化、特权化的原因，有少数党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没有把纪律问题放到关系党组织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和重视。

川东党组织大破坏事件后，上级领导钱瑛沉重地总结指出，川东党组织“有许多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比如“事先请示，事后报告，这不仅是普通党员，甚至干部和领导干部也是如此”，但在川东党组织一些人那里却得不到遵守，“这个血的教训，是值得四川党严肃接受的”。

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是共产党人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之所以一直前进，不在于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回顾杨闇公修复四川党团组织政治生态的历程，根本点就是他时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处理杨洵与童庸生矛盾为例。其实，杨闇公一直非常欣赏和认可童庸生。1924年5月，杨闇公遇到好友童庸生，长谈之后，“不觉精神大振，内心的痛苦亦全忘却矣”。但他在主持批评会时，态度公允，不偏不倚。正是因为杨闇公态度明确，全体参会党团员敢于批评，童庸生、杨洵才坦诚接受批评，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自我革命的良药。周恩来从来不惮于批评和自我批评，1942年9月18日，他撰写了《团结的旨趣》一文，强调“我们决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并坚信成功的个人、团体和事业，必定是从错误的改正中磨练出来的”。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讲党的历史时，就曾不止一次地坦陈自己在过去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当众自我批评。董必武同样是楷模。有一次，财务上出现了6毛钱的收支不平衡，他亲自向中央做检讨。在周恩来等人的示范下，南方局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蔚然。

川东党组织之所以能在大破坏之后迅速调整情绪，恢复工作，正是因为他们对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在钱瑛的帮助下，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专门写了一份长长的思想总结，检讨“思想认识问题”，并以“油印小册子的形式下发”，帮助各级党员及时转变观念，纠正错误做法。就这样，在国民党特务以为“共产党在重庆已经被消灭光了”而弹冠相庆时，在其他党组织认为重庆危险而不敢接触时，川东党组织奋发图强，埋头苦干，迅速整顿和清理组织，转变作风，有效地开展工作，最终在胜利的局面中迎来了重庆解放。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历数重庆这三个时期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能不能铸牢理想信念、抓好“关键少数”、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