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宏章

我 家和戴家不光是邻里，也是主家和佃 农，因为我家租种着戴家的田。我记事时，戴家的男主人已经过世，女主人是五十刚出头的女人，花白头发，裹着小脚，走路歪歪唧唧，一个女儿出嫁了，她就带个儿子住，一年到头靠收租不愁吃不愁穿。俗话说，“有钱的住门朝南，冬天暖和夏天寒”。戴家有前后两进房子，加上东西厢房、前后院。大门朝南，进门就是一个天井小院，高高的围墙，就像立起来的火柴盒子。墙头上面长了一溜绿油油的狗尾草，有风没风都摆个不停，还有绿叶红杆的马齿苋，开着密密的小黄花。小时候，我只能远远地张望，不敢轻易走近她家的大门，怕被老富农骂，更怕她家那条见人就咬的大黑狗。

我家租住她家的三间西厢房，土墙草屋，坐西朝东。小院是戴家后院用篱笆隔出来的，迈出门槛就得右转弯，从西边的侧门走出去。一道篱笆隔开了穷和富，或许还隔开了贫富观念以及伦理道德。巧的是，篱笆两边都有一棵枣树，两棵枣树像是一对亲兄弟，但戴家的那棵枣树是“木头枣”，枣子像小纺锤似的，我家的枣子是小而圆的“灵枣”，可吃起来却比木头枣甜。

枣子红了。戴家用竹竿打枣，一旦有枣子落到篱笆这边，她儿子便使唤我捡起来从篱笆缝里交给他，或是他自己绕了一大圈到我家院子来捡走。我家的枣树像个驼背的老汉，上半身比屋脊还高。我够不着打枣子，就爬到树上去摘，摘不着的才打下来，而掉到她家那边的枣子，我家从没有要过，凭良心讲，是我娘抹不开面子去要。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土改”划成分，她家被划为“富农”，“五大财产”被没收。我家则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她家的西厢房和几亩地、两张木椅外加一条板凳，还分了她家的一部分竹园。那时我才七八岁，读初小。听大人们都叫她“老富农”，我也弄不懂富农、贫农是咋回事，但因着土改忽然有了自家的房和地，自然是喜出望外。

土改后，老富农不得不带儿子下地干活，忙季就雇个季节工，日子倒也过得去。她儿子虽长得人高马大，但尚未成年，就没给戴上“富农分子”帽子。老富农特别宠爱这个儿子。但她的儿子不争气，偷鸡摸狗，吃喝嫖赌都来。老富农恨铁不成钢，也叫儿子不要胡作非为，他哪里肯听。当面，人们习惯叫他“小少爷”，背后却称他“恶少”，都说他像池塘里泡过的南瓜，一肚子坏水。我娘件件都记在心里。

快“解放”那会儿，老富农的男人就张罗着要在后院再盖几间房屋，不料想四面土墙刚垒起来，他便得了急病，一命呜呼。老富农也曾想接手盖房，可又怕被穷人分去，一停就是好几年。土墙经日晒雨淋，摇摇欲坠。其中一面土墙不仅挡住了我家的阳光，还有随时倒塌的危险，我家因此日夜不安。我娘找老富农，问能不能把那垛墙拆了，老富农不答应，她儿子叉着腰恶狠狠地对我娘说：“急什么，房子早晚还是要盖的！”我娘碰了钉子，心口疼了好几天。挨到解放，娘再也不愿忍气吞声过着，趁一个暴雨之夜，全家合力推倒了那垛土墙，这房子就再也没有盖起来。

可是，老富农依仗家族势力欺负人。我家分的几亩地地势低洼，俗称“锅底田”，雨后汇聚八方来水，要排掉田里的积水，非得经过老富农家的地头，老富农硬说水会冲掉肥力，“恶少”垒起土坝阻止我家排水。眼看刚发棵的玉米苗就要淹死，我娘一气之下，跑到乡政府把老富农给告了，老富农被带去关了一天，这才让我家排水。过不多久，发现我家的竹子被人偷砍，而这些竹子是和老富农的竹子紧挨着的，我娘断定又是“恶少”所为，但苦于没有当场抓住，只得忍气吞声。

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恶少”因偷窃成性被抓去劳改，夜间偷跑出来，走了一夜，天亮躲进人家的山芋窖里，被发现后又送回监狱，听说他在里面打架斗毆，死于同监犯人之手。从此，老富农孑然一身，而她的房子也毁于1956年的那场洪水。幸亏她用牛绳把自己和棺材一起系在枣树上，总算逃脱一劫。大跃进时，老富农因生活所迫想卖掉那棵救命的枣树而未成，枣树却被砍去大炼钢铁了。我娘为了供我上学，卖掉了我家的枣树，私下里塞给老富农几块钱，老富农攥着钱，说了一大堆感谢话，还朝我娘深深地作了一个揖。

老富农病死时正闹饥荒，大伙七手八脚将她装进棺材，就地掩埋了。人民公社平整土地，有人挖出了她的棺材板，发现原是上等黄花梨木，便改做了几件家具，倒成了远近闻名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