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陈

新婚离家 不知何日返

1934年出生的原公浦是山东掖县人，小时候亲眼目睹了战乱时老百姓所受的苦。那时的他就在想，祖国能富强起来就好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原公浦的父母虽然是普通的农民，但是他们一直供原公浦读书，直到他初中毕业。

后来，原公浦的大哥要到上海来学生意，他就跟着哥哥来了，那年他才17岁。他们到了浦东一家私营的工具厂当学徒车工。三年学徒生涯很是辛苦，那时的师傅怕徒弟学会了本事抢了自己饭碗，所以不会讲解得特别清楚，学徒能学到多少本事全凭自己观察，自己偷着练。原公浦很刻苦，下班后还独自琢磨、练习。三年后，原公浦已是四级车工了。

原公浦积极好学，业余时间就只有看书一个爱好。当时，一本《把一切献给党》是原公浦最喜爱的书。书中的吴运铎成了原公浦心中的偶像，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1956年，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原公浦所在的工具厂合并到上海汽车底盘厂。原公浦入了党，担任了团总支书记。一年后，他认识了郭福妹。比他小5岁的郭福妹是他的徒弟，是个上海姑娘。

原公浦年轻、业务水平高，对徒弟耐心教导。郭福妹对他由敬佩到爱慕，两人日久生情。郭福妹的母亲得知女儿的恋爱对象是个山东农村来的小伙子，在上海什么根基都没有，反对女儿跟原公浦谈恋爱。但是郭福妹坚信原公浦是个有为青年，而且待她细心体贴，一点没有传说中山东男人的大男子主义。

当时已经是五级车工的原公浦每月工资有75.28元，在上海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是他每月要寄20元给老家的父母。郭福妹的母亲看到了他的上进、孝顺，渐渐松口了，她也希望女儿能幸福。

1959年4月23日，原公浦和郭福妹结婚了。原公浦在上海没有房子，郭福妹的阿姨把自己住的阁楼让出来给他们当新房，自己和儿子住到了姐姐家，也就是郭福妹的母亲家里。结婚喜酒也是原公浦的岳母亲手烧的。

原公浦心里对郭福妹一家是深深的感激，他一无所有来到上海，现在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都是妻子一家给他的。同时，他对郭福妹又怀着深深的愧疚，结婚时只买了一对热水瓶，一床新床单，一个新脸盆。郭福妹却毫无怨言。

然而谁也想不到，不过三个月后，原公浦作了一个更对不起郭福妹的决定，他要去大西北工作。原本厂里有两位职工答应去的，但后来反悔了。原公浦作为团总支书记，还是上海市团代会的代表，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就到党总支报了名。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福妹的时候，她哭了。原公浦这一走，工作关系、户口都调走了，再回来不知道是何时。他们才刚结婚啊。可是，一切已成定局。

岳母知道后，大发脾气，她刚把女儿交给原公浦，他却要远走他乡。她直埋怨原公浦：“你一个人去西北，我女儿怎么办呢？”郭福妹只能劝说母亲，原公浦是为了报效国家，好青年志在四方。

这年8月，原公浦就出发离开了。离别时，面对郭福妹满脸的泪水，原公浦心里有些悲壮，他一方面不舍新婚的妻子，一方面又渴望学习英雄精神，“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希望自己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原公浦先到北京集训，在集训中被告知：到了大西北那个保密基地后，无论军官、士兵还是职工，人人都要守口如瓶。听起来这个地方太至关重要了！之后，从领导讲话中，他才知晓被选派到大西北去干的“保密工程”，原来是搞原子弹！他兴奋、激动不已。

原公浦去了甘肃大漠深处的戈壁滩，那里叫404基地。条件艰苦得不能再艰苦，可是原公浦和他的伙伴们心中都有一种荣誉感。原公浦天天钻研车工技术，学习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工作手册上记满了各种各样的草图和原理图。从此，他与原子弹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戈壁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与上海一别就是30多年。

妻子起初不知丈夫是“原三刀”

原公浦全身心扑在了学习、工作中，连每年一次的探亲假都放弃了。再见郭福妹已是两年半以后。见到长途跋涉回到上海的原公浦，郭福妹悲喜交加。然而短短不到兩周的相聚后，又将是久久的分离。“明年会回来吗？”郭福妹问。原公浦亏欠地说：“对不起，头两年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回来，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原公浦具体做些什么工作，郭福妹并不知晓，原公浦说不能讲。郭福妹知道，肯定是对国家而言很重要的事，所以她愿意为了支持丈夫，忍受相思别离之苦。

1963年2月，原公浦和郭福妹的大女儿出生了。远在戈壁滩的原公浦没有亲眼看到刚出生的女儿。他想念郭福妹，想见见女儿，他写信给郭福妹，希望她去戈壁滩，去他工作的地方。基地的领导也常常敦促有家室的工作人员，把妻子“骗”去，不要把戈壁滩说得太苦，等夫妻团聚了，大家才能安心工作。原公浦响应“号召”，他在信中说：“这里牛奶当水喝，骑着马打猎……”这些说辞是大家统一的。

郭福妹果然“上当”了，这年8月，她向单位申请把工作关系调去了原公浦那里。郭福妹知道，如果她不调动工作，不知要跟原公浦分别多久，所以她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宁可离开大上海。

可是女儿才半岁，郭福妹犹豫要不要带女儿一起去。她初为人母，还是有些担心，生怕带不好孩子。这时，母亲站出来了：“把孩子留在上海，我来带。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你们都要工作，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带？而且孩子户口留在上海，总比去那里好。”郭福妹满怀感激，跟母亲依依惜别了。她想不到，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机会在母亲身边尽孝了。

到了戈壁滩，看到原公浦住的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郭福妹哭了。这里根本不像原公浦信中说的那样，这里远比上海艰苦得多。别说牛奶了，连大米都是限量供应，他们很多时候要吃青稞、粗粮。既来之则安之，日子虽然艰苦，但终于夫妻团聚了。

原公浦每天一清早就出门了，通常到晚上7点才回家，有时甚至到半夜。郭福妹知道他的工作需要保密，所以从不细问。1964年初，原公浦每天工作的时间更长了，有时甚至出去20个小时才回来，回到家，就倒在床上。但是郭福妹知道他睡得并不安稳，半夜里还说梦话，郭福妹听不懂，但猜想是跟他的工作有关。连续三个月时间，原公浦吃不下、睡不好，身高170厘米的他瘦到只有90斤重。郭福妹担心不已，却又帮不上忙，唯有做到不给他添麻烦。那段日子郭福妹发高烧，也不敢告诉他。有一天，在上班时间，郭福妹流产了。去了基地的医院，医生让家属来签字做手术，郭福妹都没有找原公浦，她把自己的领导找来了。那天，原公浦又是直到深夜才回家。

郭福妹不知道，1964年初，中国原子弹研制生产到了最后一关。这最后一关，是要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球。铀球的生产工艺水平要求极严，不仅要求光洁度高，尺寸也不能差一丝一毫，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五分之一。在今天精密数控的机床上，完成这项任务也许算不得什么难事。而那时只有一台球面机床，刀具磨损快，常使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同时，核心部件——铀球的贵重，也增加了生产的艰难。在美国，当时一公斤铀235的价钱为1500多万美元。

关键的核心部件铀球，应由最出色的车工来加工完成。在众多的优秀车工技术选拔中，六级车工的原公浦技高一筹，被领导选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铀球主刀加工的重任落到了原公浦的肩上。他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原公浦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封闭式技术攻关，使用代用模拟部件反复进行操作训练。因此，他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苦练，他可以做到闭上眼睛都能摸到车床上的每一个手柄和加油孔的位置，一听声音就能判断出哪个齿轮出了毛病。即使在窥视窗亮度极低，且又戴着口罩和双层手套的情况下，他也能准确操作，要车几丝就是几丝，绝无半分误差。

1964年4月30日早晨，原公浦出门前对郭福妹说：“我要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你要把女儿带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话语。郭福妹早就猜到他在进行重要的工作，但没想到这工作可能让他一去不回。听到这类似遗言的话，郭福妹哭了，心也跟着悬了起来。原公浦不是吓唬郭福妹，加工铀球一旦出现差错，不但对国家而言是重大损失，他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一天，原公浦成了众人的焦点。原公浦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像登月人那样，一步一步地走上操作台。此时此刻，原公浦心里的沉重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不能有一点点失误，仅仅这份压力就能把一个正常人压垮了。他清楚，为了生产这小小的铀球，中国已经摸索了10年。

从中午一直到夜深，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数万科研人员忙了10年的成果就要在他手里泡汤;车少了，达不到标准，产生了硬化层，就加工不了了，铀球不能拿去组装，原子弹也就不能爆炸了。

原公浦全神贯注，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行第二刀，再停下来仔细测量。车完最后一刀，原公浦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瘫坐了下来。此时已是1964年5月1日凌晨，在原公浦的精心操作下，经过在场同志的协力奋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球终于诞生了。检查员报告：核心部件的精确度及尺寸等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指标。大家一拥而上，把原公浦高高地抛向空中。原公浦和他的同事们，用普通的机床，加工出高精度的产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关键的三刀，从此原公浦便获得“原三刀”的雅号。

这天，原公浦回到家，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在床上就呼呼进入梦乡了。一直没有睡着的郭福妹这才放下悬着的心。而原公浦的心呢？

这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到这时为止，原公浦一颗悬着的心，才松了下来。

退休回沪 家徒四壁

至此之后，原公浦向别人自我介绍时都会说：“我姓原，原子弹的原。”的确，他与原子弹有着不解之缘。

1965年，儿子出生了。怀孕7个多月的郭福妹独自乘了三天的火车回上海待产，而原公浦总有忙不完的工作，他之后又参与了第一颗氢弹和中子弹的制造。儿子刚满月，郭福妹担心原公浦不会照顾自己，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回到了戈壁滩。

原公浦和郭福姝的结婚照

郭福妹的父亲早在她结婚前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已经独自为她照顾大女儿，她不想再增添母亲的负担。儿子几个月大时，郭福妹就要把儿子送进了基地的托儿所。1970年，小女儿出生后，郭福妹和原公浦一边忙着工作，一边要照顾两个孩子。女儿3岁时，原公浦累得病倒了。郭福妹忍痛把小女儿送去了山东公婆家。山东农村条件艰苦，3岁的女儿已经有点懂事了，哭着不肯离开父母。可是郭福妹只能流着泪把女儿送走。直到女儿9岁时，才把她接回戈壁滩。

为了工作，原公浦付出了太多。不但要忍受儿女分离之苦，他自己的身体也受到了影响。当时，一切都在起步摸索阶段，所以对于防护工作还不够严密。原公浦接触的都是具有辐射的物体。有一段时间，原公浦觉得身体越来越弱，走路都走不动，左手的虎口还有些疼痛，他便去了基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你的虎口里有东西，我给你动个手术，帮你把虎口里的东西取走吧？”原公浦点点头。医生把原公浦左手虎口里取出的东西拿去化验，然后大吃一惊：“原师傅啊，这不是铁屑子啊，是非常毒的放射性極强的金属钚239。”钚239裂变速度快，临界密度小，要用三米厚的水泥才能挡住核辐射。而它在原公浦的体内足足呆了好几年。

如今的原公浦和郭福妹

1981年，郭福妹的母亲在上海病危，住进了医院。当时原公浦刚巧在青岛疗养，他原本就打算顺路回上海看望岳母的，接到通知就立刻赶回了上海。岳母已经有些迷迷糊糊了，看到他，居然开口说话了：“我把你女儿带大了。”说完，岳母喘着气，很痛苦的样子。原公浦听到这话，瞬间湿了眼眶，他对不起岳母，岳母为他辛苦操劳把女儿带大，而他呢？把岳母的女儿带去戈壁滩吃苦，没有让她过一天好日子。他握紧岳母的手说：“我一定把你女儿带回上海。”岳母直到去世，没有再说一句话。郭福妹远在甘肃，都赶不及回上海见母亲最后一面，只能在心中诉说对母亲的想念和亏欠。

对岳母的这句承诺，原公浦直到1994年退休后才兌现。离开上海30多年，郭福妹到上海下了火车的那一刻就哭了，可惜母亲看不到这一幕了。

基地分了一套两室的租赁房给原公浦，也就是他现在住的地方。在戈壁滩度过了最美好的青年和中年时光，回到上海的原公浦可以说是两袖清风，连在戈壁滩自己做的木头方凳都舍不得丢下，一起带回了上海。这张方凳比他的子女年岁都大，那是他青春岁月的见证。

从此以后，原公浦和郭福妹就像是所有普通退休工人一样，过起普通人的生活。只是，他们因为是在甘肃退休的，所以退休工资比上海的普通工人少了许多，连上海的医保也没有，所以他们的生活实际上要比上海的普通退休工人拮据得多。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一些小病痛都舍不得去医院治疗。他们的儿女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小女儿在他们回上海多年后，才从甘肃回到上海。

原公浦一辈子无愧于国家、无愧于自己的事业，但他愧对自己的家人。2012年，原公浦被查出已是前列腺癌症晚期。因为年岁已高，医生建议不动手术，用去势疗法。所幸，此时原公浦和郭福妹已经拿到了上海的帮困医疗卡，但医疗费用中仍需承担不低的自费比例。原公浦需要终身服药抑制癌症。起初，医生给他服用的药，每月药费需六七百元，原公浦还能勉强负担。但是半年后，他对这种药产生了抗药性。之后医生给他换了一种进口药，需自费i000多元，可是半年后他又产生了抗药性。而且，他的病情发生了“骨转移”。医生说有一种药效果非常好，每月17000元，自费得出8000多元。这么高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原公浦两夫妇的退休工资，他们一个每月2000多元，一个每月3000多元，根本负担不起。

后来，听说仁济医院有一种新药在做临床实验，需要志愿者，可以免费服用药物两年，但需要配合医院做监测。原公浦自告奋勇地报名了。两年志愿者，他的病得以控制。但往后的药怎么办呢？仁济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了解了原公浦的境遇，自己出资为他买了一种印度产的同类药物，一下就买了好几个月的量。原公浦感激不已，他后来才得知这印度产的药，每月费用也要三四千元。虽然那位年轻医生说愿意负担他今后的用药，但是原公浦拒绝了，那位医生还没成家，自己也有经济压力。

这几年来，原公浦的儿子为他买过一部分药，一些好心人也帮助过他，对于每一个帮过他的人，他都铭记在心。他说如果靠自己，他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了。只是儿女都不富裕，原公浦看着自己的退休工资，只能叹息。

曾有人问他是否会后悔当年离开上海？原公浦很认真地说，如果人生再来一次，依旧会做相同的选择。不管他现在生活如何拮据，他的身体承受怎样的病痛折磨，他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历史长卷上，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毕生难忘。原公浦总是跟年轻人说，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依旧创造了奇迹，现如今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有信念。

这份信念一直根植于原公浦的心中。最清楚他怀有这份信念的就是郭福妹，她说：“老原直到现在都会说梦话，说的都是当年工作中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