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静

哭戏

拍摄周冬雨和井柏然在车里告别那场戏当晚，海拉尔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

这是场夜戏，晚上8点钟开始。它分量吃重，因为剧情进行到这一步，前头铺垫的所有情绪都要借助这一幕倾泻出来。电影开始于一场飞机大面积延误，分手数年后的二人由航空公司安排住进了同一家酒店，由此触发回忆。短暂重逢，二人很快面临再次告别，而他们都知道，别后相见已难。所以这场戏的情绪拿捏特别重要。

但周冬雨不明白，这明明是场告别的戏，她为什么得笑。刘若英给她讲，遇到这种情况，两个曾经深爱过的恋人再次相逢，一起回忆过去，一定会自问：“明明至今相爱的两个人，当初为什么会分开？”更惨痛的现实是，几天后，要分别去过各自的生活。这个时候不笑，那还能怎么样。

另有一场戏周冬雨一开始也不太明白。那一年见清进了拘留所，小晓为了瞒着见清爸爸，假称见清是因为工作忙才未回家，她代为去家里问候。周冬雨不明白，吃完饭，从见清家走出来时，为什么一出门得哭。

刘若英想起张艾嘉给自己讲戏时的方法，“90后”这一代人的经历不像从前，他们没有那么丰富的经历。刘若英只好讲起自己的经历，她说：“每次我回家看我祖母，她问我拍戏辛不辛苦，我会给她讲，保镖5个，他们都帮我弄好了，剧组都是请厨师，菜式很丰富，都讲得特别夸张。实际上坐下来吃家里那一口饭的时候，就已经想哭得不得了。”

刘若英说自己“从前也不会哭，哭戏真的是演员面对的第一道坎”。20世纪90年代，她主演了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渔》。新人刘若英哭不出来。那还是惯用滴眼药水佯哭的时代（可能现在仍是），但张艾嘉不这样，她坐下来跟刘若英聊天，直到把她“聊哭”。聊天的主题是，“刘若英，你想想自己有多惨”。

有多惨？20世纪80年代，刘若英高中毕业后去了美国加州读大学，读的是古典音乐专业。那时候的留學生比现在可苦多了，卖家具、刷盘子这些工作她都做过，最多时同时打4份工。回台湾后，她又进演艺行业，从小养育她长大的祖母约法三章，如果几年内没有进展，就离开这个行业。

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得到改善。“我记得我已经得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了，还在躲管理员交物业费，躲了半年。”那种“到底还要坚持多久”的心情被刘若英用到《后来的我们》里，成为该片除了爱情外的另一大主题：北漂。

女人四十

张艾嘉导演的电影《20，30，40》中，刘若英饰演30岁阶段的空姐想想。张艾嘉找她时，说：“你本来自己就爱写，那这个人物你来创作吧。”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后来的我们》并不是刘若英第一次以演员之外的身份参与创作。

许多人好奇，刘若英当演员和歌手都非常成功，为何要开始当导演，而且这个尝试发生在今天。残酷的现实是，女演员一过40岁，合适的剧本越来越少。刘若英从前塑造过若干深入人心的角色，一度成为她个人标签的一部分——“大龄未婚女青年代表人物”。甚至，2015年她结婚的消息传出，一些文章的标题干脆说这使得“台湾四大黄金剩女重新洗牌”。

“华语片本来就很少有超过40岁的女主角。那你怎么办？还是不能强求，没有就不演，不能因为没有，就去演烂片。”

看上去，导演是另一个选择。当导演拍戏之前，刘若英幻想，幕后工作可以不用再减肥，不用化妆弄头发，不用上那么多通告。“怎么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接受采访？”

实际上，导演的确没那么好当，从明星到导演，不是头衔的转变那么简单。从前当女明星，刘若英飞行日当天是不工作的，“下了飞机需要泡澡和运动，要消肿”。现在当导演，“觉得自己糙了很多”。“我录了180多个ID，每一个可能都很短，比如只用说：哪哪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欢迎观看……但有时候要具体到××影院的解放路分店。他们会说，导演都是这样工作的，你看人家王宝强。”王宝强也是艺人变导演，以新人身份执导了《大闹天竺》，甚至真的去现场领了“金扫帚奖”。

但是年龄非常残酷，更何况“拍戏催人老”。女演员如何面对年纪这件事？“一定会老的，要老得优雅、值得，带给你的是什么，智慧、自在。经历更多，感受更多。要对得起老这件事。你说怕不怕？怕。今年之前，别人问我什么时候最美，我都说素颜的时候。现在会说化了妆的时候。原先对素颜极有信心，今年突然觉得，素颜不能看了。”

（燕子楼下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