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龙

海边村曾经是雷州覃斗镇较为贫困的村庄，“雨天一团泥，晴天尘满天”，这是过去对海边村群众出行难的真实写照。总人口3770人，贫困户127户，贫困人口45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坡上养殖和海水养殖”统筹产业入驻之后，海边村依托该村沿海适宜发展红扇贝螺的资源优势，投入产业扶贫资金实施“海产品养殖加工项目”，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一体化经营模式，全面带动海水经济的发展。如今大海里林立起密密麻麻的养螺柱，养殖户的船只穿梭来往。工作队带头组建合作社，吸引有劳动力的村民加盟，实行规范化经营管理，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改善贫困村落后面貌，带动村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海边村带给人们最大的启发在于，乡村振兴不是粗暴地将资金、产业、人才进行简单堆积，也不是乡村版的招商引资。其背后需要从乡村定位、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产业引进、配套发展、生态建设等循序渐进地体系化推进，离不开政策东风，更离不开专业化运作。

乡村振兴需要品牌为导向的专业开发

品牌的塑造需要特色产品的支撑，对于一个乡村而言，寻找具有自己乡土属性的特色产品和服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如何将特色发挥出来，形成具有市场吸引力的品牌，则需要由专业的市场运作团队在进行策划和开发，并形成产业。

浙江安吉县鲁家村聘请高端团队，对全村进行4A级景区标准的规划和设计，设置18个农场，再用一条长达4.5公里的轨道列车，将这些农场有机串联，融入休闲农业、民宿餐饮等经营业态，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旅游区。

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利用临近上海的优势，走城郊集约型乡村发展路线，将自己打造成上海的“菜篮子”“后花园”，大力发展环保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并以“三净”品牌为优势，发展农副经济。此外，泖港镇还鼓励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模式的农业发展道路，如今已基本实现了家庭农场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

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产业整合，拓展出“乡村建设+电子商务”的农旅融合的新产业，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指出，大网络平台公司开放平台，吸纳乡镇和小城镇，是因为广袤的乡村意味着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专业的培训、训练有素的电子商务拓展、成熟的网络渠道、引入第三方平台……这一系列的措施都需要专业化队伍进行规划。与此同时，成立农业合作社与专业团队进行合作，让村民、村集体以土地、房屋等资源为股本，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股份合作公司，进行市场化开发运营，让村民得到更高收益，促使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也让乡村振兴中越来越多出现可持续改变。

人工智能激发乡村振兴的高级发展模式

吴基传说：“对于互联网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而言，乡村是潜在的市场也是更大的机遇。”

智能技术让高大上的现代技术应用于土地之上，将适应农村劳动力缺乏的现状，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让广大农民获得勇气和尊严。

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的引入将造就新兴就业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农村成为现代化农民；另一方面，新技术为年轻人提供创业平台和机遇，激发经济的活力。

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人工智能可以摈弃传统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危险，让其更好地服务于人，能以成本更低、质量更稳、效率更高的新模式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以简约化、生态化、人文化为价值取向的绿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方向。它改变以土地和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农业技术模式，在提高产能同时更注重改善农村环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宜居”领域，人工智能在农业生物工程、农业机械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和智能化栽培生产中可有广泛的应用，它可根据动植物生长的适宜条件进行环境智能监控和调控，通过智能化的气象预报和空气检测技术，使得温、光、水、气、肥诸环境要素协调至最佳状态，大大加强农业标准化和科学化，整体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绿色人工智能面向生命个体本身，与人的生命紧密融合，化繁为简，凸显生命本真，其内在的智慧性要求与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关系，从而达到技术与人的和谐统一。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智能社会专业委员会会长潘云鹤表示，人工智能犹如一扇窗，将外界的多元讯息传入乡村，将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生活，让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更多的新鲜资讯和科技文明。传统农耕方式升级为智能化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农民在智能技术下获得闲暇并学到新知识，从而对新时代农村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农民精神世界的改观和农村风尚的更新，对于乡村振兴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中国工程院的研究表明，乡村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人工智能的使用可体现为智能化政务“云端办公”“网络自治”、基层选举监督、大数据对生产规划的指导，也可体现为对留守儿童的超远距离监护与沟通等，农村治理中的痼疾和死角在智能技术中会得到有效遏制和整治。同时，乡村治理模式的智能化对促进城乡融合、增强农村吸引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理事长、智能社会专业委员会执行会长彭晓光说：“为了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国务院于2017年7月8日印发并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园。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创新载体，加强科技、人才、金融、政策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组合，加快培育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集群。”

这种高等级的产业经济会导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智能健康等多个领域的技术，同时也会在技术和传统的混改下，产生出新一輪的经济模式，最终实现低成本治理、高产出回报的乡村新景象。

乡村振兴专业化运作需多渠道解决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城镇化推进处处长刘春雨表示，一些地区随意把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体育基地、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项目，或者招商手册里的普通建设项目戴上特色小镇的帽子，其直接后果是精品很少，庸作成堆。

2016年和2017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第一批、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进行了统一纠偏和更名，403个前中国特色小镇正式更名为“全国特色小城镇”，但发展至今，却依旧没有出现一家国家级特色小镇。

实际上特色小镇的建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地方政府引入企业牵头投资建设运营；另一种是地方政府将土地规划成若干部分，分别引入不同的企业投资运营，形成企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区。

而目前的问题是一些市县政府在特色小镇没有系统性专业化设计运营的情况下，把不具备产业运营能力的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发展为特色产业，可能存在一定风险，甚至成为闲置的产业。刘春雨说：“以小镇建设来促进乡村振兴，它需要算得过来账，能够赚到钱，能够实现盈亏平衡。如果没有计算好盈利周期和投资回报率，没有设计好产业内容，小镇无法持续长久的活下去。”

刘春雨说：“特色小镇项目投资规模普遍比较大，回报周期很长，一般需要30亿元到50亿元左右。”怎么才能解决政府进行乡村振兴的渴望和资金不足的矛盾？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局长王雪峰提供了思路，即：市场化公司建设、赋予公司能够贷款的属性以及人们所熟知的PPP。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PPP研究所所长彭程表示，公共产品部分应该以PPP的方式，由政府主导，不需要利用更多的财政资金，以有限的资金发挥杠杆的作用，导入政府的信用，以时间换空间。

彭程说：“PPP的运营期都是10年以上，现在在运营的基本是30年。整体来讲是收大于支的，10年到30年之间能够再造一个项目到三个项目，用赚的钱还原来的本，在经济上可行，长远来看也是有利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