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景

摘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于1961年，但直到1979年繁体字中译本在香港出版，才在中国大陆传播。作为非正式出版物传播的异质性，在读者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及因此大陆“重写文学史”等思潮对其作为异路资源的选择性承继，都呈现出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变化发展的某些特质。

关键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大陆；传播；误读；重写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022-0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对大陆读者而言，始终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他进入大陆读者视野的路径颇多曲折：虽然在1961年就已经在美国问世，但是直到1980年以后才传入国内，迟至2005年才在大陆正式出版。然而迟滞的“剪彩仪式”并未阻隔《小说史》对大陆文学研究的影响：进入新时期的大陆文学界，随着持续不断的沈从文热、钱锺书热、张爱玲热，当初力荐这几位作家的《小说史》以一种先见之明的姿态获得人们的青睐。但几乎所有的文评家在肯定夏志清的“洞见”之时，不忘提醒人们他的“偏见”，《小说史》的“偏见”与“洞见”恰似硬币的两面，与《小说史》如影随形，令它从诞生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聚讼不断”。

《小说史》之于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慧眼识得长期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不仅在于他打破了大陆1950年代以来“正统”文学史的立场推介和评价现代作家作品的垄断地位，还在于自1980年代至今，这部小说史还在不断参与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建构。不论对它是褒还是贬，是吸纳还是排斥，《小说史》30多年来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都折射出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变化发展的某些特质。

一、出版与传播

《小说史》的写作语言是英语，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书题为“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1917-1957”，并标有中文书名“近代中国小说史”，附录有夏济安撰写的“Taiwan”（台湾文学）和夏志清本人所撰“The Whirlwind”（评姜贵的《旋风》）。1971年耶鲁再版时，标题删去“1917-1957”的字样，附录删去“Taiwan”；添加的除了再版序言外，有“Communist Literature Since 1958”（1958年來中国大陆的文学）一章，及附录“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1991年三版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除增加第三版序言、王德威的导言外，还增加了一篇附录“Obsession With China Ⅱ：Three Taiwan Writers”（怀国与乡愁的延续——以三位台湾作家为例）。

《小说史》的繁体字中译本以1971年再版英文本为底本，于1979年7月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刘绍铭、李欧梵等15人。友联本以《作者中译本序》取代英文版的《序》和《再版序》，增加了刘绍铭的《经典之作——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另外，原附录中《评姜贵的〈旋风〉》与作者用中文发表的《姜贵的〈重阳〉——兼论中国近代小说》合成一文《姜贵的两部小说》收入。1979年9月、1986年和1991年，《小说史》中译本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三版的《小说史》，除了增加王德威的《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刘绍铭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基本上保持了和友联底本一样的编排。

2005年7月，简体字译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香港1979年友联版为底本，除了大量敏感字句的删改之外，还删去了《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和《姜贵的两部小说》这两篇文章，另有三章为节选：第十三章《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第十五章《张爱玲》和第十八章《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增加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小论陈衡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2005年简体版虽然只是“洁本”，但对《小说史》在大陆的传播而言，有着“挂牌上市”的意义，结束了妾身未明的半地下状态。

如上所述，《小说史》的版本有三大体系，即英文版（1961年初版）、繁体字版（1979年初版）、简体字版（2005年初版）。三大版本初版时间跨度大，内容亦有所差异。这部由华人学者著述的小说史，每走近大陆读者一步，都要转换一种形式（文字、出版地、出版方式），跋涉20年左右的时光，并且常常需要壮士断腕（以做增删改动换取出版权限）。从英文版到中文繁体字版，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转换所产生的差异，多位译者产生的翻译语言之不同一；由港版到大陆版，亦从繁体字转化为简体字，由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产生的删节改动，出版时间（年代）的变化而导致读者群的差异与变化，及对读者阅读心理和氛围的影响，都是在《小说史》的传播与接受中值得注意的部分。今日我们追溯《小说史》的版本变迁，无疑将其当作一个流动的、发展的，并非变动不居的创作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作者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认识并非丝毫不变，而它的译者、推介者（如刘绍铭、王德威等）和读者、评论者（如普实克等）都一起参与到《小说史》的建构中去，俨然成为《小说史》经由传播、接受形成的一大景观。

我们要明了夏氏《小说史》之于大陆读者和文学批评界的影响，首要辨明的是大陆读者文学史方面的“底色”。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建制在上世纪50年代初，但是对于80年代初的大陆读者而言，他们的文学史“宇宙观”，并不比50年代有实质性的延展。在文学史大一统的建构体系中，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发轫之作，亦是奠基之作，他对于文学史的建构，如其以《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以“阶级论”作为阐释体系，成为其后跟进的文学史作品不可逾越的范式。因此，无论是“十七年”时期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史称“三部半”），还是“拨乱反正”之后出版的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不曾脱离王瑶的“窠臼”。

“三部半”和夏氏《小说史》写作出版年份接近，常常被看作冷战格局中东西阵营对峙在文学史创作方面的体现。然而事实上，他们始终不曾对话或者辩难，只是呈现单向流动的特点：夏志清可以参照王瑶等的作品，而王瑶等对夏氏的采纳或者驳诘，须待至二三十年后。《史稿》评介文艺运动、诗歌、小说、戏剧，收入的作家数量大，涉及的面比较宽广；夏氏所著为《小说史》，在大陆学界看来只是一类“文体史”，夏氏的体例也非常单纯，多为作家作品的品鉴，与王瑶等“纵横捭阖”的气魄不好比拟。至于夏氏提及《小说史》缘起于给美国军官编写《中国手册》，而后得益于其为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项目，更与王瑶等为党领导下的人民文学树碑立传的雄心不可以道里计。然而在差不多要作出“蚍蜉撼大树”的慨叹之时，两个文学史写作体系的“吸睛力”在大陆读者间发生了变易和流转。

虽然《小说史》早在1961年就已经出版，但大陆学界对其完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即有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争，也不曾在大陆学界泛起一丝涟漪。直到1980年代初期，随着国门渐开，大陆学界释土融冰，《小说史》才渐入大陆学界的视野。夏氏说：“大陆学界、文艺界普遍注意到我这个人，是在1979年港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问世之后……”①

《小说史》初版之时虽也署“近代中国小说史”，但显然“Modern”更具備大陆读者习惯上“现代”甚至“当代”的意味，因为这部1961年初版的“史”，书中讨论的截止年限在1957年，1971年再版时候又“与时俱进”对1958年以来大陆文学情况做了分析；《小说史》从文本细读入手，以对作品品评赏鉴的方式剥离出作家作品的优劣，其讨论的作家不仅在世，许多甚至尚在盛年，因此读者未始不能把它当作文学批评来阅读。虽备“小说史”之名，但辐射至对整个文艺形势的探讨，其广阔的视野使读者难以仅仅将其当作单一文体史来看待。这类自由“跨界”的特点——时事感、以点带面，使《小说史》一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就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首先对夏志清呈现态度的是彼时大陆的学界高层。他们既是《小说史》的读者，也是同行。国门已开，对《小说史》再“深度活埋”是不明智的。对冷战格局的警醒和统战意识的加强具体到对《小说史》的态度上，即在表面的贬斥防范之下，埋藏着对《小说史》在话语权方面的竞争意识。唐弢说“我这次在大连碰到丁玲，她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批一批夏志清呢？国内已经有很多人在批了。”②原来1983年夏志清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华，胡乔木指示《文艺报》对《小说史》进行批判。《文艺报》遂邀请了王瑶、唐弢等30余名学者参加研讨。会后发言稿整理成批判夏志清“反共立场、宗教偏见、历史偏见、艺术偏见”的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③要批判就要先学习“反面教材”，虽然此起彼伏的“批”还残留着文革中大字报和批斗的风气，但是一方面邀请这位“异议分子”来到大陆访问，同意他与钱锺书、师陀、沈从文等会面④，另一方面为了要消除他所带来的“精神污染”，对他20年前出版的“代表作”热忱批驳，多少也说明了大陆学界对夏志清的矛盾心态，及对官修文学史“伟大光荣正确”的底气不足。唐弢说：“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以抵消错误影响，这是最根本的一着。因为单是反驳一个夏志清，不一定有效。我们现在还拿不出一部好的现代小说史，这是我们自己的缺点。”⑤杨义说：“时代呼唤着产生气魄恢宏的小说史著作，以结束夏著在海外风行20年，近日又冲击国内学术界的这段历史。”⑥他们普遍对《小说史》这“外来的和尚”感到不安，又希望超越。

对普通民众而言，可以看到对《小说史》轰轰烈烈的单方面缺席评判，却看不到《小说史》本尊，《小说史》与大陆读者的初次见面多少显得有些荒诞。而随之以半地下的暧昧状态流传，是《小说史》在大陆传播值得注意的第二点。官方不允许公开发行《小说史》，但似乎也并不禁止它的私下流传。在所有正式的阅书渠道，图书馆或者书店，均无《小说史》的痕迹。在前互联网时代，印刷发行行业垄断了文化的传播，因此一般的学生和市民无从读到此书，他们了解《小说史》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其一，从刚刚兴起张爱玲、钱锺书研究合集中搜刮出《小说史》的断章。“该书好多章都已编入个别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里（我看到的即有鲁迅、茅盾、沈从文、张天翼、师陀等五种），公开发售。”⑦学者止庵也说：“我第一次知道夏志清，是读到钱锺书1980年为《围城》所写‘重印前记里的一句话……后来大陆翻印张爱玲的作品，我读了更中意，介绍又说张受重视亦得力于夏志清的举荐，于是这个人对我来说真的成了一件事了。”⑧其二，通过官方学术体系对他的批判。批判就需要“引文”，刊载《小说史》的片段，虽然这对《小说史》的介绍是片面的，有时被加了倾向明显、措辞严厉“按语”，但恰恰作为一种缝隙传播，对于习惯了“推背术”的大陆读者，以一种悖谬的方式提高了《小说史》的影响力。虽只是对《小说史》惊鸿一瞥，但其迥异于官方评价体系的论述还是震惊了彼时大陆学界。很快学院派研究者通过各种“海外关系”，获得香港1979年版的《小说史》中译本，并在学术论文中提及、引用。夏氏说他的《小说史》“在大学生、研究生间流传很广——友联运往大陆推销的册数一定不太多，但想来每一本都有不少暗相传阅的读者。同时近年来我倒有3位来自中共的研究生跟我念书——他们同不少书面请教或登门拜访的大陆青年一样，未来美国即已读了我的《小说史》了。”⑨学者吴福辉、吴晓东、陈思和、止庵、谢泳等的回忆均可证实，师生间传抄借阅、外籍亲友赠阅、亲友赴港台时代为购置，是当时大陆读者得以阅读《小说史》的主要渠道。如吴晓东说：“我至今仍旧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自己读研究生时从老师那里借到香港版的《小说史》的兴奋心情。”⑩

二、部分接受与多方误读

一般而言，文学史的书写首先具有一种“当下性”，即文学史在作者将其完成并出版发行后，短期内得到书评家和读者的响应，并逐步实现其经典化或被遗忘淘汰的过程。此时读者和书评家与文学史作者的“视野”是同步的，他们所获得的资源和认知结构趋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史和读者的距离也逐渐拉开来，读者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与文学史作者可以重合的地方越来越少，文学史经过时间的洗礼和远距离的观照，形成能够获得长期而稳定认同的部分，使读者从中不断拮取“睿见”，从而走进了该文学史“经典化”的历程。《小说史》在大陆的传播十分特殊。对大陆读者而言，他们对《小说史》的接受可谓直接跳过了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因此产生了跨度极大、消化极快的接受过程，并在接受过程中产生了种种错位现象。

这种错位首先表现在作者的“期待读者”与事实上的大陆读者在文化储备、知识构成和理解力诸方面的错位。夏志清既然以英语为写作语言，他的期待读者或者说目标读者正如他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是“美国读者，尤其是那些对中国现代文学知道不多但又满怀好奇心的读者。这些读者大多不具有阅读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历。”{11}因此《小说史》的体例，基本上先介绍作家生平概况，再对其作品引入分析，这是文学史“启蒙读物”的通例做法，他对《小说史》的定位也可以从《答普实克》一文中得到验证。当普实克批评他没有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关系，对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也只是粗略地提及之时，他辩驳说，他对于《小说史》的定位在于做一个基础的工作，那就是：“评价分析某一时期主要的、代表性的作家，简要介绍导致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时代状况，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切。”{12}他承认“援引了一些可比的西方文学作品，只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评定要比较的作品，而非要在它们之间寻找联系或影响。”{13}也就是说，为人们所盛赞的《小说史》的“比较视野”，只是为了使中国现代小说经由与西方小说的相似比较而更贴近西方读者的阅读视野和理解力而已，而并非“所提及的西方大师恰好像要来弥补中国作家的不足”，以及“扩展他的文学地图，以一样的热情拥抱这些作家”{14}云云。在1960年代的美国，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小众的边缘的学科的事实，《小说史》实现了它作为一部拓荒之作所起的作用，填补了一个空白，夏志清诚实并切实地对《小说史》进行了定位，这一开山之作并没有因它的“启蒙读物”的性质而减弱自身学术思辨色彩，这是《小说史》难能可贵的一面。也正因此，当《小说史》的事实读者为中国大陆读者的时候，《小说史》还可以在高点层次上与读者就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进行对话和提升。能够读到《小说史》的大陆读者，可以囊括八九十年代的学院派，有“海外关系”的精英阶层，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在触碰《小说史》之前有丰厚的、即使是偏差的现代文学阅读经验，经受过长期大一统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对《小说史》自觉不自觉地，有一套文学史评介的标杆。《小说史》冲击、填补了他们的文学史观，甚至有不少人产生了排异反应。对于他们而言，被遮蔽的事实部分，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在《小说史》的指引下重新补课，这个“扫盲”的过程和《小说史》之期待于西方读者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在文艺评论指引下阅读文本的过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的不同阐释、对鲁迅、茅盾、老舍等作品的重新品评，在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中，即使不是新一轮推翻重建的工作，也不吝于一次强悍的地震。学者孙郁说：“夏氏对现代文人的勾勒和我习惯的看法迥异，一时既感新鲜，又颇多疑虑，以为有一些判断是过度政治化了的。”{15}

大陆读者与夏志清因为地理文化环境和代际交替等的落差而产生的阅读隔膜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夏志清先在国内教会学校沪江大学学习，后去国在英美教育体系下学习文学批评，他一直接受的是欧美精英教育。比照胡适、林语堂等的学术成长轨迹，可以觅得相似之处。因此说夏志清是五四培养起来的学者并不为过。这样的学者培养轨迹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已销声匿迹。五四的传统，理解并吸纳西方文化的能力，在50年代初期教育体制大换血后形成了一个断层，至今没有衔接上。1961年，周扬对一群教科书编辑人演说时提到，就见识和学养来说，他自己这一代远不如梁启超和胡适。因此，“如果你们学问不如我们的话，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夏志清认為，“那些从小学开始就接受共产教育出身的人，情形会更坏。如果文化孤立情形一天不变，年轻的一代就无法在知识上取得适当的滋养，教育水准就会‘一代不如一代”{16}。夏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就80年代大陆读者情形看来，英语能力普遍较弱，不能研读欧美文学及批评著作原文，而译本的介绍相对滞后，又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发生变形的情况很常见；很难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有这样的语言能力，也没有和欧美学者可以对话的视野和语境。这导致大陆读者的阅读顺序是，先接触既定的现代文学史，然后接触现代文学文本，再接触或不完全接触欧美文学文本（一般停留在18-19世纪的欧美文学，20世纪欧美文学被认为是颓废的文学，晚近才开始介绍），至于欧美文学批评传统，80年代以后通过译本进入了大陆。在文学教育层面上先后顺序的不同，决定了读者的格局和视野，对《小说史》的理解、吸纳和对话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样主观、客观、内在、外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大陆读者对《小说史》产生了种种误读。在误读的过程中，大陆读者不自觉地参与了《小说史》形象的塑造，并以“按需择取”的方式让《小说史》参与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新建构中。

其一为片面阅读。表现之一为只提一点，不计其余。如单纯肯定《小说史》史料挖掘的功绩，而对其美学标准避而不谈。对《小说史》史料方面所做工作的肯定，从普实克的批评就开始了，他在发表了对夏志清的一系列不满之后，给夏志清一个安慰奖：“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说，夏志清完成了一部相当可观的论著，这一点已由他书后的参考书目、图表和索引所证明。对于这些内容的编排组织，人们可能会有异议，但他们的确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17}表现之二为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如宣扬《小说史》的最大功绩在于发现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让他们成为主流名单的有益补充。这类偏差性的肯定，表面上看似对《小说史》的褒扬，事实上以对小说史丰厚价值的单薄化为策略，对《小说史》作为文艺批评的优秀作品本身是一种贬低，在这类“买椟还珠”的作为中，包含着批评者对《小说史》所提供的思想和方法可能侵入并主导现有价值取向的恐惧。表现之三为敏感章节视若不见。虽然《小说史》以作家作品品评为主旨，但对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和运动也分析得颇为详细。夏志清曾经抱怨：“对于从1936年到1957年在左翼和中共作家内部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斗争，我曾在‘遵从、违抗、成就这一章中做了很长的、细致的分析，而普实克对此一笔带过，只触及了较早期的争论，对那些发生在50年代的主要事件，比如反胡风运动和对右派作家、修正主义作家的迫害，普实克在文章中都闭口不提。”{18}这个“闭口不提”的原则也适用于其后大陆发表的任何一篇对《小说史》的评介。

其二为意图曲解。“他们有些人的目的就是利用几个作家来打击其他作家，他们说钱锺书写的《围城》好，这是对的，我也喜欢……但是夏志清的目的在利用他来贬低茅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19}。将冷战思维、政治意图加入小说史撰写，是最明显的一个意图曲解。如因《小说史》对鲁迅、丁玲、赵树理评价不高，刘再复就断言《小说史》的框架是“共产作家”与“非共产作家”的分野和对立：

对‘非共产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词；而对‘共产作家则用非文学评论语言进行嘲弄和贬抑，以至完全脱离文学的事实。完全用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种偏见与简单化的批评，是上世纪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方式在文学研究中的投影，也是我国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党派斗争的烙印，可说是特定时代的风气。……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六、七十年代大陆的泛政治的小说史教科书对现代作家的价值估量尽管完全不同，但思维方式和批评尺度（包括批评态度）却有共同点，这就是都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史写作上的牵制和主宰。{20}

刘再复的这一番慷慨激昂只是告诉我们：他没有认真读过夏志清的《小说史》。如果他稍微再翻翻《小说史》，就会知道夏志清同推崇张爱玲一样不遗余力推崇的张天翼、吴组缃，恰是他以为夏志清不待见的“共产作家”。如果《小说史》确如他所言，只是被右翼政治牵着鼻子走的偏激之作，《小说史》在大陆读者间断不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冷战格局已经弥散的今日，再“路盲”的读者也不是除了“左拐”，只会“右拐”的。夏志清的“反共立场”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恰如胡适的政治立场不会减弱他的学术贡献一样，夏志清的自辩也非常明晰：“但反共归反共，我治文学则一心一意治文学，从不会某作家反共就多加他几分，某作家拥共就给他零分，这样乱批，也不要写什么‘中国现代小说史了”。{21}把夏志清立为文学史家“右派”之典型，更方便于将他与“六、七十年代大陆的泛政治的小说史教科书”各打五十大板，以便后来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偏不倚确立一个“重写文学史”的貌似“公正”范畴，或者建立一个文学史的“统一战线”，将左中右各位作家牌位一字列开——当然鲁迅“文学教父”的地位是不允许张爱玲等撼动的——对《小说史》这样的态度当然不止刘再复一个。

意图曲解之二即认为夏志清尊崇“纯文学”的观念，注重文学的“艺术性”，既然夏氏不止一次坦言他“所使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22}，他的宗旨是“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评审”{23}，而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又是公认的立意于文本分析的“新批评”。80年代大陆学界恰需以“纯文学”概念抵制那种“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呈正比”的观念和做法，需要强调“艺术技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因而对夏氏这一文学品评标准，正中下怀。然而《小说史》所评述的作家，却几乎都是写实派的“为人生”的作家，夏氏关注“讽刺”的传统，更使人难以将其与“纯文学”划等号。他认为周作人、林语堂所信奉的“言志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认为林语堂“钻进了享乐主义的死胡同”{24}；在与司马长风的辩论中，更是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脱离人生的‘独立天地，一座‘艺术之宫”{25}。因此，与其认为《小说史》具备“纯文学”色彩，不如说，虽然在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教条主义、功利主义方面，《小说史》和“纯文学”派是一致的，但《小说史》显然更关心作家是否忠实于自我清晰敏锐的观察和诚恳感受现实的能力，强调“才华与艺术良心”的重要性。

其三为定位谬误。《小说史》时至今日聚讼不断的原因之一是夏志清拒绝四平八稳的论述。这让习惯了教科书式论述的大陆学界颇不以为然。《小说史》显见为人诟病之处在于夏志清的“口无遮拦”。《小说史》中到处可见他自我主观感受的肆意挥洒：他既不对裹挟着文学创作的民族解放运动大肆歌颂，也不对鲁迅采取高山仰止的态度，这已经令大陆学界相当不适，甚至时不时用一些调侃的语汇评述左翼作家，更是激起了抗议。《小说史》言及郁达夫之死时说：“他身为作家，既非共产党，也不很爱国，遭到这个下场也可以说是万想不到的了”{26}。江弱水对以“下场”形容郁达夫的死，已经不以为然，当他追溯英文原文，发现是ironicend（讽刺性结局），更是大吃一惊，他认为“一个中国作家，即使生活上颓荡沉沦，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幸灾乐祸的词吧”{27}。而在他之前，普实克就已经对夏志清评述丁玲私生活的用语相当不满了，他抱怨夏志清“不顾人的尊严”{28}。对此，夏志清是这样答复的：“作为一个将自己的生命当作一场自由实验的现代女性，丁玲肯定不会在意我对她的爱情生活的些许评论。因为真正可怕的，是1957年那些中共迫害者对那种生活进行了有系统而无情的扭曲。”{29}对于《小说史》的“不严谨”语汇和部分大陆读者的“接受障碍”，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方面来理解：大陆读者对于文学史的认识视野中，重要一点即其“官修史书——教科书”性质。文学史最初传入中国就是为了学科建制的需要，其教科书性质有着先入为主的优势；而随着50年代文学对政治日益紧密的依附，文学史“官修史书”的地位逐步确立下来，到80年代这一体系认识并未弥散。这就要求谨严的阐述语汇，即普实克理想中的“科学”研究之一环。夏志清在美国白手起家的时候可没有顾及这一套，《小说史》的507页中，鲁迅只占了27页，而张爱玲占了38页，这样的编排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胆敢说“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把钱锺书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而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对于如此多的“最”，他说：“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30}因此80年代初《小说史》一进入中国大陆，就产生了鲇鱼效应。如果读者将《小说史》定位为一部专著，是夏志清通過对现代各小说家的评述撒播自己的价值认识和审美判断能力，那么对他的胆大妄为且并非无可指摘的阐释就不会感到太过阻塞。诚如学者金理所言：“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理解为四平八稳的教科书，那我确实希望它赶紧消失。如果‘偏见意味着勇于表达学术个性，勇于探索新鲜的文学史理论，那我希望越来越多有‘偏见的文学史著作诞生。”{31}《小说史》的特点即专著性和个人性，这就是它的“偏见与洞见”的来源。

三、“重写文学史”对《小说史》的欲迎还拒

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史呈现的状况，一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二是重新打开国门，与西方交流。“十七年时期”文学史对新时期的读者、甚至是持官方立场的读者而言，已经有不相适应、不能自圆其说、难以令人信服的状况产生。同时，《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治下的文学史研究，其实是被当作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一个分支在建设的，担负着形象和宣传的重任，所谓“文学史的权力”，事实上也就是赋予文学“政治权力”，让谁入史，让谁排名在前，给谁正面评价，选取哪篇为代表作，都须臾不敢偏离指向，导致文学史表述僵化、千人一面，失去了再继续的可能性和意义。“任何单一全权的叙述，总已埋藏自我设限及自我解构的因子。”{32}因此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文学史以“纯文学”、“二十世纪文学”为名重新建构，以摆脱作为政治宣传品的制掣，近乎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小说史》中译本在香港的出版，可以说恰逢其时。其与主流文学史观念、方法完全不同的异质性，1980年代初期流入大陆之后，引起了彼时大陆学人的震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大陆学界对“新批评”等西方文论的引进，而且《小说史》本身被作为“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资源而加以利用。例如对当时的“非主流作家”（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的引介、对“主流作家”的“非主流作品”（如老舍的《猫城记》、巴金的《寒夜》）的挖掘、对文本细读的重视等，国内学界均受益于《小说史》。

但所谓“重写文学史”，不言自明，所立意于翻案的“母本”，即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源头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四人帮”倒台以后，刚刚复苏的大学学科体系传承的依然是“王瑶系列”。表现之一，在于无论中小学教材编选主导思想还是各大学中文系采用的教科书皆是在“讲话”指导下，以王瑶系列为辐射源；特征之二可从学科代际传承看出眉目：“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钱理群、严家炎、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等，齐集于北大、复旦，为王瑶、唐弢等之衣钵传人。对官修文学史自身局限的反思，从80年代初期的王瑶、唐弢就开始了，而“重写文学史”多少也得到了老先生们的支持。{33}因此，与其把“重写文学史”看作对“十七年”的颠覆，不如把它看作是“十七年”的一个延展和突破，毕竟“重写文学史”虽然汲取了《小说史》的养分，但与《小说史》写作理念，可说是南辕北辙。

1986年李泽厚提出，五四启蒙被民族救亡的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推进启蒙，反而让“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34}。而这个“救亡压倒启蒙”的理论成为“重写文学史”的一个理论支撑：对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价值再评价，认为新时期文学承接自五四文学，继续未完的启蒙进程。而《小说史》则认为，无论启蒙还是救亡，都是中国现代作家“感时忧国”心态的卓然体现，这类期望以文学开启心智，救国家于危难的热忱，事实上妨碍了中国作家对世道人心更深入的探索。“这种急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热忱，对文学的素质难免有坏的影响，现代中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之所以显得那么浅薄，与此不无关系。”{35}

正因为“重写文学史”的新启蒙主义立场，它至少在对“五四”和鲁迅的评价两个方面显露出与《小说史》的异路。

王晓明认为，“现代中国走了一条与五四传统不同的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然后抗日战争起来了，打断了这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路走到了‘文革。现在反过来了，‘文革失败了，又重新回到‘五四。”{36}陈思和也说：“国内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痛感五四精神的失落和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沉沦，于是呼吁‘五四传统的发扬光大。”{37}从以上可以看出，“重写文学史”的论者把“五四”当作重建思想的重要资源，他们赋予文学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本身，还具有思想史的意义。“重写文学史”之实绩，在于以“现代性”将“新民主主义论”置换下来，使得文学史较之前开阔通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卸载文学史被赋予的“权力”。夏志清对“五四”则不回避它的不足，“胡适的文学观虽然狭窄，但跟他一起搞‘文学革命的朋友，言论更为荒谬。”{38}

而鲁迅是“重写文学史”的“精神原点和知识资源”，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鲁迅无论是思想还是技巧上，所赋予的“开山祖师”、“精神教父”的地位，与“十七年”相比，并无丝毫动摇：鲁迅扛着“现代民族国家”这面大旗，走在“现代文学史”队列最瞩目的位置。而《小说史》的作者把鲁迅置于一个更“人间”的场域，把他当作一个有弱点、有困扰的小说家：鲁迅凭借两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不够彰显他在文坛的地位；一旦脱离了他的故乡，鲁迅的灵感就会枯竭；他的创作时期分为前后，后期的《故事新编》“浅薄而凌乱”，预示了一个小说家“可悲的没落”等等。{39}

如果我们再检视一下“重写文学史”的成果，如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指向，就会发现，当代大陆所修文学史，呈现和《小说史》不一样的质素。例如《小说史》基于评论家和史家的立场，主要任务是“辨别与评价”——“只有在我们从大量可得的作品中理清了线索并将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与优秀作家从平庸作家中辨别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对‘影响与‘技巧进行研究。”{40}夏志清对每位作家的作品仔细研读，对创作脉络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分析了其流变。例如，同是老舍作品，他何以推崇《猫城记》而低评《四世同堂》？何以肯定茅盾对女性的描写，对巴金的《秋》和《寒夜》做出了比较高的评价？每一个作家都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作品，不成功的地方在哪里，成功之处又在哪里。绝不是对成功之作大张旗鼓，而不成功作品一笔带过或提也不提。一个作家的复杂性，不能仅仅由他的一两部代表作构成。对二三流作品的分析，在文学史上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小说史》的这种观念和写法，并没有被“重写文学史”所采纳，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我们看到以“现代性”统领全书，对作家作品的评述，是介绍式、跳跃式的，以一两部代表作彰显作家特点，先入为主地呈现给读者；同时作家按照时期、社团流派被分门归类纳入一个个“体系”之中。这当然是教科书式文学史所要求的体例，与王瑶的《史稿》可能更具天然的亲近：“评价求其客观、简练、扼要，不求惊人之论。較少对作家的单篇作品，哪怕是著名的代表作，作出细致的分析。……是以对作家创作特点的高度概括显示其学术功力的。”{41}这种“《史稿》为本，《小说史》为用”的状态，在文学史写作附着于整个“官办大学体系”的情势下，短期内不会有任何改观。

结语

夏氏的《小说史》自诞生之日起，在不同语境中几经辗转，以一部学术著作而历经意识形态的推举或非难，终于日益彰显于对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关注的“核心人群”——中国大陆读者之中。然而，因为作者及读者的政治立场、学术视野甚至利害纠葛等种种因素，《小说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依然是有限度的，接受依然是有保留的，对《小说史》进行“六经注我”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解读和生发还层出不穷。恰恰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学术环境尚不能完全接纳《小说史》这样的“异端”，使得《小说史》所提供的资源远远还没有过时，所谓“超越”《小说史》的文学史还不曾遇见。“今天中国大陆正统现代文学界也没有完全进步到可以全盘接受夏志清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地步，他改变了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但他没有能改变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悲剧。我们借鉴了他的研究方法，认同了他对一些作家的基本评价，但我们始终没有认同夏先生的基本思想立场，或者我们隔过了夏先生的思想立场而用学术立场替代了他对时代的敏感性。”因此“中国大陆文学研究早就走出了王瑶时代，但完全脱开夏志清的时代还没有到来。”{42}

①⑦⑨{21} 夏志清：《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EB/OL].http：//www.yuwenwei.net/ReadNews.asp？NewsID=13140

②⑤{19}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③ 袁良骏：《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粤海风》2007年第3期。

④ “一九八三年夏我从汉城飞大陆省亲，顺便也拜访几位我曾在书里肯定其成就的作家（沈、张、师之外，还有钱锺书、吴组缃、端木蕻良）。”出处同1。

⑥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絮语》，《中国出版》1987年第7期。

⑧ 止庵：《夏志清的未竟之功》，《读书》2014年第3期。

⑩ 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

{11} C.T.Hsia ：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1917-1957）， New Heaven， Conn.：Yale UniversityPress， Inc， 1961.Preface.

{12}{13}{18}{29}{40}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荷兰莱登《通报》（Tong Pao）（1963）。

{14}{32}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 孙郁：《文学史的深与浅——兼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

{16}{22}{26}{35}{38}{3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第111页；第94页；第17页；第11页；第27-46页。

{17}{24}{28} 普实克著，李燕乔等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253页。

{20}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27}{31} 任思蕴、于颖：《一大波现代文学的老师与您谈谈夏志清，谈谈文学史》[EB/OL].http：//chuansong.me/n/955910.

2014-11-29

{30} 石剑锋：《夏志清谈中国现代文学》，载2011年10月2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33} 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34}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86-390页。

{36}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37} 陈思和：《“五四”与当代》，《笔走龙蛇》，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5页。

{41}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92頁。

{42} 谢泳：《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夏志清时代》，《现代文学的细节》，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7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Transmission on the Mainland China of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Its Misplaced Reception

Ma Chunjing

Abstract： Although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y Chih-Tsing Hsia was completed in 1961， it is not till 1979 that its translated vers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wa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efore it was transmitted to the mainland China. As an unofficial publication transmitted heterogeneously， its misreadings in its reception and selective inheritance of it as an alien resource by mainland trends in the‘re-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ieshave shown certain qualities in the changing development of researches int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ese literary histories.

Keywords： Chih-Tsing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mainland China， transmission， misreadings， re-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