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 李 昆

（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518000）

一、方法论

案例研究的方法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可以把现象或实例和整个工业和组织环境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分析，并回答“是什么”、“怎么做”和“为什么”的问题。文章在案列分析中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调查两种手段：（1）通过定性研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中来自公司/组织内部的风险。（2）通过定量调查测试这些主要风险以及主要风险背后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和关联性。文章在第二阶段主要通过对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和相关性分析，从而论证文章提出的风险模型的有效性，并找出中国核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企业内部主要风险与主要风险背后影响因素的关系[1]。

二、定性分析与风险模型构架

（一）国际人才的缺乏是中国核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内部风险之一

（1）国际人才不足不是中国核电企业独有的问题，其广泛存在于所有中国企业中。但因为中国核电行业的特殊性，国际人才不足在中国核电企业尤为明显。

（2）外部招聘国际人才与中国核电企业的企业文化存在文化差距使外部招聘的国际人才无法发挥预期的效应。中国核电企业由于其国有体制特点，其企业文化总体上应是独有的国企文化与核安全文化相结合的一种企业文化。外部国际人才通常不能有效或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融入团队和适用这种企业文化，从而难以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3）由于核电的复杂程度和特殊性，核电企业内部培训国际人才的时间成本的比其他行业大。核电站在选址、建设、运营和维护有一系列更严格的标准和程序；核燃料的运输和核废料处理也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从一个合格的核电员工到进一步发展的成为合格核电国际人才，则需要在最初3或5年的基础上再加上2到3年。

（二）中国核电的技术因素是中国核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挑战之一

（1）相对于其他主流第三代核电技术（如EPR欧洲先进压水堆技术和AP1000非能动先进压水反应堆技术），华龙一号技术（HPR1000）作为中国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第三代核电技术在国际核电市场缺乏客户认知度。相比AP1000和EPR技术，华龙一号缺乏自己的上一代核电技术和明显的历史发展传承[2]。与其他三代核电技术（如EPR和AP1000）的拥有者西屋电气公司（WEC）和法国电力公司（EDF）和阿海珐公司相比，中国核电企业起步晚、缺乏国际核电开发经验，国际知名度和客户认知度很低。

（2）华龙一号技术暂无建成的示范项目削弱了作为新核电技术的说服力，也是该技术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障碍。相比于EPR技术和AP1000技术的中国首堆机组均开始于2009年，华龙一号技术首堆直到2014年才开始建设。这种核电技术路线选择上的游离不定，导致华龙一号技术在国内的建设滞后于EPR和AP1000技术事实，对华龙一号的技术出口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3）东道国的核电技术评估是华龙一号技术不可回避的风险，如英国的通用技术审查、欧洲核电用户要求文件（EUR）和美国核电用户要求文件（URD）等技术认证。评估过程是一个双方往复的过程——评估机构识别和提出问题，受评审者回答和解决问题，通常至少需要4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华龙一号技术在评审过程肯定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进行保障。

三、风险模型的评估与分析

（一）中国核电企业国际人才缺乏的风险模型测算

根据多元回归计算结果，国际人才缺乏风险与具体3个风险因素的相关系数别为0.463，0.723和0.542，都具备有正相关性。其中显著性统计量p值＜0.05，意味着此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各独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此外，R方（R square）和调整后的R方（Adjusted R Square）分别为0.686和0.652，这意味着这个模型可以解释问卷调查数据中65.2%的因变量。因此从p值，R方值以及调整后的R方值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

根据多元回归和相关性分析，在这3个因素与国际人才缺乏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外部招聘人才的企业文化不适用性在风险模型中具备最大的相关性系数0.723和Beta值0.561，因此这个因素在国际人才缺乏的风险上贡献最大。通过与猎头机构合作的外部招聘的确能为公司提供更广泛的国际人才库，同时减少对耗时较长的内部培训的依赖，然而，特殊的中国核电企业文化对中国核电企业有效地使用外部招聘造成了障碍。

较长的国际人才内部培训时间成为第二重要的影响因素。尽管内部培育降低了来自企业文化差异的风险，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投入。而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国际人才不足在模型中具有最低的相关性系数，但仍接近0.5且具备最大的平均值，因此认为这个因素似乎与中国核电企业国际人才缺乏相关性，但其仍然对这个模型有显著影响。此外，尽管这3个因素有不同的相关性系数和不同的贝塔（Beta）值，这3个因素的平均值都＞3，这意味着这3个因素作为中国核电企业国际人才缺乏的主要影响因素被大多数问卷调差者认可。

根据调整后的R方值可知上文所述的这3个因素/独立变量不能覆盖所有人力资源相关的可能维度。问卷调查中也收集了其他补充因素，如中国核电企业薪酬体系缺乏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内部培训项目不当，国际人才培养缺乏持续性、缺乏吸引力的人资政策等。这些补充因素也是造成中国核电企业国际人才原因，同时也对调整后R方值为65.2%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二）中国核电的技术风险模型测算

在福岛核事故后，在中国核电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对核电技术的考量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核电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核电的技术风险因素要来自这3个因素：(1）有限客户认知度；(2）缺乏实际应用；(3）东道国必要的核电技术审查。通过多元回归和相关性分析，这3个独立变量都与中国核电技术风险都有正相关性，且p值＜0.05，因此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此外，调整R方值为0.606表明这个模型中3个独立变量可以解释60.6%的因变量。

其中，东道国所要求的技术评审被认为是与中国核电技术风险最相关的因素，此项的相关性系数和Beta值都最大，分别为0.641和0.592。核电技术的评估并不是强制的，但如果要对东道国进行核电技术出口，通过必要的核电技术评估往往是核电技术出口的必要条件，而且在竞争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华龙一号技术（HPR1000）缺乏实际应用的相关系数为0.541、Beta值为0.481，是该模型中第二重要的因素。实际上，缺乏实际应用和示范电站是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普遍问题。然而，EPR和AP1000，虽然示范项目尚未完成，但都已经开始建设项目，且实际开始建设的时间远早于华龙一号技术的示范项目。相对于其他主流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示范项目启动的滞后性从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华龙一号技术缺乏实际应用的负面影响，削弱了华龙一号技术在国际核电市场的竞争力。此外，与前两个因素相比，有限的客户认知度在该模型中权重是相对薄弱的，拥有0.421相关性，3.613的平均值和最低的Beta值0.012。在调查中有11个受访者并不认为有限的客户认知度会影响华龙一号技术参与国际核电市场的竞争。

问卷调查中也收集了其他补充因素，如中国三代核电技术实际运行数据支撑、华龙一号技术的版本不统一、中国制造的认同度低等。这些补充因素的存在也对调整后R方值为60.6%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四、结束语

文章在基于实际案例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核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公司内部主要风险，形成了中国核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国际人才缺乏的风险模型和中国核电的技术风险模型，然后通过多元回归和相关性计算对两个风险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并对两个主要风险背后的因素与对应风险的相关性进行了计算和评估，为中国核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管理企业内部的风险提供更精确的信息，使企业的风险管理更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