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海峰　徐璟玮　黄俊峰

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医疗、教育、养老和环境，是改善民生工作中最直接和最基础性的方面。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中的第五条是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包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1]。这是政府层面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的指导方向，也是对现阶段人口发展趋势和现状的一种客观描述。

早在2005年，杜鹏等人曾对中国100年周期内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从2010年开始，我国将迅速进入人口老龄化高速变化时期；在2010至2032年间，老年人口（60岁以上）比例每年约增长0.5个百分点，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31%，到本世纪末会持续提高至34%左右；我国老年人数（60岁以上）的峰值将会出现在2053年，估计将近4.3亿；到2100年时，老年人口的数值将逐渐降至3.5亿。[2]2006年，李本公也出版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在该报告中也提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域趋势变化，到本世纪40年代，城市人口老龄化现象会变得尤为突出；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在2050年时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也将推进到30%以上。[3]

二.德国的退养体系及其发展

在传统意义上，德国的养老体系雏形源于家庭内部供养。在整个欧洲范围来看，德国的工业化起步相对较晚。而大家庭中的主要劳务阶层必须负责整个家庭的日常支出和照料，其中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养老和育儿。只有一些孤寡人士才需要国家或者社会的特殊扶助，并且也是最基本的生活层面。17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开展，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障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19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建立，在铁血宰相俾斯曼的政府框架下，养老体系的立法也成为了可能，并逐渐将家庭养老的旧习向着个人养老规则制定靠近。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金融危机，又让德国把之前在养老体系构建方面的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又一次将退养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政府总结了近150年以来在家庭养老与个人养老方面的一些经验，完善成了国家制定政策和主导、集体单位具体执行和运行、个人个性养老补充的“三位一体”模式。

“三位一体”的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法律制度层面。通过退休保险制度，由雇用单位基本社会保险、农业养老保险（Adl）、专技行业补贴（BSV）、艺术从业保险和公务人员保险等方面构成。第二，补充的劳动力养老保险。这笔保险费用主要由企业支付，某些特殊情况下由公共事务局（ZÖD）来支付额外的费用。第三，个人养老基金。可以通过各类针对退养人员的规定来获得优惠，主要包括基金储蓄计划，退休人员免税或者减税规则，不动产所有权。另外一种德国的退养三层区分方式，从2000年以来经常受到诟病，主要是通过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调控来计算养老阶段的经费发放；这种计算方式过于复杂，且有不少漏洞，现在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退养补贴方式。由于职业的不同，退休年龄也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导致的退休后个人税率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分以下几种关联。这种关联是基于生命表（或称死亡率表）精算得出的，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一：退休年龄与税率关系表[4]

在完善和修正职业社会保险缴纳和政府补贴制度的同时，德国对于特殊群体的退养保障也有着明确的规定。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的不同，德国很多的女性在婚后或者生育子女后会放弃工作，专注于从事家庭事务，包括抚养儿童等等。这样自然而然会导致养老金缺口的出现，被称为“性别养老金缺口”（GenderPensionGap）。德国曾经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些数据做了分析，发现德国的性别养老金缺口在2011年时就已经达到了44%，是同年OECD给出的平均值（28%）的两倍。[5]2014年的数据分析这指出了另一问题，就是新旧联邦州的性别养老金缺口很不平衡，在新的联邦州为23%，而传统的联邦州则达到了42%。[6]由于从事家庭工作的人员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工作和责任，尤其是这类女性会在退养阶段计算得出较低的收入补贴水平，因此德国政府也在退养体系中作了其他的特殊规定，包括离异女性可获得前夫很大一笔退养保险收入。2008年的《新维权法案》对其作了修正，上述的退养补贴大部分由政府承担，这也减轻了原本在常规职业中付出较多的男性的负担。不过很多家庭妇女还是因为过于信任和依赖家庭，个人并未进行补充保险，导致年老后生活窘迫。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德国联邦议会于2012年12月13日以多数票通过一项《补偿性维护》规定，并以婚姻维持的实际时间来细化政府补贴的具体额度。[7]

当然，除了传统的退养体制和缴纳规则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进行补充。比如，职业失能或者无劳动能力者的保险，大病重病特殊津贴，事故保险，鳏寡养老金与孤儿补助金等。这些特殊的费用一般也是由政府支出，当然一些慈善机构和基金会也给与了很大帮助。总之，德国的退养体系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修正，逐渐形成了一条适合该国实际情况的体系模式，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德国模式”对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启发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也经历了一些曲折，走过一些弯路。不过，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退养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这个体系在宏观上涵盖了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而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形成其特殊的模式。总体而言，我们要在资金投入和养老模式的分类管理、网络化与人工智能、特殊人群保障等方面形成智库，同时也要注意人口老龄化发展动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规律。

要对资金投入和养老模式施行分类管理。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投入一般都是政府拨款，采用粗放统计后下拨款形式，实际使用效率并不尽如人意。现今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求我们多多换位思考。对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省市地区，可以主要采用传统的政府资金投入模式；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要考虑到个性化需求，既要进行政府的公共投入，还要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两者相互结合来兴办养老机构；另一方面，通过税率调控和实际工作年限及贡献率分析，分层减轻退养人员的经济压力。同时，要逐步推广社区、家庭、个人的新型养老模式，如以房养老等方式；还可以鼓励一线城市的老年群体向三四线城市迁移，一方面可以降低退养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一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压力。

要充分利用网络化与人工智能方面的有利条件，探索新型退养方式。近十年，中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AI）、网络化等方面发展迅速。利用网络化的技术手段可以远程为退养人员提供服务，同时也给子女提供了新型的供老可能；AI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可以为失能与失智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客观上也可以为子女分担一些慰藉老人精神的内容。而“互联网+”的推广，可以解决一部分老人的日常饮食配送、基础医疗与体检、阅读和娱乐活动的体验问题。

德国对于特殊群体的关注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近年来，“二胎”放开的政策一方面解决了部分潜在劳动力缺乏问题，但是也导致很多年轻女性职业生涯提前终止。还有，最近几年不时会有一些关于年轻白领工作过于劳累导致猝死的报道，有些刚刚退养的人士因为年轻时脑力和体力超负荷支出，到了退养阶段根本无法颐养天年。这些特殊群体也应该受到关注，国家和地方也可在立法层面进一步健全和细化这类保障条款；同时，政府也要适当放开民营养老和保障范围，适当降低外资退养机构的准入门槛，对一些非趋利化的退养机构提供一定的政策保障。这样也可减轻政府的养老方面的负担，减轻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压力。

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动态研究非常重要。要关注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城镇老龄化人口和农村老龄化人口比例、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老龄化人口比例、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退养服务诉求和标准、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性别比……总之，通过统计学、环境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研究，牢牢把握人口老龄化发展动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在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同时，实实在在地改善民生，提升国民、尤其是退养人群的获得感。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D].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2]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

[3]李本公．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

[4]Steuer bei Rentenbeginn[Z].1A Krankenkassen-vergleich Schweiz 2018,abgerufen 21.März 2018.

[5]BundesministeriumfürFamilie.GenderPension Gap[D].Senioren,Frauen und Jugend,2011,abgerufen am 14.März 2017.

[6]DIW Wochenbericht 5/2017[D]∶Gender Pension Gap.

[7]Beschlussempfehlung und Bericht des Rechtsausschusses(6.Ausschuss)：zu dem Gesetzentwurf der Bundesregierung[Z].Ergänzung des$1578b BGB vom 13.Dezember 2012.