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炜 王培行

摘 要：乾嘉两朝是清代帖学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姚鼐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家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清中期典型的帖学派代表书家。其书法崇古法、尚帖学，以行草书见长，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清新疏朗、洁净超然的文人学者气息。本文立足于清中期的社会背景及书史立场，将姚鼐的书迹作品按时间脉络展开分析，发掘其对时代书风的反思和审美取向的观照，以此视角来阐述姚鼐书法创作的人文品格和艺术追求。

关键词：姚鼐；书法风格；艺术追求

作者简介：唐炜（1993-），女，泉州师范学院美术领域（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黄鸿琼教授；王培行（1992-），男，泉州师范学院美术领域（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黄鸿琼教授。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4

中国古代传统文人中，大部分人在诗词曲赋等方面的成就远胜于其书法地位。以书法艺术而言，地位远低于政治、文化和教育，大多只是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姚鼐作为清代桐城派的杰出人物，在古文作法上，继方苞、刘大櫆之衣钵，发扬光大，弟子遍布大江南北。桐城派在姚鼐的指引下，辉映清代文坛两百余年，影响极其深远。后人学者对于姚鼐大多总冠以“古文家”、“宋学家”之头衔，却忽略了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客观来说，姚鼐是清代帖派书家中不容忽视的代表人物之一。姚鼐的书法以帖学为宗，早期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学董其昌、赵孟頫二家；进而突破董氏藩篱，取法米芾、李邕；再经由颜真卿追溯二王。书体真、行、草皆工，风格雅净；用笔刚柔相济、阴阳和谐，深得中和之美。包世臣、康有为、沙孟海、叶百丰等人对其书法艺术成就评价颇高。尤其是包世臣，将姚鼐的行草书列入“妙品”，认为有清一代中，姚鼐的书法仅次于邓石如，且与刘墉不分伯仲。更是将姚鼐的书法作品放在“逸品下十六人”中，与邓石如、刘墉是国朝第一。

姚鼐一生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书法的风格也随着时代的风尚而有所变化。据笔者博物馆调查与统计，姚鼐留存作品大都以行草书传世，其中包含少量楷书作品，目前所见共计正式作品83幅，另有尺牍56通，其中有纪年作品19件。从姚鼐留存的大量书作中，首先可以看出传统文人特有的文化涵养。深入考察其书迹，我们可窥知姚鼐的书法作品中充分表现了其经过长期不懈临池之后所展示出的对于书法艺术的独特理解和对书法技艺的执着追求，也展示了其独立于时代之外的个人面目。

现就其书法主要特征，作如下分析。

一、以帖学为宗，初学董赵

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会学董其昌蔚然成风，姚鼐的书法初源也是由董其昌着手。董其昌的書法，楷书从颜真卿《多宝塔》入手，后取法虞世南和钟王小楷，体势端庄笃实，清秀丰伟，行笔舒缓。行书致力于二王、颜真卿、杨凝式和米芾诸家，点画遒丽畅达，结体化米芾的上松下紧为密上疏下，有挺拔上举之势，字距行距开阔，章法疏朗，善用淡墨，空灵清新。草书学怀素，点画含筋裹骨，转折圆畅婉丽，寓遒媚于豪放之中，婀娜而不失刚健。

1.1 姚鼐《草书自作诗轴》

姚鼐《草书自作诗轴》（图1.1），结合创作背景来看，这幅作品落款为“壬寅秋八月”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姚鼐五十二岁，在安庆敬敷书院主讲已有三个年头。这幅草书自作诗内容为“‘高斋西面向澄江，缓酌兰陵春酒缸。莫厌坐深风露重，霄分圆月始盈窗。壬寅秋八月漫录近句，惜抱居士鼐。”诗中的姚鼐居斋临江，浅呷一口兰陵酒，慢慢品来，心中恣有醉意。此时晚风袭面，窗外月圆如斗，无限神往。此刻的姚鼐内心是复杂的，遥想三十年前参加礼部会试，是从这里乘船北上入京。如今韶华不在，自己已辞官不问朝政，一种孤寂落寞而又怡然自得之情漫上心头。文为己出，书法形象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书家的感情。且看开头“高”字重墨起笔，至“斋”字一笔落成，“西”字又重按起笔，“面”字转实为虚。“春”字与“酒缸”二字相呼应，一放一收，一实一虚，浓淡相间，虚实相生，如冬雪处融，虚白之处弥漫无限生机。整幅作品章法的疏朗协调，字形的大小向背，点画的方圆藏露，看似 平淡无奇，却笔笔透露出作者的心性灵光。这种平淡、雅韵，将董书的婉丽遒媚与空灵清新深入神髓，给人一种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遐思。

书作《致何道生》（图1.2）内容只有三行，短小精悍，通篇气韵流畅，矍然有凌云之气，是地地道道地董其昌风格，章法上错落有致，字与字之间接头连尾，鱼贯而行，而行距稍稍拉开，文人学者的气息跃然纸上。

姚鼐对董其昌的推崇在其诗文集中也有描述，姚鼐认为自书圣王羲之到如今，已有千余年，但在书法史上留名者，也许数十年或数百年才一人：“自明董其昌死，今无人焉。”[1]219指出书法在董其昌之后后继无人，如今看来姚鼐的这句话有过多夸大的嫌疑，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董其昌在姚鼐的心中之位是崇高的。

赵孟頫的书法影响了整个元代，对明代影响也很深，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孟頫为目标。赵孟頫一生两度入京为官，入元后又荣际五朝，所以他的书法折射出高贵典雅的庙堂之气。行草继王羲之不激不厉的平和书风，随陈智永、唐褚遂良、陆柬之、宋高宗赵构而一脉相承，笔法蕴藉沉稳，结字平正而秀丽。如姚鼐写给友人汪志伊的信札（图1.3），主要取法赵孟頫的行书《前后赤壁赋》，笔法上颇多相似。图中“太”“夫”“一”字长横画取左低右高之势，以稳定重心；“二”

“右”字的短横露锋入纸，腕内翻笔肚稍顿，呈饱满之态；“仲”字竖画起笔腕稍外翻顿笔后下行，边走边行，出锋时迅速于空中作收势，标准的悬针竖；“俾”字两竖长短各异，令字态飞动；整幅作品分行布白将董其昌的秀逸疏朗和赵孟頫的平和端庄相结合，书写节奏上稍有变化，有轻盈，有敦厚，对比明显。一种神气清夷、迥出尘俗的精神面貌扑面而来。

图1.2 姚鼐《致何道生》 图1.3 姚鼐《致汪志伊》

二、突破董氏，渐次取法米芾、李邕

董其昌从十七岁（1571）开始习书，一直到八十二岁（1636）临终，一生临池不辍，积累了六十余年的学书经验。对董其昌书风影响较大者，当属米芾无疑。在其书论《画禅室随笔》中不止一次提到学习米书的重要性：

“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呪也。”

“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

“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

“然自唐以后，未有能过元章书者，虽赵文敏亦于元章叹服，曰：‘今人去古远矣。余尝见赵吴兴作米书一册，在吏部司务蒋行义家，颇得襄阳法。今海内能为襄阳书者绝少。”[2]546

以上论述可见董其昌将米芾的书史地位尊为至上，认为苏轼、赵孟頫是无法与董相颉颃的。米芾崇尚天真自然的书风、精湛圆熟的技法让董其昌陶醉不已。图为米芾行书珍品《天马赋》（图1.4），用笔起落有致，往来自在，却处处笔断意连，应规入矩，体现了不凡的笔底功夫。飘逸潇洒，跌宕流美。董其昌在临习米芾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自己的想法，结体错落有致，线条挺朗，清气可掬，分行布白，气脉流贯开畅，表现出一种别具的格韵（图1.5）。

姚鼐也是由董入米，观《米友仁楚江风雨图卷》后作诗“此图卷末复题诗，南朝又见颠翁字。父子峥嵘书画学，江山慨叹迁移事。”[1]504可见姚鼐对米芾的评价很高。

图1.4 米芾临《天马赋》（局部）

图1.5董其昌临《天马赋》（局部）

姚鼐写给儿子的家书（图1.6），从书法角度来看，这幅作品深得米芾旨趣。米芾崇尚天真自然的书风，讲究浑然天成，结字应打破“四平八稳”，强调各种变化的关系。姚鼐在用笔上提按丰富，“下”“江”“彼”“时”等字对比明显，每一个笔划都劲健、清挺，给人一种竹摇清影的朗爽感觉；在字形结体上，将米字的险绝稍涉平和，与董其昌的平淡天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赵孟頫崇倡復古，回归晋唐，晚年主要学李邕的《岳麓寺碑》，将李邕碑中的险峻欹侧之势化为雍容端庄的行楷风貌，董其昌也以李邕为骨而化其雄强为淡雅，姚鼐同样透过赵董学习李邕。姚鼐临《李北海缙云三帖》（图1.7）是其书法作品中极为少见的临摹作品，“嘉庆元年”也即1796年，此时姚鼐66岁，继续讲学于江宁钟山书院，近古稀之年还坚持临帖，足见刻苦好学的精神。此帖吸收了李邕用笔中结字宽博、开张的特征，结体上将李字的中宫收紧把握得很到位，细细品来，李邕字势的欹侧在姚鼐笔下更多的是平正、端和之感。行笔从容舒缓，行中带有楷法。章法上和李帖比较收敛而不拘谨，更忠实原帖的神貌。

图1.6 姚鼐手札 图1.7姚鼐《临李北海缙云三帖》

三、旨归二王，钟情颜真卿、倪瓒

董其昌的楷书从颜真卿的《多宝塔》入手，行书也颇有颜真卿之风，认为颜体行书是“以平原《争坐位帖》求苏、米，方知其变。宋人无不写《争坐位帖》也。”[2]546姚鼐临颜真卿以除去学董的婉柔、扁薄的线质特征。这与当时张照、刘墉、钱沣都一样，都在颜真卿的书法上下足了功夫。颜真卿《争坐位帖》天真浪漫，字字飞动，米芾对此帖评为颜体行书第一，黄庭坚直谓二王后嗣，朱长文更是将此帖推为神品。不难发现，姚鼐临《争坐位帖》（图1.8）将董的“秀润”变化为苍劲、古逸的风貌。图中选自《姚惜抱先生家书册》中姚鼐写给儿子的家书（图1.9），内容是关于持家教子方面，其书挈之作，意在适用记事。《争坐位》帖中圆劲秀拔的线条、疏宕恣意的感觉在姚鼐的笔中演绎得恰到好处，枯笔的运用、浓淡相间的墨韵使得整幅作品画面感对比强烈。更为重要的是，既有颜真卿外拓雄强的一面，又有赵孟頫秀润婉约的一面。

图1.8姚鼐临《争坐位帖》 图1.9《姚鼐家书》

图1.10《姚鼐手札》

马宗霍在其着《霋岳楼笔谈》中提到：“惜抱行书，其疏逸处，似有得于倪云林。”[3]220沙孟海先生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姚鼐学书是由倪云林而追溯晋唐。小楷（图1.10）书颇具倪云林的风格，倪云林的小楷书取法钟繇，古淡朴拙，字势横扁，隶书遗意格调高古。姚鼐通过倪云林而上溯魏晋钟繇，尊古溯源，不流于俗气。用笔爽劲而妍润，结体偏扁，多出波磔，饶有隶意，耐人寻味。晚年的姚鼐书法专攻王献之，赵彦偁云：“惜翁亦究心书学。笔致超然，纯是书味酝酿而出。落墨似近山舟梦楼，而品致清妙，实出二公之上。”[3]220

又云：“疏逸之气，勃勃纸上，深得大令妙处。”[3]220梁同书、王文治二人都学过董其昌，都擅长唐人写经。赵彦偁认为姚鼐书法贯注性情、富有情趣和书卷气远高于二公，评价很高。右图尺牍“二王”的精神面貌显露，自唐代至明清，书法以二王为独尊。无论是元赵孟頫、明董其昌还是清代的帖派书家，一脉相承，都深深地受王字的影响。譬如姚鼐的《行草七绝》（图1.11）正文四行，落款两行，署“惜翁”。释文“春楼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芍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虽取法董其昌，但却以“二王”为源，得其神髓、神韵。清疏枯淡，气洁神清。笔力苍劲有力，力透纸背。第一行“十”，第二行“芍”，虽笔划纤细，但线条质量极高，不失油滑。行笔不快不慢，适当的连笔，使整幅作品鲜活起来。

图1.11姚鼐《行草七绝》

通过以上书法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姚鼐以行草书见长，姚鼐学书初涉董赵，作品体现出空灵萧散、淡然悠远的意味。后为突破董赵藩篱，姚鼐自觉取法于米、李、颜等历代书法大家，最后经由米芾、李邕、颜真卿、倪瓒等书家而回归二王。姚鼐博涉众家，把不同书家的可取之处都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最终形成了遒劲浑朴、天然恬淡的独特风格。不可否认的是，其深厚的文学素养使文人气息弥漫于字里行间，桐城派为文尚“雅洁”，姚鼐的书法洁净恣意、超然脱俗，正是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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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

[3]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5]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全23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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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惜抱撰、王道荣发行.惜抱轩手札[M].台北：广文书局，1989.

[8]姜宝平.历代名家尺牍精粹·米芾尺牍[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6.

[9]史树青.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